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也和当年的中国一样，由于在环评工作上没有严格要求，政府很难控制环境破坏行为，而即使有了环评，政府迄今也未曾对一家企业做出过惩罚性措施。
一个接一个，学生们举着手提问。问题有时因过于简单引发哄堂大笑，有时则令老师们颇为尴尬，“中国这么好的环保法律，能不能管管你们在我们这的企业？”
这是9月13日，柬埔寨国家环保部大楼里的一场特殊的课堂，台下满是柬埔寨环保部官员们，台上则是来自中国环保部环评中心的技术官员们。
学生们显得足够虚心，柬埔寨环保部国务秘书Prach Sun说，“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国落实环评的方法和经验”，特别是分享中国在“矿产勘探、天然气开采、水电站开发、火力发电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环评经验。”
培训课上，虚心的柬埔寨学生们
“柬埔寨太需要中国”
柬方希望中方下到地方，到现场手把手告诉他们怎么做评估。但中方觉得太复杂，不现实。
“柬埔寨太需要中国的帮助了。”柬埔寨环保部环评局局长Push Sorithy直言，柬埔寨自1999年就颁布实施了环评法令，但由于条件所限，直到2004年才有部分建设项目开展环评工作。
与中国相比，柬埔寨环评人员和法律法规尚处起步阶段，国家环保部每年审查的项目总数极少，更遑论各省环保部门。
柬埔寨国家环评法令也规定，项目在获得审批和动工之前，必须完成环境影响评估工作，并向环保部送交环评报告书。但从2004至2009年的5年间柬埔寨约有1600个建设项目获得政府审批并动工建设，但合乎上述环评规范的建设项目只有84个。而2009年一年，柬埔寨国家环保部所做的环评不过8个，省一级的环评则更少。
这并不奇怪。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国环保部环评中心主任助理刘伟生说，“2003年，中国的环评报告书一般也只有一页半，发展几年，现在最少的也有十多页了。”
此次培训的资金支持方——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官员张杰生（Jason Tower）则希望，柬埔寨的主要投资国是中国，中方来柬培训，也更有利于中方更深入地了解这边的现状，同时，中方环评法规的框架体系和技术也都不错，有到甘肃、青海等偏远的地方培训的经验，这与柬埔寨有着较高相似度。
选择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作为合作方自有逻辑，这个成立于一战时的非政府组织，自延安时期就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友好关系，冷战期间更为启动中美对话作出了贡献，一直被视为对华友好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委员会不接受美国政府的资金，有独立的募捐渠道。”张杰生说。
正式培训前，中方两名官员专门到金边就培训内容与柬方进行了沟通，张杰生说，当时柬方提出，希望中方下到地方，到现场手把手告诉他们怎么做评估。但“中方觉得太复杂，在国内做这样的培训，一般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第一次培训就做，时间上不是特别现实”。
最终培训的内容遵照由浅入深的规律进行。前期基本以介绍中国环境管理制度及环评领域基本概念为主，但即便如此，主持培训工作的刘伟生和他的同事们还是惊讶地发现，即使是如环境容量、环境影响评价类别等基础概念，对一些受训官员来说，也是十分陌生的。
因为环评虚设，项目私自动工，柬埔寨的万古湖被黄沙堆积得只余一汪浅水。 （吕明合/图）
“柬埔寨的现在就是中国的过去”
“矿业已经在勘探阶段，却连矿业法都没有。石油气、天然气2012年就要大规模开采，指导原则还没做出来。”
对比中国老师所讲授的中国经验——繁琐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柬埔寨的学生们有着自己的一番比较，“柬埔寨的现在就是中国的过去，法律体系不完善；在公共参与的程序上问题非常大”。
他们对中国老师们的艳羡之情溢于言表，“中国每做一项环评，就有许多专业领域的人员分项进行，而柬埔寨只能由一个人负责，如何做到专业？”
更为迫切的是，“矿业已经在勘探阶段，却连矿业法都没有。石油气、天然气2012年就要大规模开采，指导原则还没做出来。”Push Sorithy几乎是在自曝家丑。
“对外资宽松的投资鼓励政策，确实可能滋长了一些情况。”柬埔寨环保部环评局局长Push Sorithy承认。柬埔寨首都金边著名的万谷湖（Boeung Kak Lake）房地产项目就是例证。这个被西方背包客比同于杭州西湖的湖泊边，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未经审慎的环评，就匆匆上马。
9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现场看到，此前照片中原本祥和宁静的偌大湖面，现在大部已被黄沙湮没，只余一汪浅水。愤怒的周边居民也因此聚集金边市政府集会，要求公司停止填湖。
