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整理院内的椅子，为时常要举办的一些培训做准备。
他背着“生死状”开始了中国NGO的试水之旅；他让一个要与老板同归于尽的打工者成为生活中的强者；他让饱受苦难的打工者同政府官员对话。七年过去，他的NGO试水之旅实现了异地复制和政府购买。8月北京正值桑拿天，在东城小胡同里的平房办公室，在风扇呼呼转动的声音背景中，李涛说：“如果有一天‘协作者’的人面对苦难不会流泪，需要拼命时却坐在办公室里写报告，那我会亲手解散‘协作者’。”
背着“生死状”创办NGO
1996年，李涛还是《中国妇女报》的一名记者。在一次采访中，他认识了一个打工妹，16岁的农村小姑娘从大山来到北京，不但挣钱养活自己，还养活着大山中的一家人。小姑娘的乐天和知足让李涛动容。从此，他将视角对准了打工者群体，采写了很多以“打工者”为主题的新闻稿件。
然而仅仅“关注”无助于解决打工者面临的实际问题。2003年，当NGO在中国遍地开花时，李涛也萌发了创办一个服务进城务工群体NGO的想法，很快一个名为“协作者文化发展中心”的草根NGO成立了。当时机构一分钱没有，最大的“财富”就是几个来当志愿者的朋友。面对朋友的质疑，李涛说：“能成功最好，不成功，也能留下点经验。”
“协作者”成立不久，李涛的公益之旅就迎来一个“生死”考验——非典来袭。
2003年末，北京城内人心惶惶，大街上行人寥寥。李涛和“协作者”的其他6个志愿者却没像大多数人一样待在家里。7个人经过连续3晚的讨论，决定行动起来，在危难时刻，给在京打工者群体送去预防非典的知识和卫生用品。为了怕有人“出事”给“协作者”造成麻烦，7个人每人签了一份协议，上面写着：“本人自愿参加服务工作，如本人感染非典，与协作者没有关系。”
7个人很快凑了6万多块钱，买了口罩、消毒液，印刷了防御非典手册，背着“生死状”便上路了。大家每天早上5点钟出发，深夜11点钟收工，到农民工聚集的社区宣传预防知识，发放口罩、消毒液。因为不敢回家，7个人只能挤在“协作者”位于五环外的“办公室”里打地铺。
很多社区居民最初怀疑他们是高价卖口罩的。当看到他们真的给农民工免费发放口罩、消毒液时，很多居民深受感动，也参与其中。非典期间，“协作者”共深入到60多个农民工聚居的社区，直接服务了3万多打工人员，当时接触过的社区及从农民工中建立起来的30多个骨干分子到现在都跟“协作者”保持着密切联系。
帮助打工者“自我救助”
“协作者”从创立之初就定位在帮助打工者，但是怎么帮是个大问题。
一次，“协作者”接到了一个来自浙江永康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杨志豪，打工时被机床切断3根手指，老板支付了2000块钱医药费就再不管他了。他到劳动局讨说法，劳动局说这工厂是黑工厂，让他去法院。他到法院去起诉，法院说根据程序，他得要先去劳动局仲裁。他觉得没有天理了，自己没活路了，买了汽油准备跟老板同归于尽。
杨志豪在采取行动前，无意中看到了一篇介绍“协作者”帮助打工者的报道。杨志豪突然想临死前跟“协作者”的人聊聊，他拨通了“协作者”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李涛。李涛听到了杨志豪的故事，二话没说便邮寄路费把他接到北京。
杨志豪刚来到“协作者”的那个早晨，李涛什么也没说，为他送上一杯热水，盛上一碗热饭。久违的家的感觉让杨志豪放声痛哭，压抑了太久的委屈和心酸一下子发泄了出来。李涛和“协作者”的团队帮助杨志豪找律师论证，联系媒体，做心理调适……每一项工作，李涛都要杨志豪亲自参与其中。在“协作者”的帮助下，杨志豪最终争取到了相应的赔偿。回到家乡后，杨志豪又将在这次维权过程中学习到的经验用于帮助其他打工者，陆续在老家帮助许多同样遭遇的农民工兄弟进行维权。
李涛和“协作者”在一次次的个体帮助中得出了“怎么帮”的答案，给打工者一个“家”，让无助者重新拾起希望，帮助受助者自己站立起来，最终实现助人自助以助人的目标。
“召集”国家部委一起开会
服务农民工，就要透彻地了解这个群体的情况。非典过后，“协作者”立即通过农民工关系网，在北京、重庆、珠三角地区做了农民工现况的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安全和健康亟待改善。李涛和“协作者”团体决心召开一次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和健康权益保护研讨会。
为了让政府推动农民工权益保护，李涛带着调研报告找到了国家安全生产总局，希望他们也能参加会议。一个草根NGO要召集国家部委开会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当一位副局长看到这份“有血有肉”的报告后震惊了，当即拍板同意一起举办这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患上尘肺病的矿工曹玉清面对着部委领导做了主题发言，这一天正是他的40岁生日，曹玉清说：“40岁本来正是努力工作的时候，但我却只能等国家赔偿，我不想要政府的钱，我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全家！”曹玉清的话让在场所有的官员动容，研讨会后不久，卫生部就迅速做出了反应，将职业病纳入了医疗保障行列。
两次送上门的“模式复制”
“协作者”的发展模式逐渐被政府所认可。
2007年4月，南京市政府主动联系李涛，希望其帮助在南京复制一个“协作者”。原来南京本地的流动人口群体非常大，但本地的NGO非常匮乏。初到南京时，最大的问题是当地人对社会组织的不了解。南京协作者第一次搞社区电影放映活动，结果只吸引来了一名抱着孩子的妇女。为了推广宣传，李涛带着伙伴们开始了进社区的系列活动，让南京人一点点明白了社会组织的意义。一年多后，南京“协作者”声名鹊起，各种社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不久，位列全球500强的珠海伟创力公司也找到李涛，希望在企业中复制“协作者”。李涛又带着团队来到珠海成立了珠海协作者，通过提供免费的培训，“协作者”很快赢得了工友信任，逐步实现了农民工自我管理。
被民政部门点名要求“转正”
草根NGO实现民政注册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从2003年工商注册后，李涛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协作者”会“转正”，而且是被点名“转正”。
2010年的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民政局的一位领导点名要李涛到民政局社团办为“协作者”注册。这个看似幸运的开始，并没让“协作者”轻松过关。李涛在去社团办申请注册时，社团办提出了一系列极其专业的问题。李涛一听就知道遇到了专家，凭借这些年踏踏实实的工作和不断提升的公益专业水平，李涛的回答也让对方感觉遇到了“对手”。结果3小时的“面试”意犹未尽，面试官和面试者又加上一顿午饭边吃边聊。经过民政部门多次实地调查，今年夏天“协作者”终于有了正式的身份，并实现了政府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