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癌症病逝，享年55岁，曾任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用行动追求宪法上的平等权
11月22日凌晨，医生拔掉呼吸机，54岁的蔡定剑与世长辞。
一家法学专业出版社已赶在三天前把蔡主编的两本学术著作样书送到他榻前；一位好友在病危通知下达后每日把他的病情信息发送给数十位法学教授；一些在中国大陆刊载法学评论的网站开始不断地发布他留存的文稿。
蔡定剑，生于1956年10月，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重要著作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他6年前辞去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副局级职位，转入大学任教，曾为一时舆论焦点。他近年在就业歧视、财政透明、公民选举、征地拆迁等公众议题上开展调研——这是他坚持宪政研究的方式。
他的名字意味着一个时代，人们只能匆匆与之告别。
“同一战壕的战友”
一年多前的例行体检，蔡定剑被查出胃癌已转移肝部，许多人并不知情。他生于江西南昌农村，高中毕业后曾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多，1975年进入军队服役达4年。“他一眼看上去让人觉得精气神很好。”蔡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同事焦洪昌说。
患病后蔡还是坚持计划中的研究项目。和很多人一样，于建嵘半年前得知蔡定剑病情，蔡抓着这位中国社科院同道的手一字一顿地开口道，“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的……”
蔡几乎不沾烟酒，行事严谨；而却恣意于江湖，好结友人。两人虽出身于不同学科，却仍可以谈到一起——他们的对话多在围绕“宪法”、“公权”这些宏大的命题。
30年来，蔡定剑一直为之忙碌。
“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法学家江平对本报记者说。江平今年在无数桃李簇拥下度过80岁大寿，祝寿者大多是他难忘的1979级学生，其中包括蔡定剑。中国几大法学院在文革过后的1977年恢复招生，23岁的蔡定剑从部队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当时的副校长江平一直称他是“79级非常优秀的学生”。
蔡的夫人刘星红是他的同班同学，她记忆中的那个蔡定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富有主见。1983年毕业后，蔡定剑进入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工作，只做了一年便想再回学校学习，于是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学研究生班，并担任陈守一教授的助理。
在1984年的《法学评论》第三期上，蔡定剑发表《浅论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特征》，这是他的第一篇核心期刊论文。初一下笔，即锁定到当时最热门的法学范畴争议，譬如“阶级性与人民性”；“自愿性与强制性”。此后三年，他发表的著述大多围绕一些大开大合的理论命题。
这和那个时代的氛围有关。刘星红回忆，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的蔡定剑向总政领导递交了请调报告，他决定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中国宪政学研究的观念分野在此后不久出现。
体制内“旋转”
1986年，蔡转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此后18年，他一直在这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研究部门工作，官至副局级。但在此期间，蔡的学术志趣更多转为实证研究。
1994年，他专程做过一项人大会议表决计票方法的研究，他提议应该重视弃权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因为这表达的是一种中立态度”。
他自己的学术立场未必站在某一方，但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中立”者。
全国人大1987年开始审议的村民自治制度相关法规，于蔡定剑的学术之路意义重大。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后不久接到的一个带小组外出工作的任务，就是调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可行性——它意味着国家高层考虑拓展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直接民主权利。
这项指示来自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
蔡定剑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地理分布，选了黑龙江、江苏和四川三个省作为调研点。
他在田间地头来往奔波。他设置的一般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最终提交的报告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好评。
1990年代末，他的这些调研经验成为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在课堂上常听到的案例。这些故事传递出蔡定剑对宪政的理解。他对制度运行的观察，也通过材料梳理融入著名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
“关于中国要建设怎样的宪政制度，学界一直处在对‘中国与世界’，‘普遍性和个性’的争鸣中。”姜明安说。蔡定剑不满足于理论演说，一直在现实中寻找真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焦洪昌则认为，此间蔡定剑一直以开放的态度与学术界各方交流，对促进体制外声音进入决策层有贡献。
刘星红记得，1990年代末，蔡定剑开始考虑弃官从教。这种在西方成熟的“旋转门”体制，在国内语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他对官位看得很轻，官位不要而从事教育，实在难能可贵。”江平说。
2003年初，蔡定剑在北大发表了一场大胆的演讲。他面对台下大学生说，是否建立选举制度与公民的素质、文化传统并没有直接联系，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制度设计上就是要看能否把选举行为与个人利益联系起来，让他们切实看到他们的投票是在决定自己的命运。
年末他终于明确调入中国政法大学。
进入舆论前线
在他的大学同事眼里，蔡定剑丝毫不像一名官员，只有从头到脚的谨慎严肃带着在机关工作多年的痕迹。
2004年之后，在许多学者觥筹交错的聚会中，蔡定剑总是更多地沉默。焦洪昌认为，蔡一方面是因为不擅场面交际——他更喜欢的是旅游、摄影，另一方面则更多是对改革持乐观态度。
在国内的媒体中，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蔡定剑和相熟的贺卫方、姜明安、于建嵘这些人走向舆论前线。他们不断对具体的社会事件发表即时评论；在转型裂变的舆论结构中输入他们认定的常识，甚至以自己公开的行为引导舆论。
“你可以说是因为话语环境改变，使他开始更多关注具体问题。”焦洪昌说。与蔡定剑多次联名发文的江平则评价，蔡定剑多是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出发，运用宪法去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至今，蔡定剑发表过关于佘祥林事件、就业歧视讨论、城管问题讨论、公务员车改、财政预算公开、拆迁安置条例违宪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评论。他的这一群体也历经沉浮。
“确实有人认为，他们可能跳出了学者的边界，甚至让自己的研究受到影响。”一位与上述四人都有密切关系的法学教授说。
“法治是一步步来的。”与蔡定剑同龄的姜明安认为，他们这一代不得不借助舆论和公众，将研究本身与实际制度相联系。“很多事情根本没有法律规定，你寄了建议信人家未必会看，我们只能去向媒体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