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会议迫在眉睫。然而8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2009年第三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显示，各国的分歧并没有因会期的临近而松动。
发达国家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表现消极，甚至不愿意将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的呼声列入谈判议题。
“最大的分歧在于，谁来为过去和未来的排放承担责任？各国各自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绿色和平组织全球首席执行官Gerd Leipold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此总结谈判的困难。
2020年之前，发达国家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要减排40%，并且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400亿美元的资金，为其向低碳经济过渡提供融资。从科学依据出发，绿色和平提出了上述哥本哈根会议必须达成的目标，这些目标也符合中国一贯的减排立场。
“显然目前我们对实现哥本哈根大会的谈判进程持怀疑态度。我们需要的是，政治领导人相信科学。”Gerd Leipold不无担忧地说。
《21世纪》：以一个NGO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应该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Gerd Leipold：发达国家必须做到的义务是，到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要整体减排40%。发展中国家应该在2020年将其预期排放减少15%到30%，而且必须要得到工业化国家的支持，这些支持大部分应由工业化国家通过购买碳排放额度提供融资，每年总共需要1400亿美元。最后，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融资机制。
《21世纪》：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你所说的目标主要障碍是什么？
Gerd Leipold：主要在于政治领导人并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政治意愿，不愿听从科学家的意见。另一个障碍是强大的商业利益，比如全球的石油公司、煤炭公司，他们没有作出足够的改变，仍然竭力按照以往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
《21世纪》：在国家层面上，达成哥本哈根协议的主要争议是什么？
Gerd Leipold：最主要的一个争论是，谁来为过去以及未来的排放承担责任？各国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谁应该承担这些负担。
《21世纪》：你认为这个责任应由谁承担，需要承担的额度又是多少？
Gerd Leipold：主要应该由工业化国家提供融资，每年需要1400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寻求低碳经济的努力，这些资金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来自于碳交易市场。
《21世纪》：问题在于这些投资回报期很长，但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你认为我们现在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来支持这种短期效益低的项目？
Gerd Leipold：我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如果一件事情确实被认真对待了，政府肯定可以为其投入足够的资源和金融支持。而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将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的严重性等同对待。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我们是可以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来向低碳经济转变。
《21世纪》：但目前的谈判进程困难重重，你提出的上述目标，这一次哥本哈根会议上能够实现吗？
Gerd Leipold：我们当然相信这是必须应该达成的目标，但显然目前我们对实现哥本哈根大会的谈判进程持怀疑态度。我们需要的是，政治领导人要吸取科学告诉我们的切实教训。我们还需要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成为领导者，在减排以及向低碳经济过渡方面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