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了近15年后，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的轮廓渐渐清晰，并于近几年成为国内众多公益性小额贷款机构取经的样本。
2000年前后，该协会也曾因管理混乱、贷款回收困难而一度停止了小额信贷服务。在借鉴企业的管理办法大刀阔斧地改革之后，协会于2004年重新起步，并逐渐摸索出一套成功的商业模式。
“要解决农村发展问题，金融和组织一个都不能偏废。”协会从2005年开始了探索分散小农的有效组织模式建立———农村资金互助社（村基金），吸引农民入股，并让他们自己来公推直选管理人员。
协会丁字桥分会正在进行一场乡镇层面的农民产业和金融互助实验。用产权合作的机制，协会在这里渐渐和农民互助组织合为一体，仪陇乡协的理想正慢慢变成现实。
面向穷人的钱
9 月22日，中秋节。想开一个茶楼的战斗村村民邓碧秀，只凭一张身份证，就到镇上的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以下称仪陇乡协）复兴分会取回了5000元钱贷款。合同约定，她要在一年内24次连本带息还清5500元，否则将影响她以后的续借。与到银行不同的是，她没有提供任何抵押。
4天前，邓碧秀向复兴分会提出了贷款申请，出纳谭显秀很快到她家里去做了调查。邓家拥有一套150平方米价值20万元的房产，一辆价值5000元的摩托车，丈夫在深圳务工，儿子还在读小学，一年开支大概在15000元。
谭显秀回来后和分会的主任、会计3人合议，一致同意了邓碧秀这笔贷款。谭显秀把邓碧秀等客户的调查资料都输入电脑，每3个月更新一次，这样每个家庭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都跟踪得清清楚楚。
和邓碧秀一样，8月份，有110多户人家向仪陇乡协复兴分会申请并得到了贷款。这些贷款分为农业、农业加经营混业、小工商业3种，最高贷款额分别为 3000、5000和7000元。在复兴分会1051个客户中，80%申请的是农业加混业和小工商业贷款。他们中大量的客户都是多年长期在协会贷款的农民，目前这些有经营能力的客户已成为复兴分会的主体。
小额信贷在2004年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有提及。2008年，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种金融机构被银监会在全国推广。即便如此，有幸贷到款用于脱贫的人仍极为有限，央行的调查发现，农户的贷款需求覆盖面仅有17%-33%.
仪陇乡协等机构力求解决的问题是：农村有大量需要资金的人，但正规商业金融机构却难以向这部分人群放贷，协会秘书长高向军称之为“穿皮鞋的难以为打光脚的服务”。
李文芹的故事更能说明小额贷款对于“光脚者”的巨大意义。李是陕西省西乡县一个穷苦人，9月16日，当她站到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的领奖台上，怎么也忘不了“不需要任何抵押就拿到3000块贷款的那一刻”。
李文芹回忆中的日子是灰色的：5年前，丈夫在镇上打短工，一天只挣8块钱；她在家里种地、养猪养鸡，平时再捡捡破烂，才勉强够一家5口的温饱和孩子的学费。 2006年，弟弟罹患白血病，她想承包村上的茶园增加家里的收入，但跑了所有的亲戚只借到1000多块钱，承包茶园还需要3000块钱。
这时，西乡县妇女发展协会正在村里给妇女开培训会，告诉她们如何不用抵押、只要3-5个妇女组成一个小组联保，就可从协会得到3000-5000元不等的贷款。而利息比银行、信用社的还要低一些，第一次贷款年息11.7%，第二次贷款就可以优惠到10.8%.贷款3个月还一次一年内还清，还清后第二年继续贷款可以增加1000元的额度，但总额不超过5000元。
李文芹很快拿到了贷款，她承包下茶园，精心管理，妇女发展协会也请来技术员给村里的茶农做种植指导。一年后，李文芹的茶园长势看好；2007年，她又申请到第二笔贷款4000元，又多承包了40亩茶园。到2008年，50亩茶园可以收获了，她第三次申请到5000元贷款，加上亲友凑的1万元，她开了茶叶加工厂，获利10多万元。
