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慈善事业已受到公众越来越多关注，但也同时凸显出越来越多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益人才的缺乏。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公益组织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与国外机构差距较大，专业化程度普遍偏低，精英人才更是缺乏。
社会上的普遍误解，是造成中国公益组织普遍面临生存和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许多人总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爱心、温情的领域里，所有人都应该只有奉献、没有回报。现实却是，公益行业里普遍的低薪、高工作强度、高流失率。改变现状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李连杰表示，“公益专业人才必须给足工资，否则他也将在三年后变成被救助对象。”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也说：“在中国做好事太难了”。中国公益事业需要有面向公众的公益教育，因为理念的滞后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极大瓶颈。
公益人才生存之困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统筹 | 苏东
在中国，公益活动如果仅仅依靠一些人的理想和激情来开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做到这一点，公益组织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要能够为其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
公益人才应拿多高工资？
文 | 本刊记者 穆青 洪涛
李睿名片上印着的头衔是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慧灵）发展主任。但如果与他交往更深一点，他便会告诉你实话——其实他并非专职从事这项工作，只是在空闲的时候给慧灵机构帮帮忙。
自从在表姐的介绍下来到慧灵帮忙开始，李睿陆续参与了慧灵机构组织的一些项目。曾经有段时间也想过要全职来到慧灵工作，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至于原因，他表示主要是在这里收入太少，无法养家。“我已经结婚了，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作为一个男人，如果我连给家庭贡献一点起码的收入都做不到，却说要帮助别人，这不是很可笑吗？”
因此，李睿就在外面找了一份设计的工作，而在慧灵工作就只能是一项兼职从事的副业了。
其实，在国内的草根型NGO里，类似李睿这样身份尴尬的人还有很多。“作为一家草根公益机构，我们注定过得只能是像有些瞧不起我们的人说的那样‘到处讨饭’的日子。因为是公益事业，很多帮扶对象本就是贫困群体，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必须通过募款来生存。但是，在当今社会募款真的是挺难。没办法，你没有钱，也就无法给员工提供有尊严有体面的报酬，只比最低工资线好一些而已。自然留不住、养不起人了。”慧灵机构的创始人孟维娜无奈地说。
激情与桎梏
相对来说，慧灵的生存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有教会背景，可以获得一些国外信徒的募款，从而获得一定的资金保证，可以有些小发展。即使这样，它的基本状况依旧是捉襟见肘，很难提供几个真正的全职工作岗位的经费。而且，即便在岗的，工资收入也很少。
特别是近几年，全球金融危机让慧灵也遭遇到了极大困难。有一段时间国外这些募款资助来源断了，包括全职员工的工资都发不下来。后来虽然有恢复，但总的趋势是来自国外的募款越来越难了。
因为待遇无法提高，导致大多数草根NGO的员工队伍都很不稳定，通常工作一年以上都属于老员工了。大多数员工刚刚进入机构的时候都热情澎湃，想努力做成一件能受到众人一致称赞的好事情。但是，当最初的激情过去之后，现实问题就会浮现在眼前，未来怎么办？这样的工作能不能持续下去？
在中国面临如此困境的NGO有很多，因为本身中国的NGO数量就非常多。清华NGO研究所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认为中国除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之外，还存在着十种其他类型的NGO组织，估计这些组织在全国的总体规模在200~270万家左右。虽然这个估算数字一直无法被确认，但这一数字的量与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有着10∶1的比例关系，已经被很多人拿来估算各地的NGO数量了。
在中国，很多草根NGO的创始人都是拿自己的积蓄来创办机构。他们都有种强烈社会使命感，有很强的慈悲为怀之心。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成为很多草根类型NGO的一个桎梏。他们接受不了带一点商业化的东西，听不得一点商业化的东西。
