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些社工的帮助，我们不会这么快从灾难中恢复。”从起初连什么是社工都不知道、甚至觉得社工的到来是添乱，到现在说起广元市的社工工作头头是道，四川灾区政府系统第一个社会工作站站长谭蓉的成长经历，见证了当地专业化志愿者服务与本土专门人才相衔接的过程。
今年5月12日，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社会工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学校社会工作将在利州区实现制度化。如今，外来的“社工”即便走了，谭蓉他们也不会心里没底了，“社工的精髓就是助人、自助，我们自己的社工会慢慢发展起来的”。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青基会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合作开展了抗震希望学校社工服务项目（以下简称“社工项目”）。自去年9月以来，项目已经开展了两期，来自12所高校社工系的老师和学生共计107人，为广元和德阳灾区9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千余位教师提供了直接服务，通过各类培训、社区服务、学校间教学观摩等间接受益人群预计超过10万人。
五音不全的孩子走进合唱团
社工刚到灾区时，像谭蓉一样不理解社工的大有人在。从慢慢了解，渐渐接受，到开始学习，再到不舍得离开，当地教师和外来社工的距离从远到近，直至水乳交融。
来自青岛理工大学的社工孙天娇来到广元市宝轮二小后，组建了一个名为“爱之翼”的合唱团。被选到合唱团的学生，有的五音不全，有的根本不会唱歌。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宝轮二小教师向萍说：“当时，我给孙天娇提建议了，说有几个孩子不会唱歌，不应该选择他们。”
而孙天娇并没有采纳向萍的意见。向萍说，“我当时很有点儿不服气，还抱着看她笑话的心态，心想她的合唱团肯定会搞砸了。”
一段时间后，向萍在学校中忽然听到合唱团优美的歌声，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当时就跑过去问天娇是怎么教这些孩子的”。按照向萍以往的思维习惯，她会选择那些会唱歌的、有天赋的学生进合唱团。而社工是要让所有的学生参与进来，共同发展，帮助每一名学生，使每一名学生感受到关爱。
“社工和老师的方法是不一样的，社工参与学校的服务对学校以往的教育有很大的冲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说。
宝轮二小建立了学生自助银行，学生在无人看管的摊位上购物，自己把钱币投进诚信箱，买到货物的同时，还获得了诚信……如今，利州区师生已经体验到了社会工作的功效和魅力。
一年来，利州区教学质量稳步攀升，获全市初中教学质量一等奖，有两所学校被教育部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先进集体”，3所学校和区教育局受到省级表彰。
“社工们传授的方法就是管用，换了一种视角来看学生，调皮的学生变得可爱了，我对学生的看法改变了，学生对我也亲近多了。”利州区宝轮二小苟国君老师说，社工对他教学上的帮助虽然没有直接表现在教学内容上的改进，但对其教学和教育理念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志愿者到专职社工
“我们社工也是人，也有垮的时候。在上学期服务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志愿者都感到自己已经枯竭了。这种枯竭不仅是指精力上的，还包括专业知识上的。”由一名普通的灾区大学生志愿者到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黄小娟在灾区经历了自身角色的蜕变。
汶川地震后，黄小娟和大部分志愿者一样，怀着一颗支援灾区的热心和爱心报名参加了四川抗震希望学校社工志愿服务项目。“感性的服务热情”是她开展服务工作的最主要动力。
“那个时候，工作就是生活。”她所在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驻广元市利州区东城实验学校的社会工作团队，服务工作繁重，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饭。而这在她看来并不是真正敬业的表现，是非规范化、非理性化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方式绝不是长久之计”。
在由志愿者成长为受聘用的专职社工的过程中，黄小娟一直在思考服务持续性问题。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将工作和生活分开”，并且认真考虑如何合理安排工作量、提升工作质量。
“我们不再单纯地为了奉献爱心而开展服务了，而是更多地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种职业选择。”黄小娟说，渐渐地，理性思考盖过了感性的服务热情，“社会责任成为我们工作的主要动力”。
黄小娟也遇到了不少困惑和限制。“因专业知识的不足所带来的工作限制”在她看来最要命，亟需相关培训。为促进参与“社工项目”的志愿者的专业能力成长，中国青基会联手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着重培养志愿者、社工团队的协作与配合。在四川的9支队伍以德阳市和广元市为界，形成两个相互支持的地区网络，经常性地开展社会工作的交流与合作。