邓碧秀和李文芹两个贫困地区的妇女，依靠仪陇乡协、西乡妇协之类的组织，获得了脱离贫困的机会。可是，这些能够为穷人带来希望的机构却在萎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参照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农村建立的300多家扶贫性公益小额贷款机构，只剩下100多家依赖最初国际援助机构留下的资金维持运转。
曾经的挫败
做人德仁为先，谋事规则至上———复兴分会的墙上贴着仪陇乡协的格言。协会秘书长高向军常常觉得身上有两重角色在打架：身为扶贫的N G O组织的使命、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商业本能。
“你们开银行的多赚钱啊！”遇到这种误解，她无从解释，直到有一天她接触到“社会企业”的概念。
“我曾经失败过，所以更明白小额贷款不能凭感性来运作。”仪陇乡协已进入良性循环，高向军却难忘1998年到2004年机构瘫痪的那段低谷。她有些担心的是，国内现存的100多家公益小贷机构，内部管理多与她失败时的状况类似。
协会会议室的墙上挂着高向军第三次去孟加拉时的照片，她一头长发靠在尤努斯教授的身边，眼睛里闪烁着希望。
1995 年，仪陇乡协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 N D P）的小额贷款项目起步，作为县级干部的高向军带队执行。1996年，她到孟加拉走马观花式地考察了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又去晏阳初学院学习了乡村发展理论，回来就照葫芦画瓢地开始实践。1998年，U N D P项目结束，七八千农户仍在贷款中滚动，仪陇乡协转型为一个独立的N G O.
此时，协会的U N D P拨款和银行贷款一共800万都已在农民手中滚动，由于经营管理核算体系的缺失，收的利息、本金、农户强制性存款、机构的开支等全部混在一锅粥的账本里，盈亏无法统计，难于进行经营管理、风险管理和正常的绩效管理。
“账上显示一个农民借了2000块钱，可下去一问，说早还完了。”高向军惊觉几乎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自己像是被分支机构“绑架”了：客户资料都是分支机构做的，拿上来她就得批，因为无法一一核实；50多个信贷员按放贷客户数量提成，但还款风险却全由她承担。于是，信贷员在下面盲目放贷，甚至作假提成。
钱洒在村子里收不回来，高向军自杀的心都有了。1998年，她再赴孟加拉学习小额贷款机构的管理，并于1999年停止放贷。但她不甘心认输，去找 U N D P评理，说你们给了我们项目却没有给项目的管理，责任应该是你们的。U N D P后来就又给了她一个新项目，并请了专家来指导。
2001年到2003年，专家给协会开发了信息系统，建立了财务系统。为了找到成功的管理模式，高向军也于2002年第三次赴孟加拉系统地学习小额信贷管理，并转道蒙古国的小额信贷机构哈斯银行（XA C Bank）取经。
哈斯银行的股份管理、岗位设置和个贷模式给了高向军很多提示。她开始明确小额信贷应该是企业管理而不是公益管理，应该有市场调研和分析，在认识客户的基础上来建立内部的管理系统和商业计划。
这个转身为仪陇乡协带来的惊喜是，去年，他们有了1570万的信贷规模，今年1-8月份已发放贷款1076万，有效贷款笔数3297笔，净利润率5%、有 35万多，准时还贷率97.86%，风险率1.99%.“这说明我们在为穷人服务的情况下实现了自身可持续。”高向军说。
钱，需要更多的钱
2004年，仪陇乡协启动改革。高向军抱定这样几个关键问题去设计组织架构：给农民的贷款能否便捷地帮助到穷人？这些贷款没有担保抵押机构如何降低风险？大量的员工都在村子里，机构如何对他形成激励，扩大覆盖面？
农民的小额贷款常常几天就要到款，总部又无法核查，所以必须要将贷款审批权和经营权下放到各个分支机构，分支机构变为营业所做信贷经营，管理层设在总部做信贷监管，把经营和监管分立。贷款审批也交由营业所的3个工作人员集体决定。这正如邓碧秀申领到贷款的情形一样。
协会的每个营业所以股份为基础独立核算，各个岗位按企业的治理结构划分权责，建立与岗位挂钩的风险股本，各个营业所的主任两万、出纳和会计各一万、协会监管岗位两万进入股本金，协会给每个营业所投资20万加上员工按岗位投资的股本金作为该营业所的股本金，协会按1：1的比例给各个岗位进行配股，进入小额信贷业务的经营和核算，年底工作人员按股本金加配股分红，风险只按股本金扣除。