比如，一位咨询人士曾为一些草根NGO做过培训，教导如何能更好的做好一个NGO，获得更多筹款的办法。当他提出要学会“营销”之时，台下听讲的人都反对起来。他们说：那些商业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在草根型NGO中，有不少是为弱势人群服务的。其实它们也有创收的方式，比如像慧灵这样为残疾儿童服务的机构，因为残疾儿童的家庭也很不一样，有些富裕，有些贫苦。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向一些富裕家庭收费，然后再用之贴补那些贫苦家庭儿童。但是，草根公益机构大多都有非常强烈的悲悯之心，他们总是强调，他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为贫苦人服务。因此，越是贫苦的家庭孩子，越是就应该得到他们的帮助和照顾，拒绝任何向富裕家庭倾斜的举动。而服务贫苦家庭的儿童，就很难获取到回报，这样就导致机构更没有供发展用的资金。恶性循环之下，机构也就变得更加窘迫。
以北京的草根机构为例，绝大多数项目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在1000~2000之间（大大低于北京平均工资），机构负责人的工资在3000左右，能提供三险一金的不多。实际上，机构中行政人员工资比项目人员的工资还要略少两三百元。而假如是在乡村工作、劳工领域或者贫困地区的NGO，工资水平甚至要更低。
只有很少的，获得了较稳定资助的草根NGO，普通项目人员才可以达到2000~3000元的水平，项目主管和机构负责人工资可以达到3000~5000元。因为机构还设置了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工资水平也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相对来说，外资NGO的工资水平相对最高，少数甚至能达到在华外企平均工资的一半以上。各大基金会从业人员的收入比草根NGO相对稳定，也略微高一些。但他们却也一直面临着这方面的尴尬。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导致很多基金会工资支出受到了严格限制。
像南都基金会就属于是国内做的最好、最大的非公募基金会之一，注册资金达到一亿元之多，但其全职工作人员也仅仅只有10名。大多由企业出资的非公募基金会，由于行政成本受限，无奈之下，其部分员工的工资只能由所属企业发放。
认识的偏差
对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员来说，一个最大的困惑无疑是目前人们对公益组织理解的偏差。
汶川地震过后很多NGO都在灾区安置了自己的项目点，这些NGO的工作人员需要与灾民直接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了解他们的特点，用好捐赠人的钱，使项目有效地运转下去。
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就是这样的一家机构。自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他们的机构就一直留在四川灾区，做一些帮助救助地震中受灾的伤残孩子的事情。目前爱艺是青川县唯一的民间救助驻点机构，得到了当地政府机构的极大认可和表彰。但是，在机构运行当中，还是出现了很大困难。
爱艺执行主任寇延丁说：“其实在我们的机构中，存在着严重的反差。那就是既有不差钱的地方，又存在着严重差钱的问题。”
“我们不差钱，不差在哪里？救孩子的钱、治病的钱、读书的钱，这些用于直接救助的，钱真的不差。有时候我们可以得到非公募基金会的支持，有的时候可以得到公众的捐款捐物的支持。我们差的是什么钱呢？是我们机构自己运行的钱。因为很多捐款捐物的人都强调说，我们的钱只是捐给孩子治病，不能用于其它的目的。但他们捐款人却从来都没有考虑我们在当地租房子需要怎么办？我们工作人员的工资怎么办？我们去四川的差旅费怎么办？”
因为有运营成本受限的问题，虽然爱艺在四川已经做了两年了，投入到灾区工作的直接人员有2~3人，后方人员1~2人。“两年多来，得到的和四川项目直接相关的用于人员方面的工作和差旅费用不超过六万块钱，怎么能让我们机构正常运转呢？”寇延丁很迷茫。
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缺乏民间捐款，而是公众在捐款问题上还存在很大的认识偏差，总认为做公益就必须要无偿的，不能考虑自己。但是，这在实践中根本就无法持续。
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表示，“人们应该认识到，公益组织其实是捐款人的代理人，其使命是为捐款人实现他们的公益目标。既然是这样，那么就应该给代理人一定的劳动报偿。假如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人们捐助再多的金钱、物资也无法真正实现捐赠者的目的，无法达到他们的主观愿望想达到的目标。”
经常有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捐出去了100块钱，结果到灾区小孩子手里边就成70块了？汶川地震中，当有的民众了解到相关执行机构从善款中提取10%的管理费，觉得善心被利用了。一时间，关于公益组织是否该提取管理费的争论，在网络上迅速蔓延开来，引起轩然大波。
