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玉树、舟曲、盈江、到日本大地震，频发的灾害日益威胁着人类仅有的生存空间。灾害应对与管理成为日益迫切和严峻的社会课题。
2011年4月2日，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主办，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工作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友成大学灾害管理高级研修班”（以下简称“高研班”）在成都召开，旨在推动国内外灾害管理专业研究的本土化、实用化，提升社会组织的灾害管理能力，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灾害应对管理网络的建设，推动中国灾害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友成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动构建中国民间力量参与救灾的机制和体系，并率先在中国西北及西南地区建成“友成民间灾害应对三级管理网络”。在此次盈江地震中，三级网络也首次发挥作用，友成基金会携同合作伙伴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益行工作组、NGO备灾中心等共同搭建了“盈江公益组织救灾联合站”，在盈江县扶贫办与盈江县团委的支持下，于盈江灾区开展社会资源协调活动。
本次由友成大学（筹）携友成民间灾害应对支持中心联合发起的友成灾害管理高级研修班，是友成大学培育公益人才理念的第一次实践。高研班邀请了国家地震局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国际应急管理学会亚太区主席曲国胜、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祝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郭虹、新加坡管理学院院长Tan Ngoh Tiong、 国际美慈组织灾害管理项目经理岳耀、国家行政学院应急培训中心游志斌等国内外专家学者，与友成“民间灾害应对管理网络”的各级成员将进行深入交流。
分别来自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贵州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促进会、NGO备灾中心、青基会益行工作组、儿童乐益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等机构的培训学员，也将在高研班中共同分享探讨汶川、玉树、舟曲、盈江救灾的实操经验。相信在专家与实践者的互动下，能够深度探讨民间组织如何“合理”、“有效”地参与防灾减灾教育、灾害救助和灾后重建工作，提升中国民间灾害应对管理的协作能力与管理水平，使民间组织成为政府灾害管理工作的有效补充，推动中国灾害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本期 “高研班”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于2011年4月2日-5日在成都开展，以灾害管理的基础知识学习和研讨为主；第二阶段于2011年5月中旬在四川、青海等灾区进行灾害管理的实践考察；第三阶段将于2011年6月中旬在我国台湾地区进行考察学习，了解当地灾害管理网络构建情况、学习台湾地区的灾害管理经验；第四阶段于2011年7月在北京开展，届时，第一期“高研班”将画上完整的句号。
此种以公益为主题、创新结合理论与实践的高级研修班将成为友成大学（筹）的常态行业研究机制之一，旨在汇集具有实践经验的公益组织领导者、政府官员和社会企业家等，以研讨、经验分享、实地考察和国际交流等方式，开发公益领域的新方法与新模式。除了“灾害管理”外，未来陆续还将开办“文化扶贫”、“小额信贷”、“社会投资”、“专业志愿者动员”等专题研修班。
关于友成基金会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在民政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组织；是国内首家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著名企业家共同发起，以推动社会公正和谐发展为目标，以发现和支持“新公益”领袖人才，建立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网络和平台为使命，以参与式资助为主要运作模式的创新型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的主管单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友成民间灾害应对支持中心（简称“灾害应对中心”）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灾害管理的平台式部门。中心利用创新的灾害管理理念，建立社区为主导的灾害管理服务体系，以防灾减灾教育和灾害治理为切入点，通过支持社区公益机构成长，降低灾害对社区居民的影响。
友成大学(筹)是由友成基金会发起的创新型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机构，通过整合各方资源，建设无围墙教学和研究体系，促进跨界合作，为政府、企业与社会培养社会创新人才，建立公益发展的研究智库，以导师指导的基层实践作为主要教育方式，提供传统大学无法提供的全人素质教育
附汤敏博士专访速记：
记者：高研班也是立足于大学和救灾两个层面。
汤敏：主要是大学推动的。
祖：还是希望从大学的角度推动，您就把这部分的东西给阐述一下。
汤敏：好的，您先问关于地震这一块。当时我在发言的时候，你们都不在，其实那个是最重要的。
祖：我们有录音和速记。
汤敏：有录音的话，你就把这个录音拿去听一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办这个班，这个班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九个字，四个第一。
记者：上午说到NGO很希望跟政府有一些信息的沟通，一些资源的整合。这个当中谁应该发挥实质性的主导作用？是政府有一个很硬的平台吗？还是通过网络？硬的平台很可能就是寻租之类的。
