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
来自人大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家庭仍是大多数老人晚年的归宿。让中国人更富裕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新华社
爸妈接是不接
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就在盘算是不是要把母亲接来。今年母亲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
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也为赡养老人发愁：把父母们接到北京住哪里？
在高涨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产阶级？
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还不是难事,但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就困难了。林晓虹想，而且丈夫张斌的父母早晚也要来北京吧？
燕郊的房价每平米早就过了万元。
在她看来，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
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家的房子卖2万元/平米，换成120多平米需要多贷款80万。
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今年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而且他们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
谁来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
林晓虹不敢想两家父母来北京后的医疗和其他生活开支问题。
“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力社保障研究室主任孙义群对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
对于正在步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人大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有话说：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
他说：“这是人伦的缺陷，直接关系到家庭养老体制的崩溃。”此外，独生子女精神人格的下滑也是家庭伦理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
家庭成员减少对于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
孙义群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不仅是独生子女问题，中国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显现：是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
在工业社会，老人的优势似乎不存在了。在广大农村，孩子们到大城市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里，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
即使对于那些和父母身处同一城市的子女来讲，如何照看家长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对记者说。
“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而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他分析说。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不过孙义群认为，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
姚远也认为，在养老问题上，中国不适合照搬西方的社会养老模式。
“从家庭养老过渡到社会养老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老年人的养老观念；第二是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水平；第三是社会所能提供的养老环境。”他说。
孙义群认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国有企业来定向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他说。
姚远告诉记者，国家计生部门曾经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体内容和比例并没有进行细化。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强调说。
如何借鉴国外经验
其实，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
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英国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他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