这让不少民众很受不了，认为是有人贪污了。但实际情况却不见得如此。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做公益和慈善行动也是需要有成本的。有公益从业人员的工资，有差旅的费用，有物流运输的支出，还有组织的成本，等等。其实，做公益，并不是拉上几个捐款人为项目买单那么简单的事情。
破局途径
实际上，由于缺少办公和运营方面的资助，大多数本土NGO的条件都非常艰苦。在北京，大量草根NGO的办公条件和环境都很差，很多都在五环之外，类似丰台、通州这样的一些城中村里边。
当你询问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些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老老实实的告诉你，因为他们付不起太高的房租。“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公益组织，那房东你就别要我们房租了吧？人家凭什么要有这样的觉悟，白白为你奉献？”
但问题是公众普遍不理解，做公益是需要成本的，总以为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最终的帮扶目标上。
正如泰安爱艺的寇延丁所困惑的：“草根组织的确都面临很大资金方面的困难。我们在项目募款方面不存在问题，用于工作、用于工作对象的钱在筹集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很多人听说我们做的事情，都很想帮助那些受灾的伤残儿童。但是我们机构自己运行的钱却很少有人愿意给。已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我们机构最基本的生存和运转的问题了。”
当然，有不少企业创办的非公募基金会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王维嘉是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担任着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会长。他强调：“对当今从事公益行动的人应该表示崇敬，因为在中国目前还只有很少的人在从事公益事业。而且他们还都是在面临政策很大阻碍的情况下，主动从事公益方面的工作，可以说都是一些有理想的先驱，是我们都应该钦佩的人。”
但同时，王维嘉也认为，在中国，公益活动如果仅仅依靠一些人的理想和激情来开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做到这一点，公益组织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要能够为其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如果你不满足于只是简简单单的、草率地干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是想变成一个伟大的运动，变成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参与的工作，那么你就不可能靠几千个活雷锋，必须要让公益事业在未来成为年轻人的一个职业选择。”
“你想发财不能到公益机构里面来，但是做公益的人必须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王维嘉说。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王维嘉所在的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也是如此实践的。“我们基金会就是用来资助民间的环保组织，给公益组织员工发工资和支付出差费用。我们要资助一些有热心，能做事，能做好事的组织成长起来，真正为中国的公益行动尽一份心力。”
现在中国每年捐款大部分源于海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很多大基金会都会收缩在中国的资金捐助量，因为他们觉得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太需要外界的援助了。那么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今后应当从什么途径获得资助？
一些资深公益人士认为这绝不是问题，因为国内目前在资金方面的实力已经相当可观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等国家最大的债权国，资金实力可以说已经空前雄厚了。如果能切实的动员起来，让捐助的钱能够到达那些最需要资助的草根型NGO手里，那么将这些撤离的国际资金补充起来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而重要的是，公众的对公益的认知一定要与时俱进！
红丹丹的员工曾六个月拿不到工资，甚至有时还得自掏腰包，但他们依然充满工作激情。这种精神令人不禁肃然起敬，而这只是中国草根公益组织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一家草根组织的生存尴尬
文 | 本刊记者 穆青