汤敏：第一，这种平台可能既硬也软，硬的平台总是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救灾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灾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谁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定是软硬结合的，很多事情要决策。另外也需要有一个软平台。某种意义上来说，硬平台已经不缺了，各种各样的机制都有了，现在缺的就是软平台。硬、软平台有一个政府之间的平台，已经有了，政府的软平台也有了，现在缺的是一个社会组织，也就是NGO之间的一个硬平台、软平台。
比如说咱们这个培训班是一个硬平台，因为大家可以在一起不断的讨论和不断的做，而且他们毕业以后可以继续的联系。但是同时，我们要有一个更大的软平台，更多的NGO毕业以后，我们通过信息平台，信息网络搭起来。还有就是政府的平台跟NGO的这个平台，跟企业的平台，这三个应该怎么搭建起来。
政府有政府的事情，今天早上说了，政府做的很多东西NGO是望尘莫及，根本就解决不了。有一些小的领域，让政府做，政府也做不过来，所以NGO可以起作用。
第三是企业，在救灾里面企业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论是资源还是具体产品。所以这三个平台之间的互相串起来，这三个平台是怎么互相沟通？这个平台之间怎么分工，这个就是中国目前最缺的一个东西。我们这个班，就想尝试着来慢慢的建立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要是真建起来，不是开一个班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写一个规则就行了，长得很。中国政府救灾平台做了60年了，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这个东西，万里长征总要走出第一步，我们就是第一步。
目的是首先建立我们的社会组织自己的平台，这个平台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跟政府对接。今天早上大家讨论了，但是首先还是我们自己的平台。
记者：汤老师，您觉得这个平台当中谁发挥统筹的作用呢？因为不可能每次大家都讨论讨论。
汤敏：这个就看具体什么事情，可能有召集人，这个最后还没有定出来，最后讨论完了以后要分成五个小组，什么信息小组、资料小组等，每个小组就有一个召集人，或者是一个统筹人。我们社会组织就有一个好处，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谁是谁的上级，谁也不是谁的上级。但是反过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过来，各负其责，各自有自己所长的地方，他就负责。短的地方，你就跟着人家学，反过来你有长处，你就牵头，我们觉得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乔栋：友成基金会在这里面起到一个发起和推动的作用。
汤敏：对，我们并不是什么牵头人，我们就是一个发起人和推动人，有的时候召集一下，属于这么一个角色，我们也不想当老大，再说谁也不承认你是老大。
乔栋：包括前期的沟通，跟民政部的对接，可能没有一个机构主要负责这一块，就没有办法做下去，因为比较散。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介入一些，但是后面，希望各个组织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能够真正的组织起自己的小组，最后是一个平台。友成就是一个推动和发起人。
汤敏：是大家一起来做平台，这个平台里面有好几个组，各个组里面有一个召集人，属于这样的。
记者：之前国内好像没有这样的模式是吗？
汤敏：对。
记者：您觉得接下来会遇到哪些方面的挑战呢？
汤敏：这个挑战我想是几个。首先，这个事国内从来没有做过，世界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做的特别好，日本有一些，台湾有一些。首先我们怎么建立一个从零到有的规则，你跟政府的分工是什么，我们内部之间的分工是什么，这些所有的技术细节，从大家有一个愿望，大家已经有共识的，现在就是一些技术细节。但是我们常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如果细节弄不好，大家都有很好的愿望，还是做不成事。第二个挑战是我们怎么样慢慢的把网络扩大。现在是20个人，中国这么大，中国几十万个NGO，一到大的灾难来了以后，很多人都愿意做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逐渐的把这个网络扩大，扩大的事情就涉及到这个规则能不能得到大部分人所认同，或者是你这个规则设计的不是非常的灵活，你能够不断的把它扩大，你能给很快的有这种网络状的。这个时候不可能完全是扁平式的，很可能需要网络状的。比如说全国型的、省一级的、县一级的，现在目前是一层网络，以后可能要做成几层网络，这些设计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记者：现在是一个且型且调整的状态吗？还是说大部分的设想已经有了？
汤敏：我们有一些设想，但是这个肯定将摸着石头过河，肯定要不断的改革。问题就是说哪怕把国际的拷贝过来了，在中国能不能用都很怀疑。因为中国的国情太不一样了。从救灾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有中国政府这样的，反过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乔栋：现在友成基金会有一个对灾害网络的设想，我们想推动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友成基金会是一个平台的机构，上面有政府作为政策方面的支持，往这个平台里输送一些，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像国际美慈，还有一些学术专家，比如说像西南财大或者是北京师范大学这种灾害管理中心的这种，他们是技术支持我们的网络。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自愿支持，就是各个基金会还有企业，我们上面有这么一层，叫资源机构，这个资源机构其实是我们整个网络的推动力，从技术上、政策上、资源上。
