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南都公益基金会办公室。一群草根NGO代表和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聚集一堂，为教改纲要建言。
在听到与会者谈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拆迁的事情时，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父母在，不远游’，而现在农民工子女的现状是‘父母打工，我留守’”。
这一次，他没提自己的新公民学校。当下，南都基金会在北京的三所新公民学校中有两所在拆迁范围之内，拆迁是迟早的事。
人们还记得2007年，徐永光和南都公益基金会雄心勃勃地宣布，将用5至10年时间，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累计投入1．5亿至2亿元，招募近3000名教师和志愿者，惠及至少5万名农民工子女。这距今只还不到3年的时间。
最喜欢新公民学校
3月25日，周四的校园一如既往的喧闹和快乐。课间十分钟，穿天蓝色运动服的王雪莹独自一个人在趴在窗边张望，操场上很热闹。女同学们三五一群地丢沙包、跳房子，没有人招呼她。
她是新同学，转到这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还不到一个月。原本就不爱说话的她没能和伙伴们熟稔，甚至除了班干部和同桌，还叫不出来其他人的名字。
这是王雪莹的第三次转学，第一次是从老家到雷桥村，然后到北马房，再到现在的魏各庄。因为转学，她记住了很多北京郊区村庄的名字。
“最喜欢新公民学校，在那呆的时间长，同学都好，有电脑课。”王雪莲说的学校就是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北马房校区，2007年9月，刚上小学四年的她参加了学校的开学庆典。她至今记着那块闪亮的写着“新公民学校”的牌子，和典礼上讲话的民政部领导。
这次转学，出乎了这个十几岁孩子的预料，她本以为可以在新公民学校里读到小学毕业，然后再回老家。她本以为“新公民学校”不是“非法办学”，就不会再像雷桥村的小学一样被强拆。
“那边（指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北马房校区）现在拆了么？”王雪莹问记者。
“还没呢。”记者告诉她。
“那还不如不转了。”她一脸的不情愿。
学生报到率不足三成
对于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北马房校区的校长沈阳来说，学校被拆，只是时间问题。从2009年7月起，他就陆陆续续地接到家长要给孩子转学的电话，渐渐地，连电话通知也没有孩子就直接不来上学了。
这些家长和王雪莹的爸妈一样，都看到了村里突然多出来的“响应腾退政策，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条幅，接到了村里要拆迁的通知。未雨绸缪，他们害怕等到学校被拆时孩子没地方上学，便趁早痛快地搬走，或回老家，或到其它不用拆迁的地方去。
2009年7月，北京市朝阳区召开“推进城乡一体化暨土地储备工作动员会”，朝阳区将启动26.2平方公里农村地区的土地储备。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北马房校区所在的北马房村正位于其中。
2009年8月，沈阳接到村委会通知，告之做好拆迁准备。年末，他又接到区里拆迁办通知：要求尽快做好“非住宅房屋土地腾退搬迁工作”。但因为一直没接到关于腾退和拆迁具体时间的通知，村里还有很多家长领着孩子继续在村里打工。为了保证这些没搬走的孩子有课上，学校必须正常授课。
“但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今年来报到的只有104个。”3月28日，沈阳接受《公益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常看着空荡荡的操场一个人难受，回想着曾经四、五百名学生奔跑、打闹的样子。
“您有什么计划么？”
“走一步看一步吧。”沈阳说他一直在关注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问题，如果学校真的被拆了，他想自己努力做关于这方面的慈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