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这天，尽管是周末，但是北京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下称协作者）的王立宏还在北京一个流动人口聚居社区里忙碌着，为这些流动人口宣传法律维权知识。协作者是一家为外来工提供服务的NGO。
虽然CPI的涨幅明显影响到了王力宏的生活——衣服只买打折的，买菜开始和小贩讲价，而且，工资也没有涨，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王力宏对工作的热情，她热爱她的这第一份工作。至于CPI的高居不下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她说自己还“撑得住”。
虽然王立宏等工作人员还“撑得住”，但协作者的负责人李涛有点坐不住了，“再这么涨下去，机构必须考虑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必要的时候会启动风险发展基金”。
在社会组织领域，面对CPI的上涨，受影响最大的也许当属最基层的组织——草根NGO。不管是民政注册的还是工商注册的，虽然在项目执行层面基本没有受到影响，但在组织管理层面，记者采访的几家民非组织都表示：冲击不小。
现状：员工生活成本骤增
2008年，王立宏毕业于长沙民政学院，她的专业是社区管理专业，还没有毕业，她就来到协作者实习，实习过了半年，很顺当地留在了这个机构，目前主要负责青少年的社工服务。
王立宏住在二环内的一个大杂院里，房租一个月700块。本来要涨房租，但是由于社区阿姨的帮忙，房租没有涨，这给王立宏省了不少钱，但是伙食费还是涨了。“我们搭伙做饭，原来每个月交100元就够了，现在需要交200块。”
王立宏不愿意具体提她的工资，她告诉记者她的工资基本能保障在北京的生活。目前物价上涨的厉害，她也不敢随意乱买东西了，“必须要看清标签，东西涨的实在可怕。”
协作者平均工资在1500至2000元的水平。李涛告诉记者，其实工作人员在北京的生活压力很大，因为生活成本支出很高，抛开当前CPI的上涨，其实从去年开始，房价上涨就很明显，像我们机构租房，房租就上涨了20%。
而员工租房的费用占去工资至少40%的比例，按一个月收入2000元计算，除去800元的房租，只剩下1200元用作生活费用，一个月下来基本所剩无几。
“我们机构有给员工涨工资的打算，最低工资不能低于2000元，大概估算了一下，这样一来基本生活过得去。”李涛说。
与协作者的感受一样，北京惠泽人咨询服务中心（下称惠泽人）主任翟雁也是为人力成本的压力头疼不已。惠泽人是做志愿者培训的NGO。12月3日，翟雁跟往常一样，从一个培训会场赶往另一个培训的会场，“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个不涨的，员工一个月2000元的收入，在北京怎么生活呀？”
翟雁告诉记者，在惠泽人，员工的工资可以达到3000块，但是除去交各种保险，拿到手的也就2000多。
但是惠泽人又没有资金去给员工涨工资，目前只能靠彼此扛着。“大家愿意承担，发挥团队的力量，因为也没办法涨工资。”翟雁说，“机构的人员本来就不多，如果人少一点的话，就会干的非常辛苦。”
困难：资助方不愿支持人工费
像惠泽人和协作者等这样的NGO，主要是以服务性为主，或者是政府购买服务，或者是受一些基金会资助做项目，而这些项目主要以服务项目为主，人力成本占去很大一部分。但是这些NGO在具体运作中面临到一个问题：合作方尽量压低人力成本支出，控制在整个项目的10%以内，如此一来，靠做项目获取收入的人员工资就非常低，一旦遇到CPI上涨这种情况，就更显得雪上加霜。
协作者与一个基金会合作做培训项目，双方达成一致，基金会方面提出用5万元培训500人。协作者在做项目之前做了细致的预算设计，预算完成之后对方却提意见，要求减少人员，这样就减少人员成本支出。最后整个项目七扣八扣成了三万。
“你说这样的项目你还做不做？”李涛对对方的做法哭笑不得。“不做，可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充分地准备，组织动员工作已经完成。做，因为工作人员减少，增加很多工作量，因为做这件事情就要付出劳动时间和成本，现在把十个人的工作量转移到现有的五个工作人员身上，因为钱就这么多，你不可能雇佣更多的人员，这就让我们压力非常大。”
翟雁遇到类似的问题，有的项目不包含人员的工资，有的项目即便包含了，也是非常少的，“2000元，你能干什么？”翟雁说，而且项目一旦结束，人员的工资也就没了，需要机构拼命去做服务赚生活费。
面对CPI上涨，一方面机构的支出在增加，而在机构的收入这一块，按照资助方要求的比例，人员的工资又压的很死，还是原来的标准。“来的少，出的多，对组织的发展压力很大。”翟雁说。机构的房租水电这一块都是机构自己解决，而不是由项目承担，“项目的管理费很低，根本不够开销，只有不停地做服务，加班，赚取一些补贴。”