在项目第二阶段的服务中，有一批刚刚毕业的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已作为项目点的专职人员，可以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了，黄小娟便是其中一员。
假小子露出了害羞的微笑
2008年10月的一天，专职社工何聪正在德阳市东汽小学校园里巡视，突然发现他的前方有两队人马在对峙，一方是20多个情绪激动的男孩，另一方是1个表情凶狠的胖女孩。这场景让刚到学校的何聪愣住了。
这个表情凶狠的胖女孩是个假小子，叫佳佳，脾气不好，只会通过欺负人或打架来与人相处。地震之后，小佳佳更是对周围人缺乏信任感，与大家相处一直不融洽。
眼看双方就要大打出手了，何聪赶紧跑上前去制止，在快速弄清原因后，他先让男孩子们离去，然后带着佳佳到“阳光小屋”——生命教育活动室进行了一次突发性单独面谈。
通过谈话，何聪发现，佳佳一切外在表现的根源是对自己缺乏正面评价的自卑，对他人缺乏信任感。于是他决定让佳佳和与她邻近的4个寝室的孩子们开展“盲行”、“信任摔倒”等小组活动。起初，总是一副严肃表情的佳佳不能和小伙伴们默契配合，尤其是在第一次背摔失误后，佳佳与伙伴们原本因为“盲行”初步建立起的信任基础产生了动摇。第二轮游戏时，佳佳的表情更严肃了，迟迟不愿再次倒下。
“佳佳，加油！佳佳，你一定能行！”为了增加佳佳的勇气，何聪让所有在场的女孩为她鼓劲儿。看到佳佳还在犹豫，何聪立刻走到她身后的队伍里伸出双手，对佳佳说：“佳佳，不要怕，何哥哥在你身后，这次一定接住你！”佳佳终于成功“倒下”，所有的孩子不由地欢呼雀跃，躺在地上的小佳佳也露出了害羞的笑容。
灾后，很多儿童都会出现类似佳佳的心理状况。东汽小学一名教师江先凤说，专职社工的工作既让他们看到社工工作的魅力，也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本土社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佳佳依然是一个成绩不太好的胖女孩，但她开始建立起自信，脸上有了笑容，不会再因为别人的一句批评就动手打人了。
“学校个案工作不同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同于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一般性说服教育工作”，在专职社工王素英看来，处理学生个案需要在老师和家长身上多做功课。而对于在地震中本身没有受伤，又没有亲朋伤亡的群体，我们的工作更多的应该是帮助他们去适应目前的生活。
“社工小信箱”得到了很多同学的青睐，他们很愿意将自己的小秘密通过写信向社工倾诉，这些小秘密有些甚至是对老师、父母、同学都不会讲的。
黄小娟介绍，社工在广元、德阳10个社工驻点学校运用专业方法，服务个案38个，举办各类培训和讲座58次、其它各项活动约46次，除“社工小信箱”外，还有“留守儿童关爱行动”、“社区公益行”、“趣味运动会”、“家长课堂”、“亲子互动”等活动。
建成一支不走的本土社工队伍
近一年来，社工积极融入当地学校，了解师生需求，以需求评估入手，创造出“以学校服务为本，以学校辐射社区”的工作模式，对学生开展了生命教育，提供学习生活所适应的团队成长服务。
然而，“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搞好本土社工培训，使社会工作与心理辅导、团队、政教工作融为一体，在实际工作中体现社工的价值。”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王思斌强调。
去年11月15日，利州区50名本土教师专程赴上海，参加为期10天的灾区本土社工培训。在利州区服务的社工们利用双休日和课余时间，对利州区当地教师开展社会工作基础知识系列培训。“我们制订的两年工作计划就是对整个项目大目标的一个分解。我们开展服务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从学校毕业的社工的就业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探索有本土特色的学校社会工作模式。”一位项目设计专家介绍。
“社工项目”的周期为3年，专职社工离开后，该项目将如何持续化？7月10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召开的社工在行动——NGO震后社工服务项目交流会上，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说，“我们正在尝试‘1＋2＋3’模式”。即由“社工项目”的参与高校定期指派一名老师到站点督导，并且每个站点有两名专职社工，受援学校至少派3名老师进驻站点。在接下去的将近两年的服务当中，“1＋2＋3”模式将形成一个团队，一同推进服务。一旦专职社工撤出，当地的教师们便成为不会离开的本土社工，继续开展服务。
“由于社会工作没有进入到政策制度层面，导致政府对社会工作制度基本没有投入。就教育系统来说，学校社会工作制度基本处于空白。”顾晓今说。而广元市利州区正是基于“将社会工作引入政策层面，让社会工作有所依附”的理念，成立了社会工作站，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有了落脚点。
谭蓉说，社会工作站刚刚成立，工作建设还很不完善，亟需专业督导老师。关于专职社工的岗位设置，由于编制原因，也未得到解决。社会工作站将在“社工项目”结束前完善各项工作，培养出本土社工，扎根利州区，服务灾后重建社会工作。
王思斌表示，还将与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受援学校校长探讨，通过在学校内部设置、转变岗位，或在学校外部成立社团的两条途径，进一步推进学校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发展本土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