取消联保采用个人贷款之后，协会采用国际小额信贷标准的账龄风险管理系统来降低机构风险。农民30天没有还款，机构在利息里提该农民贷款10%的准备金；30-60天没还，提25 %；6 0 - 9 0天没还，提 50%，以此类推直到120天以上提取100%的全额风险准备金。应用这样的风险管理机制，基本上实现了信贷资金风险的排除，机构的本金在这种机制下是保全经营的。
2007 年，仪陇乡协开始盈利了。为测试在新区域开新的营业所多长时间可以自负盈亏，协会在2006年和2007年各新建了一个营业所，一年就实现了盈亏平衡；而为了检验一个营业所是否存在假账，2007年协会又撤消了一个营业所，结果贷款全部回来了。至此，高向军才感觉协会的小额信贷成功了。
这一年，高向军从印度请来一家全球知名的小额贷款评估机构，让这个机构给乡协的管理做评估，来访者的专业性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更明白了乡协一定要精细化管理才能成功。
评估机构给了协会的管理及格线以上的分数，但指出协会全体工作人员都用手工账管理，客户和财务信息都没有进信息系统，埋下了极大的风险，必须改进为电算化管理。评估机构离开后，高向军把所有工作人员送去电脑学校培训，学不会不准上岗。
乡协的成功带来的是农民更大的需求。2005年，农民排队在营业所等着收回来的钱放贷，高向军把自己的3套房子卖了15万元放到营业所，结果像“化到海里去了”似的。
钱，需要更多的钱，可是融资的制度瓶颈却扼住了喉咙，这并非仪陇乡协独自遇到的难题。
9月15日，友成基金会与尤努斯的格莱珉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协议，在两者共同开发的支持性平台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缓解小额信贷机构融资问题的友成普融公司诞生了。
仪陇乡协与另一个来自陕西的机构与友成普融签署了融资合作协议，各自得到了100万元的融资，但他们却是以“给予、借贷和信贷资产转让”3种不同方式。“这 3种融资方式的试验，是想看看哪一种更适用于小额信贷的支持平台，能帮助机构吸引到市场上更多资金的注入，以及能比较好地配合机构的管理和运行。”友成普融公司副董事长查竞传说。
友成普融希望找到一套商业化的小额信贷支持模式，增加公益小贷机构的募资渠道，同时也利用信托机构的参与解决监管缺位的问题。
将经验复制给“村基金”
在友成的钱到来之前，仪陇乡协除了高向军卖房子的钱之外，必须有更好的路径。数年前，国家开始尝试包括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内的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到2009 年底，国家扶贫办系统已在全国9000多个村建立起村基金，投入资金总额达到了17个亿。2005年，高向军就开始关注扶持村基金，现在，他们在仪陇县做了22个村。
在高向军看来，协会依托村基金批发贷款，可以有效地在农村拓展扶贫小额贷款的覆盖面，更有利于降低传统小额贷款的风险。
2005年仪陇搞新农村建设，县里投了数百万到复兴镇万兴村发展果园和兔产业。150多亩的柑橘树种下去却不挂果，种兔发下去农民养了3年却是亏的。村民见到县级干部的车就拦车上访，县乡干部都不敢到这个村子去做工作。
县委书记让高向军去万兴村做合作社试试，她就带着协会工作人员逐个村组地去和农民谈，发现搞果园农民却不懂管护，养兔子农民连公母都分不清。
“农民没有技术体系，关键是因为缺乏组织。而农业越来越不赚钱，也是因为缺乏生产合作和购销联合的农民无法进入大市场。而在农村搞生产合作和购销联合，又必须要有金融合作。”高向军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个道理，村民们都能接受。
2006年9月，万兴村扶贫互助社在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的帮助下成立。在互助社的产业联合上，协会把村民按果园种植和养兔等产业组成产购销小组，再组织县里的技术员下去给农民培训。互助社代表批量生产的农户出去与市场谈判，就可以争取到保护价以增加利润。
赚到钱的村民拿出了自己的钱，以1000元一股、每户不超过两股的方式，成立了依托于互助社的村基金。他们募集了7.8万元股本，政府再按每户1：1的比例给村民配股7.8万元，加上给39个贫困户配股的3.9万，村基金一共筹集股本金19万多元。万兴村227户村民有154户入股，还有年度分红。
