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局专家周红云认为，需加快相关立法，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来培育民间组织
杜珂：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一直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双重管理体制使得注册难的问题，而导致合法性不足，另一方面也由于这种合法性不足他会存在短期行为。在这方面下一步中国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周红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间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现在的所谓双重管理体制改革，这也是我们现在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
其实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会遇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当时总结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因为双重管理带来的问题，一方面要找到审批单位和主管单位，对民间组织来说注册门槛是很高的，很多组织都提到的一点就是找到主管单位所谓的婆婆，很难找到。很多的单位不愿做这个主管单位，因为不愿承担责任。因为如果做了你的主管单位，将来还要监管你，会有很多麻烦的事情会给自己带过来，所以说很多单位其实不愿做这样一个主管单位，所以他们说找婆婆很难，这样登记门槛就提高了。这一条就大大限制了很多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不能登记注册，所以没法成为一个合法的组织。所以这就是对很多民间组织生存发展来说是根本性的障碍。因为如果不是合法组织的话，以后开展活动，可能随时要被政府，哪个地方不够（就会被整改取缔），有些地方我甚至听说叫“依法取缔”。这对一个组织来说是根本性的生存环境。
还有一个方面，对一个主管单位来说，登记部门说这是一个主管单位的监管责任，主管单位说这是你登记部门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你登记注册它，所以说造成推诿扯皮。有时候社会组织遇到多重监管，一方面登记注册部门对它监管，一方面主管单位又对它监管，这种监管内容上的重复有时候束缚它的发展。
第三点还有是这种登记之前的审批流于形式，事后惩罚时又过于自由。因为登记比较简单，事后一旦出问题想取缔就取缔了，因为没有制度的保障。这也是一个困境。
第四点，还有就是干预过度和放任不管。一方面你在这儿登记注册了，凡是大事小事你都要到我这里来报到。另一方面我说的放任不管，一个说这是他的责任，另一个说这是他的责任，双方互相扯皮。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限制地域与限制竞争的并存。你在这一级登记的话你就只能在这一级行政范围之内开展活动，你要超越是不可以的，所以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民间组织的发展。那还有一个是限制竞争并存。
最后一个就叫分级登记与分级管理并存，在不同的级别登记不同的级别来管你，其实也会带来一个管理内容的重复、交叉，这些都是双重管理体制给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甚至包括生存带来的这种限制。
杜珂：一些地方上有一些改革的突破，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新意的东西可以上升为中央层面改革的东西？
周红云：在看社会组织发展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好的潮流和方向。其实我们国家在宏观上是非常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的。尤其到地方上去看，有很多地方在改善双重管理体制，还有改善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他们有很多创新的、改革的举措。
比如说，尤其是社区的社会组织，采取登记备案的这种制度。南京就是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制度的改革，就是为了突破双重管理体制的问题。同时广东深圳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时有很多举措，在公益类组织、社会服务类的这种组织，都采取备案的方式。
杜珂：十二五规划中其实有一条就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是社会管理的能力体制法律制度建设的完善，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地方这样一些的创新有没有可能上升为中央体系化的建设，或者说如果需要上升的话哪些层面需要进一步做出宏观体制的改革？
周红云：我们社会组织的立法问题。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关于民间组织本身，其实是没有母法的这样一个法律。很多国家都有一个非营利组织法，其实说的就是关于民间组织的法，但在我们国家其实是没有的。立法可能对于将来怎样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推动民间组织的发展，可能立法应该是一个方向，而且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也应该将立法提上一个议事日程，来推动民间组织的立法。
你（政府）跟他（民间组织）的合作、互补对于整个社会进步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说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第一条就是政府去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为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组织的生存，政府应该投入精力去培育社会（组织）本身。那可以看到很多地方，地方政府在培育社会组织方面有很多做法，比较流行的就是政府购买服务，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社会组织提供了政府所需要的社会也需要的公共服务的话，那政府花钱购买。因为很多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的时候不是最佳效率，因为政府是官僚体制、官僚组织，那么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可能要面临效率的问题。恰恰是这些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他有很多创新的做法，怎么去整合资源的做法，他们的效率反而是很高的。
杜珂：那就是说在这个环节上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去做运动员、政府做好裁判，做好行政监管工作，一起把这些事情做好？
周红云：政府负责任不一定代表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什么事情都要亲自操刀，很多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杜珂：你有没有跟地方政府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支持这个非营利组织，出自政府官员的典型的话，像你说的地方政府也很支持这些活动，或是举个例子？
周红云：现在大家都在讲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个政府也是很头疼。平安协会的建设， 他们这个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为什么政府支持他？现在很多维稳的事件都由这个社会组织打头阵，怎么打头阵？比如说一个地方一起械斗就要发生，平安协会去了，因为这个协会的成员是所谓的三老成员，三老成员是什么？就是老党员、老干部，可能原来在公安干的，他退休在家也没事吗，但他有专业知识，还能在平安协会起作用。他去化解矛盾，他又年龄也大了，有理有法有据的解释，跟你说这些。如果政府就不行，如果政府派个公务员跟他说，有些事情可能就没法说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