“并不需要太体面的生活，我们只需要能有正常的收入，基本的生活就够了。”曾鑫说的话令人心酸。但是即使是这样低的要求，短时间却也无法达到。自今年五月份以来，公益组织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中心（下文简称红丹丹）的六名全职员工就一直没有领过工资。实际上，即使工资按时发放，数字也相当寒酸，只有1700元。
“我对不起她们。”说这话的时候，红丹丹创办人兼秘书长郑晓洁眼眶中充满着泪水。显然她一直在努力克制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成立之艰
其实郑晓洁没必要这样自责，因为她已经付出最大努力了。类似红丹丹这样的草根型NGO，遇到这样的困难非常普遍。正如她所讲的：“由于我们从事的是公益工作，很难有资金的收益，因此我们的运转基本都要依靠外界的资助、捐款。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主动找米下锅，有时候也可能没米下锅。”
作为红丹丹的员工，经济损失可能只是领不到工资而已。而作为红丹丹的创办人，郑晓洁却要从家里贴补金钱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几年来，她将之前凭借良好工作及家庭积累下来的百万元家庭财产都投入到了机构当中，如今已穷得一无所有了。但是她仍然坚信，未来会好起来的。因为“环境在一步步的好转，人们对公益慈善的认识越来越正确、理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愿意资助公益机构了。”由此，她深信她所创办的，而且数年来一直在基层扎扎实实地从事着盲人助残工作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中心一定会得到大发展。
郑晓洁原本有很好的工作和家庭，在她珍藏的相册中，有好多她早期在航天部工作时期的照片，那个时候的郑晓洁年轻，容光焕发，热情洋溢。后来她转行从事电视编导制片人的工作，拍摄了很多有关残疾人生活的电视片。正是拍摄这些影片接触到了很多残疾人，一位残疾人无意中说的话对她触动很大。他说：“你拍这个影片花了好几十万元，但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还不如拿这些钱给我们开个学校，让我们学习些生活工作的技能，我们也就能在这个社会自己生存了。”
再加上当时有朋友支持，做帮助残疾人生活的项目可以得到一些资助，所以她就毅然决然的搞起了红丹丹这个机构，将自己的聚焦点放在了为盲人提供各种服务上。“因为盲人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弱势的群体，他们看不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要忍受孤独，还有别人的偏见甚至讥嘲，外界对他们的关爱很少。”
“虽然开办时也预料到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还是没想到会这么艰难。如果早知道这样艰难，打死我也不会干的。”郑晓洁说。
如那个时候的很多NGO一样，红丹丹最初的资助资金也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募款。经过耐心选择与实验，红丹丹建立起了好几套帮助盲人孩子的体系。如红丹丹曾经的一个重要项目，教授盲孩子的播音技能，他们学成之后，可以通过一甲或二甲的考试后，就有资格到电台或资讯台上班了。其他的还包括很多带盲孩子分享生活，触摸世界等。“最主要的是不能让盲人感觉到他在这个世界是孤立无助的，应当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社会的关怀。”郑晓洁还举了著名的盲人作家海伦·凯勒的例子。“海伦的心灵为什么那么美？能写出那么多感染人的作品，是因为她身边有关爱，有善良的人的支持。”
“我们要做这样的支持者。”郑晓洁说。
募款之痛
最初的发展还比较顺利。助残，尤其是帮助盲人，是很多国际组织都看重的，红丹丹获得了不少资助。不过境外融资，有很多不可控因素，这一点也一直阻碍着红丹丹的发展。
灾难源自于一位自称是在国外的外籍项目协调人，因为红丹丹推介的项目好，很有感召力，这名协调人在国际机构一次性募集到了价值近300万人民币的款项。但他却利用双方机构对他的信任，暗箱操作，使他个人成为资助人，再通过与红丹丹签署空白的合同从中截留善款。为顺利达到目的，这个协调人提着一大包现金要求郑晓洁配合，向资助方解释因中国政府政策不稳定造成项目流产，以掩盖他暗箱操作截留善款的目的。郑晓洁断然拒绝，因为中断项目，放弃原先对盲人的承诺让郑晓洁和红丹丹的员工觉得很可耻。然而这名黑中介却找到了一名曾经在红丹丹工作的志愿者，用这些金钱收买了这名志愿者和在红丹丹学习的一些学员，反而污蔑红丹丹歧视残疾人，并让这些学员做证。
如此一来，原本谈好并已经实施一段时间的助残项目的资金最终泡汤了，而且还在国际NGO领域大大败坏了红丹丹的声誉，造成在那之后的好几年红丹丹都无法在国际基金会那里募款了，机构陷入到困境中。
“我们能走出来并不容易。一方面，通过实际行动告诉世人，我们没有歧视残疾人，恰恰相反，一直在尽全力去帮助残疾人；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各种渠道，也渐渐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在用大量自己家庭的财产填补机构的资金窟窿后，郑晓洁终于找到了一些固定的捐助企业。如德国的拜耳公司，赞助红丹丹建立了一个叫心目影院的项目，通过为盲人讲解电影，重新唤起盲人生活的快乐和热情；联想集团和美国微软也给了红丹丹不少的赞助。除此之外，红丹丹还团结了大量志愿者，包括中央电视台以及北京电视台的很多播音员，也来到红丹丹，每周志愿为盲人孩童讲解电影。