胡泽琼，万兴村民，2006年在3-5个入股村民的担保下，她从村基金得到了贷款，接下来的几年，每年都可以从这里得到几千元的贷款用于购买开作坊的小车和烤箱，这无疑加快了她脱贫的步伐。
高向军把协会的小额信贷业务管理模式引入村基金。她指导农民公推直选自己的互助社管理人员，并由协会来做监管和培训，这些做法都和扶贫办试验的村基金有所不同。
县里的干部那几年不理解，质问协会：“做扶贫为什么还收那么高的利息？政府配了一半财政资金，村基金的所有权怎么能就这样转移给农民了？为什么不让村干部来管理？”
“公共资金只是用于撬动农民入股，他加入进来可以享受股权分配，但农民退股只能退自己那份，这样既使财政资金并没有流失，又可以推动农民往一起走。”高向军告诉给县干部。
选管理人员的方式是当时冲突最大的，因为协会明确规定村干部不能参与互助社的管理。“村两委是做公共管理的，经营管理不应该由村干部来干，这样才不至于公共建设缺钱时村干部挪用这笔钱。”高向军推行的这个规则，用了两年时间才让当地的干部接受。
丁字桥的未来
9月23日，位于镇上的仪陇乡协丁字桥分会又迎来了村民3天一次的赶集。6个村级互助社的主任和还款贷款的村民都爱在赶集的日子到丁字桥营业所来聚聚。村基金的收放贷业务由分会托管，村民到这里来办申请和还贷手续，再到村基金管理人员处取贷和还贷。
拱桥村6月份已经在丁字桥分会的推动下建起了互助社，重点发展兔产业，互助小组组长聂云霞动员了8户村里的妇女跟她学养兔，过去在山西太原务工的村民林科华也于去年底回村，成了养兔大户。
镇上成立了养兔产业管委会，过去养兔子怕没人来收，现在管委会一个月两次到拱桥村来收兔子。价格也由原来的7.5元一斤涨到现在的8.5元，林科华一年下来能有四五千元的净收入。兔业管委会的3个技术员由协会出资送去四川企业“大邑兔王”培训，学成归来将给林科华们传授更好的技术。
在村里都建立互助社，这是丁字桥镇今年在仪陇乡协推动下开始的一项更有意义的实验。
协会的一个突破是，今年10月之后，6个村级互助社选出来的代表、技术人员和公选的执行干事共11人将在乡镇一级新建一个互助社联合会。
联合会负责全乡镇的生产合作和购销联合，将推动村级互助社成立乡镇一级的小家禽、兔业、果树、蔬菜等产业管委会，如兔业管委会需要每个月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学习防疫、饲养管理技术和配种，把散户的兔子组织起来成批销售。
联合会还有对应村基金的资金互助功能，“但这部分比较专业，农民管不好，”就将仪陇乡村发展协会丁字桥分会吸纳为联合会的信贷部来经营，丁字桥分会按1：1的比例给入股村基金的农户配股分红，同时仍旧指导和监管6个村基金的经营。
高向军希望以这种方式来建立乡镇一级的农民合作组织，村级互助社以为体量太小常常难以真正对接政府和市场。“村基金可以村内循环，但是和社会的交流太少。”她去台湾看农协和农村的产销班，回来就想做自下而上的农民自己的乡镇合作社。
联合会需要的资金造血通过与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的股权分配来实现，这个股权分配机制是：丁字桥镇6个村基金每个村投入1万元股本，6个村就是6万；协会丁字桥分会的工作人员投入4万；协会再投入20万并按1：1给村基金和分会工作人员配股，这样村基金、分会工作人员和协会的股份就变为12万、8万和10万。
这30万资金由分会工作人员做小额信贷运营，村基金不承担风险只分红，作为村级合作社的支持经费。而其中仪陇乡协给村基金配的6万股份的分红就作为联合会的支持基金。
这是高向军理想中的N G O和农民合作社的合体，“协会和村基金的股份揉在一起，农民和协会就变成一体的了。不是缺他们那点钱，是要用这种资产合作的方式把农户带进我们的组织”。
明年，仪陇乡协就将用上格莱珉基金会开发的一套信息软件系统；建立在农户家庭财务年表基础上的社会效益评估机制也将初现眉目。协会还将继续做首个吃螃蟹者，并努力将成功模式向其他小贷机构推广。
“社会企业有两个目标，发现社会问题解决它是一个目标，但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你自己要能生存。”高向军发现小额信贷的魔力，除了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了农民自己，也逼得机构无法再按纯公益或政府包养的方式来扶贫，而必须要按市场的方式来经营和帮助农民转型。
公益“小贷” 春天何处
