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一个自由画家到一所云南山区小学支教，小学的女校长对他说：“孩子们从小到大，没看过一本课外书，他们不知道白雪公主，也不知道安徒生……你能不能帮忙筹集一些，旧的也行。”他答应了。回到深圳，他在个人网站发起“麦田计划”。
一个简单的承诺，5年后，成长为一个拥有4500名志愿者，资助2892个孩子、150名代课老师，捐建13所小学、200间乡村图书室的民间助学组织。2010年10月1日，“麦田计划”正式在广东省民政厅注册成立“麦田教育基金会”，获得了合法身份。有人惊呼，“这也许是国内第一个助学草根组织能注册成为基金会！”
5年，它走过怎样的历程？
麦田被推动着发展
“我对麦田非常向往，在我心中，麦田充满希望，充满收获，我希望孩子们、资助人和志愿者都收获很多的希望。”“麦田计划”的发起人莫凡如此解释名字的来由。
出乎莫凡的意料，他发出的筹集图书的帖子很快得到回应，那是2005年6月16日。有个女孩问“能不能捐《读者》”？她叫种子(网名)，后来成了麦田的第二个志愿者，现在是“麦田基金会”秘书长。更多像种子一样的网民开始加入。“捐图书”的号召，发展成了今天“麦田8行动”之一的“麦浪行动——小图书室”。
志愿者们提出资助孩子的要求。莫凡很犹豫，“做图书馆不涉及任何资金，最多被人说贪污了几本旧书，但资助孩子没这么简单”，但最终抵不过“资助人有‘供求’和贫困地区有‘需求’的诱惑”，“麦田计划”开始了助学项目。这就是今天的“麦田行动——我要上学”。
更大的转折也很快到来。2005年10月初，莫凡发了一个帖子《篱笆墙内的孩子》，“向全球征集200位爱心人士，每人200元人民币”，希望筹建一所小学。“当时看来，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我只是想试试看。”莫凡说。没想到，帖子被推荐到网易，并被置顶。点击率很快达到20多万。“建了一个群，很快就爆满了。很多问题，我们根本没法回答，蒙掉了”。10月底，资金筹集完成；11月初，开始筹建；2006年2月16日，“麦田计划第一小学”落成。5个月不到。这后来成长为“麦田计划”的第三个项目“麦想行动——麦田学校”。
而给山区患病学童提供医疗救助的“麦言行动——关爱生命”项目，来得更为意外。一个香港的富豪慈善家，看中了“麦田计划”的LOGO，就找到了莫凡，请他做设计。“第三次见面，他拿出100万，给我做项目，甚至连收据也没要。”
资助代课老师的“麦香行动——大山脊梁”项目，来自资助人“陈生陈太”的定向资助，“麦爱行动———文具物品”则源于一个志愿者说可以捐出一批童装。
麦田几乎是被推动着发展。这股强大的力量背后，有两股不可忽略的潮流：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国人慈善意识的觉醒。
“麦田计划”于2005年6月16日发起，至2005年底，麦田的文化、制度、组织架构、8个主要项目(除了上面介绍的6个，还有“麦风行动——第二课堂”和“麦青行动——感动之旅”)已基本完善。至2010年6月16日，5年间，麦田志愿者的足迹遍布了四川、云南、新疆等10多个省和自治区，麦田全国城市联展358站，高校联展211站，全国赈灾活动 60次，《麦客旅途》报告会58次。
“做麦田的很多原则、理念一开始就有，唯一没想到的是麦田的发展速度和后来对我人生的改变。”莫凡说。
“我们欢迎监管，越公开越好”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麦田计划是个“没有身份的孩子”，用官方语言来说，就是“非法民间组织”。
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中国对非营利性组织实行的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体制。而困难在于要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也即“挂靠部门”，由于相关法规只是划定了业务主管单位的范围却未明确规定其义务，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相关部门一般不愿意接这些“烫手山芋”。即使接收了，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也难免进行控制和干预。