但是，这些支持帮助并不足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当红丹丹在今年再次遇到一名国外的募款者妄图截留募款，并且郑晓洁再一次坚决不做妥协，而是坚决的将项目停下来之后，其运转就遇到了今天的困境。所有员工的工资都无法发放，而且机构的房租也拖欠两个月了。
团队之固
当身处困境的时候，也是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时候。红丹丹员工此时的表现的确让人肃然起敬。
不仅仅郑晓洁总夸她下面的员工“实在太好了”，就是每个外来者也都这么赞叹：郑晓洁怎么能找到这么多好员工？拿着微薄的工资，却仍然辛苦的工作，甚至很多时候还要倒贴。
虽然红丹丹中午管一顿饭，但这顿饭却都是员工们自己做。而且由于没钱，基本都是上顿豆腐白菜，下顿还是豆腐白菜。这个时候就有员工从自家里带了一块肉，放在伙食中和大家一起吃。今年三月份，郑晓洁接到一个来自日本的邀请，参观日本的盲人服务机构领域。郑晓洁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让机构里的员工都去日本见识一下，让工作思路更开阔，“这样一定会对他们未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但是，红丹丹没有钱，怎么办？郑晓洁就和员工商量，大家能否先自费去，等将来情况好转了，红丹丹一定全额报销。结果，其他四名员工都自掏腰包参加了这次考察。
但是自今年5月份之后的五个月内都没开工资，对红丹丹的员工来说仍旧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要知道，红丹丹的四名年轻员工都并非出身于富贵家庭，衣食无忧。他们都是普通家庭里的子女，哪怕家庭对他们要求不高，也同样需要有至少能养活自己的工资。
当《中国慈善家》记者来到位于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处院子里的红丹丹办公室时，几名员工都在认真地工作着。曾鑫在对外打着联络电话；孙志鹏正在整理一部分录音录像资料；陈琳埋头写着什么东西；只有张新莉出门了，她要去税务局报个财务报表。
“为什么没有工资，你们还干得这么起劲？”记者的这个问题，不想也难住了她们。
“是啊，为什么还干得这么起劲？”陈琳也这样问着自己，她似乎并没有找到答案。
据曾鑫的说法，最主要的还是在这里工作比较开心，“大家同舟共济，虽然我们的条件比较差。但是，大家全都这样，郑老师和大伟老师也只拿这么多钱。而且，大家关系都特别融洽，没有外面那样一些勾心斗角的东西。”红丹丹员工都集体拒绝承认自己是因为高尚而留在这里工作。
当然，让他们坚持下来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一种心理上的快乐和成就感。一位NGO从业者对此，评价道：“因为做的都是帮助别人的事情，特别帮助的还都是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残疾人群体。这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满足感是很多NGO工作人员能够坚持下去的重要动力。”
“员工们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她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从没有给我施加过一点压力。哪怕条件如此艰苦，她们也依然都相信我，认为我最终一定会渡过这个难关。”郑晓洁说。
亲情之暖
“我曾经有很好的工作，也曾有一个算是小康家境的家庭。有时候我也会想，为什么要做这个？很多时候自己也想不太明白，因为一点好处都没有。后来在一天遭遇到一次大的打击之后，我终于想明白了，老天让我来这个世上，就是要我来做这个事情的。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了，那我来到这个世上干什么呢？”
为了红丹丹，郑晓洁一家的确牺牲了很多。目前她家庭的唯一值钱的财产可能就是一辆旧富康汽车了，让她的出行可以变得便利一些。一家人目前住在她妹妹的一套房子里，因此不用对外交房租。在五月份工资中断之前，曾经有工资，但是她与同在红丹丹任职的丈夫胡大伟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仅仅是3000多元。“这些虽然不多，但是已经足够我们家里人生活了。我对生活要求不高，只要求能够维持家庭生活就足够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我们的事业做上去。”
虽然红丹丹的处境经常举步维艰，但却不能说没有做出成绩。近些年，红丹丹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包括央视新闻会客厅、新闻联播都播出过红丹丹的事迹，2008年红丹丹更是获得了中华慈善大奖。这些都是郑晓洁格外骄傲的经历。
2008年助残日，那一天是郑晓洁终生难忘的日子。之前的日子里，郑晓洁的母亲几乎与她断绝了联系，只因为无法理解她所做的工作。但在那一天，她母亲破天荒的给郑晓洁打来了电话。因为就在那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整整十分钟播放了中国助残事业的报道，其中就有红丹丹的事迹，特别是红丹丹的机构标识被大大的放大在屏幕的正中央。电话里母亲兴奋地说：“原来你在做这样有意义的工作啊，我一定支持！好久没见到你和外孙了，一家都回家看看吧。”
