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北京瓷娃娃关怀协会会长王奕鸥和同事，搬离NPI北京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免费提供的办公场所，回到原来的办公室。
之前一年，从NGO组织框架，到项目运营，再到与政府及资方磨合等诸方面，瓷娃娃等6家尚未注册的草根NGO，接受了NPI的全程指导孵化，从生涩渐趋成型。
6月22日的6家NGO出壳仪式甚至吸引了来自北京市及部分区县民政局的有关负责人，他们手中握有从几万元到几十万不等的政府公共服务项目，期望在这里寻觅到可以帮助细化实施的NGO群体。
类似的场面，最近两三年频频出现在上海、深圳、成都等大城市。地方政府甚至免费拿出数千平方米办公用地，方便NPI和接受孵化的草根NGO共同办公，手把手推进。
据民政部新近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这当中还不包括众多未注册的草根社团。
“可以预见，在政府扶持下，通过公益孵化模式，NGO将要成海。”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如是说。
“瓷娃娃”和它的孵化人
6月底，北京瓷娃娃关怀协会会长王奕鸥和同事，搬离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免费提供的办公场所，回到原来的办公室。
他们的关注群体是脆骨病等罕见病种。罹患该病者，由于先天性胶原纤维病变，骨骼强度耐受力变差，严重者动辄裂骨。
瓷娃娃的发起人、27岁的会长王奕鸥是该病轻度患者，她推测，类似的患者在中国约有10万，大多尚未被政府和社会关注，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带着这些思考，她于2007年大学毕业后创立了瓷娃娃协会。当时专职人员仅两名，另一位是28岁身高不足1米的黄如方。
去年初，他们看到NPI在北京招募，并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两个年轻人带着志愿者，熬夜写成申请书。
“同时有三四十家机构提出申请。但我们觉得，瓷娃娃关注的群体，是社会暂时忽视的，对此我们不能回避。并且，他们的服务设想也很好，也有热情持续做下去，我们找不到理由不帮他们。”NPI北京办总监宋波对本报介绍。
入壳后，他们和其他5家NGO一起，入驻NPI提供的免费办公室。每次机构遇到重要项目决策乃至与政府沟通，与资方洽商等，他们都会向NPI工作人员请教。
这一年，他们收获颇丰。在NPI支持下，他们甚至在去年11月召开了首届全国脆骨病患者北京见面会。
看着瓷娃娃等机构开始独当一面，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很欣慰，这与他们助推草根NGO的初衷完全吻合。
2006年NPI在上海浦东新区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后，吕朝开始专心做起NGO的“培训学校”、“公关代理人”。他们对NGO 的支持，从物质到精神层面全面覆盖。
在地方政府及一些民间基金支持下，他们免费为这些NGO提供一年期的办公场所及设备，每月发两到三千元小额补贴。他们也负责帮助NGO理顺外部环境，“如果一个项目可行，无论他们需要资金还是人力支持，我们都会发动我们的网络资源，帮助他们”。吕朝介绍。
政府大力扶持
作为公益信息汇集地，政府对NPI是欢迎的。
也因此，NPI得以超乎预期的发展。继上海后，他们的模式在深圳、北京、成都相继开花。吕朝的团队也从初创期的一两个发展到近40人。这3年他们已成功孵化NGO几十家，另有30余家正在孵化中。
“转型期，政府需要解决的公共治理问题越来越多，但触角和人力都有限，需要草根组织。同时，登记注册短期内不可能放开，他们担心大量批准登记后失控。通过公益孵化器的平台，刚好可以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又把风险控制住。”杨团指出。
在公益界，部分先行者也开始自发朝着这个方向走。不只是NPI，公益界知名人士、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也看到发展公益中介平台的必要性。
徐永光着手搭建的平台“中国基金会中心”即将开通，将集成全国数千家公益基金会资金及项目信息，力促信息的共享和公开。
“我们想推动这若干家基金会成为若干个公益孵化器，帮助他们找到草根组织，及时把钱花出去，真正用到公益事业上，这样公益产业链就通了。”徐指出，在他们筹建过程中，得到了民政部等有关部门支持。
当然，政府的支持并非没有选择。
“一般而言，他们信任登记注册过的NGO，信誉度较高的NGO，或者由NPI等公益平台推介的草根NGO。”杨团介绍。而一些没有注册的草根组织，政府更倾向于让“NGO中介”把关。
由此，NPI遴选和把关标准变得关键。“公益、草根、初创、社会需求”，这是北大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等专家建议的入壳标准。 进一步的法律政策考虑出台
杨团介绍，汶川地震中井喷的民间慈善力量在地震过后依然得到蓬勃发展，各类NGO组织、非公募基金会数量高速增长。
可以看到，近年来，对于大量“青年人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组织开始得到认可。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在团十六大上就曾提到，“要深入研究青年自组织产生同发展的趋势，加强同青年自组织沟通联系，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对青年自组织的引导同管理，同时要主动培育同发展具有自组织特点的青年社团。”
作为诸多NGO政策制定的参与者，金锦萍直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公共服务需求骤升。政府无疑是社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但其提供的服务往往是条线的、单一的和行政的，在社区服务领域“政府失灵”问题日益显现。
“这一切，都将民间组织推到了前台。而初期通过有公信力的NGO以大代小进行孵化，也符合国情。”杨团说。
伴随各地的探索，下一步，有关部门也在考虑出台进一步的法律政策，予以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