惠泽人主要为社区做能力建设培训，原来租房大概是180元一天，而现在大概是220元，原来一桌的餐费是800元，现在是1000元，“成本上升，我们只能降低餐饮的水准以弥补房价的支出。”翟雁说。
过去NGO做项目，往往是以基础建设和物资援助为主，主要支出是硬件，这些年NGO注重人的能力建设，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成本，因此对人员支出比例定个死标准并不实事求是。“人力支出占大部分比例，不然违背现实。”李涛说。
像惠泽人等靠做服务项目的机构，主要开销在人力成本这一块。CPI上涨意味着人力成本支出得加大。“基金会不愿意放开资源，这个是不对的，因为组织的核心是人，我们不仅仅要考虑服务人群，还有社工和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只有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才能真正把精力发挥到专业当中去。”李涛说。
李涛认为，在当前，草根没有选择的空间和权利，一些支持性的机构、基金会，没有把人员工资列入项目之中，必须要改变支持性机构的一些陈旧理念，与时俱进。
“很多人认为NGO组织管理有问题，那是因为NGO的工作压力太大，工作量太大，非人性化的管理，是因为资源掌握者为草根组织设置了种种障碍，很多东西违背现实规律，给草根组织压力。”李涛说。“没有同理心，就不能真正成为合作伙伴。”
应对：扩大筹资 建立风险基金
面对CPI持续上涨，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下称慧灵）早就感受到了，而慧灵也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建设，增强自身造血功能。慧灵是为智障人士提供服务的NGO。
“我们也在天天想扩大筹资渠道，我们手头也有好的项目，比如接待旅行社，现在有业务的时间是三分之一，能赚到20万，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剩下的三分之二的时间找旅行社，也可以赚40万。”慧灵负责人孟维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翟雁也表示，首先要开源，扩大收入，想办法让资助方增加对机构工作人员的支持。“其次，原则上不裁员，加强服务收入，做培训。”虽然收入很低，但是还是要去做，翟雁说，机构内部要集体应对CPI上涨，承担目前低薪酬的现状。
而协作者的应对方式相对成熟，除了扩大筹资渠道外，协作者还成立了自己的风险发展基金，能在机构面临危险的时候启动，李涛说，该基金自成立以来，已经启动过三次，每次都成功度过了难关。
协作者每隔两至三年做机构的战略规划，去年，协作者又做了新的战略规划，当时已经估计到物价上涨这一点。“因为去年房价上涨速度就快，给人员的压力很大，而在机构的房租支出上，去年已经做了预算调整，今年基本压力不太大。”李涛说。
李涛认为，当机构做组织规划的时候，不能光着眼于基本的服务项目，还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机构的行政预算，要做很多的预估和评估。“本来草根组织可选择的余地就小，应对的办法有两个，做好各种风险预案，使一切不可变的因素尽量在可控制当中，而且有不同的应对措施，一定要把基本的运作成本以及影响运作成本的社会性的经济型的因素考虑进去。”李涛说。
另外，“草根应该建立自己的风险发展基金，在一切项目运作过程中，如果项目有结余，呼吁基金会不要收回，既然与NGO签订契约合同，如果对方完成任务，只要不被私分掉，鼓励这部分结余留在机构作为它的持续发展基金。”李涛说，
据了解，在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中，绝大部分项目的资金结余基金会都要往回收，“我觉得很不合理，做这个项目是需要支出的，机构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个结余作为机构发展基金支持不好吗？一个机构不可能没有任何资产积累，假如没有任何积累那么连年检都过不了，这是常识性的道理，不然草根机构如何发展起来？”李涛说。
依靠项目生存不利于NGO持续性发展，“协作者从已成立就建立了风险发展基金。”李涛说，基金的来源主要是项目结余、工作人员的捐赠，“比如我去做某个项目的顾问，可是我已经有工资，那么就把当顾问所得捐赠给基金。”
最大化把减小风险，草根组织要增强风险管理能力，对未来作出预估，“不仅要注重你的服务，还要重视你的资金如何管理，保证你的资产是安全的，能在最危险的时候启动，度过难关。”李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