柬埔寨也和当年的中国一样，由于在环评工作上没有严格要求，政府很难控制环境破坏行为，而即使有了环评，政府迄今也未曾对一家企业做出过惩罚性措施。“我们希望培养柬埔寨自己的环评技术力量，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Push Sorithy说。现实是柬埔寨目前注册的环评顾问公司有十多家，但能做项目的只有五六家，而多数技术人员经验匮乏。
“我们看到中国环保部的项目信息都公布在网络上，柬埔寨也可以学习。”参与学习的一名官员说。这几年柬埔寨在水电站建设、矿业投资、天然气及油田开采、房地产开发都有许多外国企业介入，“我们可以吸收中国的先进经验，更好地约束他们”。
“中资企业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
“这其中有真实存在的问题，亦有许多沟通不畅导致的误解。”
受训的柬埔寨学员总是习惯性将思维引向中资企业，“在外国的中国企业，是否也要遵守中国的环保法律？”“中国签订国际公约是否只适用于中国境内，是不是也可以适用于中国在外的企业？”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CDC）截至今年7月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以81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总额已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投资国。
源源不断的中资带来了欣喜，也引发了新的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郭继光曾在金边跟踪调研过中资企业，他坦陈，中资企业的确在当地遭到了部分非议，但“这其中有真实存在的问题，亦有许多沟通不畅导致的误解”。
此次参与受训的柬埔寨当地非政府组织DPA（Developmentand Partnershipin Action，以下简称DPA）矿业项目官员Thy Try表示，2个月前，来自中国的中兴能源有限公司，就因用洗矿的方法开采金矿，污染水源，影响了庄稼种植，并且与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迄今问题仍未解决。
“中国企业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表现最差的。”柬埔寨中国商会的几位副会长和多家在柬NGO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
习惯性地指责中国，或出于多种原因。一方面，普通柬埔寨人有时很难区分中国企业与华人企业。比如2004年印尼华人黄奕聪旗下的金光公司柬埔寨毁林事件，就常被视为中国企业毁林行为。而声名狼藉的万古湖填湖项目的公司，正是柬埔寨华人参议员刘明勤所属。
更重要的是，中资企业缺乏与当地NGO打交道的经验和兴趣。DPA矿业项目官员Thy Try抱怨说。他所在的这个NGO，由柬埔寨156个机构组成。与欧洲企业相比，当地NGO很难和中国企业打交道，有时根本找不到企业。比如一家叫“hai lan”的中国矿业公司，他找了半年，依然无法与之对话。
柬埔寨中国商会副会长胡金林承认，“中国的企业从来没有应对它们的经验”，一个原因是柬埔寨的体制不完善，一些NGO和独立工会领导甚至出现了黑社会化的倾向。“有些NGO甚至雇用警察来威胁企业。”柬埔寨中国商会秘书长、原云南国际公司在柬负责人孙燕黔说，“2008年，我们在建水电站时，有家叫AZ的NGO就故意把砍伐过的再生林说成我们砍的原始森林，按过去当地人砍过的木桩点数。”
“一些企业不得不养着这些NGO的头目，每个月都要给钱。”柬埔寨中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赵卫国不忿地说。
现在，中资企业亦在学着改变。以中兴能源公司为例，起初一家德国NGO与其接触遭拒，但后来该机构派出了一名中国实习生，终于取得了沟通。“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地区大国，更应作出示范。”柬埔寨当地多位受访NGO的代表一致说。
改变其实早就开始。作为地区大国，中国正考虑承担其自己的另一种责任。
今年4月初，中国环保部专门组建了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以更好地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和合作。“中国在与东盟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时，将始终把环境保护摆在重要位置。”合作中心的官员们说。“环保部国际司正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刘伟生对柬埔寨环评局局长Push Sorithy说，虽然此次培训并未纳入中国—东盟的框架内，但他回国后，将一定把柬方的意见带到，争取成立一个相对规律的交流机制。
“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今后每三个月就能举办一次，每年至少有一次全年总结性的交流活动。”柬埔寨环保部环评局局长Push Sorithy热诚地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