“没有身份”，意味着不能合法接收资金。而截至2010年4月30日，麦田计划为山区教育募捐了总计约983万元，经手这么大笔的资金，其中风险可想而知。
实际上，许多民间慈善组织出事，都是财务出了问题。这让人不禁担心，有严格的审计、监管尚且出事，没有监管的草根NGO如何能信？
“一个民间组织，如果能做5年，依然健康发展，它的财务都不会有很大问题。有的话，走不了那么远的。”莫凡说，“每笔收入支出都尽量做到透明，有网络，这并不困难。”
麦田会员捐助、基金会委托和企业捐赠是麦田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钱从资助人到受助人，是这样的流程：资助人把钱通过银行直接汇款到麦田唯一账户(不接受任何现金捐赠)，再由麦田账户支出给各个定向项目，分社负责具体派发、追踪监管并把信息反馈给总社。
至于如何保证麦田账户的安全，“麦田基金会”秘书长种子说，“账户是以我的名字开户，存折和银行卡由莫凡保管，用于支付的U盾由财务保管。就是说，我知道密码，但没有卡；莫凡有卡，但没有密码；财务转款，我们可以查款。”
而对于奖金的发放，即资金如何落实到每一个受助人手里，麦田是通过志愿者走访来保证。以助学为例，资金派发一年两次，由麦田志愿者亲自走访派发，派发时必须有校方、家长和孩子同时在场，由孩子签名并拍照存档。
除了财务公开透明外，莫凡还在2009年自资3万元成立“麦田保证金”，如发生麦田计划资助款项被挪用或去向不明，将由这笔资金垫付或自偿。“可能因为没有国家监管，所以在财务和管理方面，要对自己更严格。”莫凡说。
注册之前，麦田就邀请过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但大多时候都被拒绝。“因为助学的财务审核很麻烦，很多是白条，即没有发票。比如钱发到小孩手里，哪来发票呢？”成功注册基金会后，“终于有审计、监管了。”“我们欢迎监管，越公开越好。这样才能安全，麦田才能走得更远。”
正聊着，莫凡突然反问，“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一些民间组织的财务能出问题？”
从“黑户”到“有身份的孩子”
“没有名分，辛酸总是有的。”麦田最初的5个志愿者之一的水瓶说。5年中，麦田面对了数不清的质疑和拒绝。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麦田也不能接收“行政经费”，就是说，麦田接收的资助资金，百分之百地用到了受助人身上，而使用过程产生的费用，都由志愿者来承担。莫凡说这几年已经花进去几十万，其他的麦田志愿者也花进去不少。而由于没有“行政经费”，麦田没法组建专职管理团队。“从麦田的募捐能力计算，能资助1万个孩子，但我们现在大概资助3000个孩子，因为管理跟不上。”莫凡说。
在过去的5年，麦田一直在寻求“合法”。
与国内著名基金会合作，借用它们的账户，是不少草根民间组织的折中之举。“比如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收钱就合法了，但花钱的时候必须经他们同意，还要交5%～10%的管理费。”北京一个民间助学组织的负责人说，“而且进去之后很多事都要听他们的。”
但在麦田的初级阶段，莫凡是主动找过一些著名基金会的。“我给他们打电话，几乎所有接电话的人都反问，‘我们凭什么跟你合作？’这个问题我确实没办法回答。”
到了2009年，麦田4周年前后，很多基金会却主动找上门来了，希望麦田能挂靠他们下面。“他们也需要一些好的项目和成绩。”莫凡说。是否与基金会合作，在麦田内部起了争议。最后，“为了保留自由度”，麦田拒绝了这些好意。
所有人都没想到，麦田的身份突然就有了。“麦田注册成功，首先归功于广东省政府的超前意识。”莫凡感慨。
2009年12月21日，广东省印发《广东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以前要求的“业务主管单位”变成了“业务指导单位”，并降低了注册门槛，简化了注册程序。这就意味着不再需要找一个挂靠部门。
“准备材料，提交申请，两个多月就批下来了。”莫凡强调：“完全按程序走，没有任何奥妙。”“但也可能跟麦田做出了成绩，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有关，同时也得到一些非政府专业人士的指导。”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说，据他所知，新规出来后，除了麦田计划，还有两个民间组织获准注册——“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和“华南和谐社区发展中心”。