郑晓洁说：“回去可以。”紧接着还是补充了一句：“不过，你得给我做些好吃的。我们好久没大吃一顿肉了。”母亲说，“我请客，你们一家晚上回来吃饭吧。”
于是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
镜鉴
美国慈善从业人员薪酬制度的启示
慈善事业要再上一个台阶，专业人才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国慈善从业人员薪酬水平大多较社会平均水平低，这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因而慈善发展总体缺乏活力。中国慈善业需要建立合理的从业人员薪酬制度，这其实是观念和制度两个层次上的问题。
美国的慈善事业相对来说发展比较成熟，看看他们慈善从业人员的收入状况，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首先是对公益组织“行政管理费”的态度，美国人民已经能够普遍接受这个概念，承认一个慈善机构的运营需要花费管理成本，比如需要有办公室，有交通费，有通讯费，还有工作人员的薪水补助。但即便这样也没有因此对“行政管理费”这个词完全消除敌意。所以，有大量网站志愿为美国民众紧紧盯住慈善机构管理人员的双手，其中不少以尽可能降低行政管理费的比例作为慈善机构评级的标准，著名的如Charity Navigator。
但与此同时却也有另一个声音在告诫捐赠者，不要以行政管理费作为选择慈善机构的指标。如果某家慈善机构号称捐赠100%都投入到慈善项目中去，那他要么是在对公众撒谎，要么是有别的捐赠者或者机构承担了这部分费用。这样宣称，无非是想在不知情的捐赠者面前提高自己的声誉，却误导公众以为这部分花费是不必要的，让其他的慈善机构只能暗吞苦水，并阻滞了整个慈善界的透明化进程。
实际上行政管理费所占的比例小，并不能说明慈善机构的运营效率就高。如果慈善机构都以降低行政管理费的比例作为首要目标，很可能无法放手去选择最有价值的公益项目。
面对纷繁复杂的慈善机构以及各大调查网站的众说纷纭，真的是“光有好心并不够”，还需要有一幅理智的头脑和一颗对慈善机构宽容的心。真正应该做的是，捐赠者、慈善机构和监督网站携手一起创建一个公正透明的慈善环境：慈善机构以标准格式定期公布自己的财务运转情况，监督网站以科学、专业和公正的技术方法衡量机构的运转效率，公众以此作为选择慈善机构的依据。另外，政府的参与也必不可少，慈善机构每年都要填写并上报美国国税局统一制定的申报表，详细报告本年度资金来源和运转情况，国税局负责对慈善机构财务状况的官方监督。
有了对行政管理费的认知，就可以用平静的心态来谈慈善从业人员薪酬的问题了。在美国，仍然有不少人期望慈善机构的从业人员应该发扬高尚的道德情操，只需要微薄的薪水便足矣。
但要做好一个慈善机构，涉及到复杂的专业技能，对庞大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群体的管理，为了与营利性组织竞争人才，必须要给慈善机构从业人员应得的工资，所以美国国税局对慈善机构从业人员的薪资并没有规定上限，而是通过审计来调查这些机构从业人员的薪水（包括工资、红利、退休金、医疗保险等各种形式的福利）是否超过了其应得的部分。慈善机构给每一个员工的薪水都必须有据可依，否则将会受到罚款，甚至丢掉免税资格。
合理工资是通过与相同环境下相同领域且同样规模的营利性企业的类似职位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来界定的。据PayScale网站上的统计，美国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的平均年薪是$34,025~$48,754；根据Charity Navigator的研究，慈善机构的CEO们的平均年薪大概是$150,000，且差别很大。CEO们的收入也是美国民众最为关注的部分，也是频受质疑的部分。
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的制度并没有拿“道德情操”、“志愿精神”来强求慈善机构的从业者，允许他们享有与一般企业同等的待遇。
中国的现状是慈善机构很难招到高素质的人才。据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专职人员占60.03%，退休和兼职人员占39.97%；年龄结构：50岁以上的占52%，31岁至49岁的占32%，30岁以下的仅占16%；学历结构：大专以下的占66%，本科以上的仅占34%。
为慈善从业人员确立合理的薪酬标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同时来自官方和社会的监督管理机制，保证慈善机构运营状况的透明化，十分有必要。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相对美国来说可能很不成熟，但通过分析美国慈善机构监管的优点和弊病，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少走弯路，通过因地制宜的创新而走在世界前列。
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黄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