中国每天支出不到1美元的低收入人口有1.3亿，其中绝大部分是分布在农村。而中国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等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的2/3约4.8亿人还无法接触到正规的小额信贷，2000多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网点，农村信贷的满足率仅有17%-33%，有的地方农户贷款需求却高达89%.
从2000年起，以扶贫为主的中国小额信贷开始突破半官方和民间的身份，先是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逐步进入和成为小额信贷的主力军，后是民营和海外资本在中央监管部门的鼓励下进入市场，尝试商业性小额信贷的开拓。
1999-2000 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支持农信社发放小额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2006年前后邮储行正式成立，2007年正式启动农村小额贷款作为主要业务。2009 年，中国农业银行的改制也正式启动，到今年该行已经上市，并专门成立了经营小额信贷业务的三农事业部。
2005年央行推动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5省开展了7个只贷不存的民营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2006年末银监会放宽了金融机构准入的门槛，推出建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3种新型金融机构试点的“新政”，并于2008年推广到全国31个省市区，同时规定“至少运营3年”并“连续两年实现盈利”的小贷公司可以转制成村镇银行。
但10余年来，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却不尽人意。
1994年，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向孟加拉的尤努斯教授借得第一笔经费，在河北易县成立了“扶贫经济合作社”，将尤努斯开创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引进中国乡村进行试点。2006年，尤努斯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无须抵押、五户联保、分期还款等也已在我国孕育出一批类似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
而今天，作为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理事长的杜晓山有些无奈地看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先后出现的300 多家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目前仍然存活的只剩100多家，且多依赖最初10年国际援助机构留下的资金维持。其中，只有二三十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真正能自负盈亏的只有十多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年提升，外来的资金渠道也逐年缩减。
发展较为成熟的扶贫经济合作社，也自2003年后就缺少了新的资金来源，1500万元的总资金已维持了10年。杜晓山指出，虽然机构的可持续性不成问题，但每户的可贷款金额仅在1000到2000元左右，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这类机构有三个瓶颈需要突破。”杜晓山指出，一是机构缺乏合法身份，对融资等构成障碍；二是缺乏制度性融资渠道，无法扩大规模；三是机构自身能力不足，内在的治理结构和产权关系等制约了外部资源的调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