“广东是最早在行业协会进行无业务主管单位试点的。尽管一开始遇到一些小问题，但运行起来之后，这种模式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现在广东将之进一步推广，很值得关注。对全国而言，广东也是一个试点。如果这种模式可行，在未来这会是一种趋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
而据《海南日报》2010年9月12日报道，海南省民政厅专门组织考察团赴广东学习取经，拟改革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放宽登记条件。并草拟了《关于改革创新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
对于更多仍无身份的草根NGO来说，这种趋势无疑值得期待。
是否存在“麦田模式”
“麦田走到今天，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没有困难。”莫凡和种子都这样回答。我一时语塞，采访一下子有点难以为继。他们连忙解释，麦田遇到的困难，是每一个民间组织都会遇到的，“就像一个国家，大家都穷，就没有穷的概念了。”
“而成功的感受比困难的感受大太多，困难就忽略掉了。”莫凡笑着说。
在麦田，最常看到的一句话是，“谢谢孩子们，给了我们一个表达爱的机会！”对于慈善，我们通常想到的是“给予”。但在麦田，看到了另一种公益理念。麦田的文化是：表达爱，奉献爱，分享爱，感受爱，传播爱。
“传播爱”，莫凡解释，“中国从来主张‘做好事不留名’，但我主张‘做好事要留名’。除了鼓励自己，更重要的是为别人树立榜样，号召更多人加入爱心助学行列。”所以在许多没有身份的组织保持低调以策安全时，麦田却高调地接受媒体采访，在全国各城市、高校联展，做报告。至2010年6月16日，对于“麦田计划”，电视报道 60次，报纸报道 198 次，杂志报道 25 次。
麦田有自己的LOGO、口号，还有“麦田之歌”，麦田的志愿者叫“麦客”，“麦客”有统一的麦服、麦帽和徽章，甚至麦客手上的红手绳，麦田的标准动作……没有一项不是独创。
你认为存在“麦田模式”吗？“一定存在。”莫凡回答，“很多机构在学习‘麦田模式’，有些连文字都学得一模一样。”
“可以这样说吧，”一直与麦田计划保持联系的朱健刚老师说，“这种模式比较难推广，莫凡那种艺术家的创造力、想象力难以复制。但麦田计划的文化、符号、文字，包括管理方式等都可推广。”
麦田实行总社-分社的管理架构。总社包括管理团队、总召集人、智库团队(筹谋划策，决定麦田发展方向)和职能部门，除了智库团队外，分社复制了总社的管理架构，等于一个“大麦田”带着很多“小麦田”。活动主要由分社开展，“主要是志愿者提出项目，经过分社管理团队审核，再确定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去组织开展，我们提供协助。”麦田佛山分社的召集人阿忠介绍，他也是麦田的第一批志愿者。麦田有很详尽的志愿者管理条例，但阿忠说，“实际上，制度、规则在民间组织很难实施。理念统一的自然会留下来，不统一的我们也会劝他离开。”莫凡说，“下到分社，听到志愿者反映最多的是麦田的认同感。”
理念，认同感，这或许是麦田最吸引人之处。但种子指出：“以前的麦田更多是道德约束，但成立基金会之后，更多的是要法律约束。”
麦田向规范化转变，已经在进行：对志愿者进行编号，确定下一个5年从简单助学转向深度助学，等等。
对于接下来麦田教育基金会发展的重点，莫凡和种子亦指向同样的方向：组建专职管理团队，完善财务核算。
对此，朱健刚老师也给出专业意见：“一是不要盲目，而是有序扩大；二是加强志愿者培训，保证核心成员提升自己的能力。”
种子说，麦田计划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做一个基金会，要从头来过。莫凡说，我不觉得这是转型，只是要更专业。
或许定位不同，但他们都是希望麦田能走得更远。对于未来，莫凡说希望有一天基金会不再需要他，他可以继续追逐自己的艺术家梦想。而种子说，如果不是麦田不需要她，她会一直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