中午时分，家长们搭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来到东珠学校。有的是接送孩子，有的是把热腾腾的午饭送到校门口。大部分人都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或摩托车。少数相对富裕的人则开着汽车或面包车。
然而，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农民工或企业家，来到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制造中心东莞，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中国目前大约有1.3亿人离开家乡，出外寻找工作。直到不久前，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普遍追求还会伴随着可怕的成本。农民工只能被迫将自己的孩子留在遥远的农村。
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比较严重。香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最近在一份报告中引用的中国政府调查显示，在大约5800万名“留守儿童”中，超过半数都不在父母身边，他们与祖父母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或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但这种情况近年来一直在改变，像东珠一样的学校纷纷拔地而起，为这个新的人口群体服务。《中国劳工通讯》表示，“完整家庭单位”目前占中国所有民工人口的四分之一。经济危机暴露出了许多农民工的一个新现实：许多农民工发现，曾经年纪轻轻、无牵无挂，不管环境好坏都愿意四处寻找工作的他们，已经在新家扎下了根。
中国政府估计，在今年1月末的春节前，有2000万失业民工返回了农村。但更多人留在了打工的地方。
广东省政府的数据显示，该省1900万农民工中，大约有一半没有回家过春节。而90%的返乡民工都在2月底之前返回了广东。这些统计数据反映了许多农民工的共同决心：把迁居沿海变成一个永久行为。《中国劳工通讯》表示，在所有流动人口（通常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从没有离开东莞的计划，“表明未来将有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长大”。
东珠学校坐落在一个工厂区的中央，那里的人口几乎全部是农民工。牛山曾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但现在只有那个乡气十足的名字提醒着我们它的过去。从学校操场可以清晰地看见，在远处，一个垃圾焚化炉不断将褐色的烟雾送往天空。东莞到处都是这种满是砂砾的地区，向新来者提供重要的支持网络。新来者对它们提供的机遇很是感激。
东珠学校校长何少杰说：“如果孩子独自留在家里，农民工就不能安心工作。”东珠创办于2004年，现有2800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子女。该校一学期的学费为1000元人民币（合146美元），而精英式私立学校的学费为1万元人民币。
东莞大约有200所这类民办学校，估计容纳了700万至1000万“新东莞人”——官方对农民工在政治上正确的新称呼，而享受政府教育和医疗服务补贴的本地人只有170万。民办学校还是农民工与社会基础设施之间的一个关键纽带。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部门就业机会减少之际，这些基础设施仍在帮助农民工在中国沿海省份开创新生活。
“在东莞，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25岁的劳工维权人士黄伟木说道。黄伟木在邻省广西的一个贫穷乡村长大，曾在一间工厂“卧底”务工，收集非法用工证据，最终将该工厂送上法庭。他在去年末成了一名国家英雄。
黄伟木是第二代农民工，7年前随父亲来到珠江三角洲。但和已经返回广西的父亲不同，他不打算回乡，而是梦想与自己的朋友、来自江西的农民工袁勇（音译）创办一家零售企业。黄伟木说：“我们想自己创业。10年后，我们都将成为非常有名的商人。”黄伟木现居住在位于广东省首府广州西南的佛山市。
在东莞，范天华（音译）怀着同样宏大的商业报负。去年10月丢掉鞋厂的工作后，范天华选择了开办自己的缝鞋业务，而不是回到位于中国中部的家。这是一种抗争，但如果B计划失败了，他还有一个受到妹妹香英（音译）启发的C计划——香英放弃了在工厂的工作，转到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即使C计划失败了，他也不是很想回家。
“我不想放弃，”他说。
单靠决心无法保证所有的农民工家庭都能顺利地在广东开始新生活。
何少杰估计，东珠学校下一学年的入学率将下降5%，为该校成立以来首次下降。随着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出口较去年同期减少五分之一，会有更多父母被迫拖儿带女返回农村老家。
然而，重新去过农村生活可能会很痛苦。何少杰记得，有一位处境艰难的母亲把孩子带回了广西农村老家：那里的学校破破烂烂，照明条件很差，地面都是泥做的。何少杰说：“孩子们哭得很厉害，妈妈又把他们带回了东莞。”
这是关于全球危机对世界各地流动人口影响的系列文章中的第四篇。
译者/董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