下面我们会有两层组织，第一层是枢纽机构，就是我今天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每个省的一个机构，因为友成如果直接对每个省的下面很多个小NGO，我们也忙不开，我们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而且我们也不了解他们。但是每个省总是有一个机构是比较突出的，他们在省里面还是有一些威信，像陕西省妇援会或者是大众流域什么这些。他们可以帮我们在省里面建立一个他们的小的网络，下面一层叫实施机构，实施机构主要是基于社区做事情，做上面的资源机构和技术机构，包括政策能够导向产出的一些项目，比如说防灾减灾培训，比如说紧急救灾，比如还有一些灾害管理的其他类项目，他们来具体实施，枢纽机构支持他们实施。我们确认的枢纽机构，相对来说从项目管理、财务管理各方面都是比较成熟的，保证我们基金会，特别是资助人的钱，不叫浪费，至少不要用在其他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
三级网络，资源机构、枢纽机构、实际机构，这个网络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已经把枢纽机构，至少我们的试点期的枢纽机构已经完成了，今天也把合同都签了。还有一个枢纽机构，我们下面的实施机构也有几个，已经确认了。
记者：就刚才我们在上研讨班的时候，大家不断的提到了信息透明的问题，接下来友成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乔栋：未来的关于信息透明这方面，我们在盈江做了一个跟腾讯合作的，就是它的信息通过微博什么的很快的发布出去。关于整个网络的信息透明和发布，其实我们这边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之前也没有特别想好，这次汤老师提了关于和郝南他们合作，他们做信息分析收集，其实我们上面是跟地震局有一个关于信息的合作，我们的信息给他，包括确认这次盈江的信息，我们给他一些信息，我们让当地的志愿者给他打电话，包括他的一些信息也会给我们。通过腾讯微博什么的发布出去。跟郝南以后可能会有合作，他们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基础，我们直接做发布就好了。
记者：因为微博现在的信息发布有很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最后可以删或者是怎么样，比如说一些资金或者是你们具体说每一次救灾有具体去的多少人，做哪些事情，这些在你们官网上会有吗？
乔栋：会有，这个也是进国家减灾中心谈的，他们宣教部有一个网站，叫国家减灾网，但是现在没有内容，希望跟我们合作，把一些需求和其他的东西通过网站发布出来，我来之前，周五跟他们见了一面，跟他们的主任也见了一面，这是工作倡导处的，那个是宣教处的主任。他们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减灾杂志，一个是网站，这两个渠道他们觉得用的都不是很好，没有内容。所以他希望跟我们一块儿合作，首先把网站弄起来，这样他们网站就有信息了，有人就可以看，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另外是杂志的事。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些信息。
关于其他网络的信息，这两天会有一个网络的会议，就是我们几个枢纽机构的会议。刚才汤老师也说了，我们是发起人和推动者，不是什么老大什么的，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一个意识规则，这个网络该怎么做，往哪里发展，或者是我们具体的一些过程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会有一个意识规则出来，出来以后，其实这就是大家认可的一个东西，以后发展新会员什么的，这都是有帮助的。很多东西没有确认的，包括信息的沟通什么的，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都会明确。特别是这次会议，也是我们网络的一个智库，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的也是关于公益机构如何联系起来救灾等等，他们可以给我们提很多的建议，我们可以不断的完善。
记者：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国家有很多政府机构或者是其他非常官方、权威的专家来这边讲学，新加坡那边也邀请了专家。像这次日本震后的反应，国内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做的非常到位，有没有尝试说从那边邀请一些专家过来交流经验。
乔栋：开始我也讲了，为什么第一次去台湾，刚开始汤老师他们说了要不然去日本，日本也很好。我们觉得日本一个是语言，政策环境、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次放在台湾是因为两岸环境相似，当然这会儿去不了。日本确实是很强，灾害管理、防治什么的很多体系都进入到了中国，下一阶段我们会考虑。
还有一点，日本的民间组织救灾依靠一个政府的整个的体系下，把这个介绍过来，咱们的体系跟它不一样，可能还是本土化的问题。
记者：因为现在毕竟大家对于这方面很不理解，看到国外人家可以做到那么好，滴水不漏，国内不行。这中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大家很多人都不明白。
乔栋：最重要的一点差距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灾害演练、防灾减灾的培训，这些都没有做过。日本大学毕业之前做30次培训，每年两次，就做演练，紧急逃生。而且他们跟我们演练很不一样，不是大家都准备好了，都坐在这儿，我们今天下午几点开始演练，一拉警铃赶紧走。他们就是在很正常生活的时候，突然之间有警铃响，来做演练，咱们就没有。
汤敏：咱们以前有，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你呢，经常突然一下子拉警报，防空洞，这个东西也演过。
乔栋：首先他们国民很有秩序的撤退，另外就是政府机构，这次他们有一点失误，今天下午许博士会讲关于日本的这次失误，政府太依赖技术手段了，结果这次海啸造成了整个信息没有了，三天之内好多地方都是信息孤岛，都没有消息，这在中国都不可能，在日本就可能，因为太依赖现代化的产品了。
汤敏：手机没有了，电视看不到了，网络也没有了。
乔栋：对，今天许总会讲日本失败的地方。我们值得学的一个是防灾减灾的培训，一个是演练，还有一个是政府的叫天网还是什么，地震发生之后，是在海里，在一分钟左右到陆地，就在这一分钟里，所有的电视都出现了会发生强震，几级，会有海啸，赶紧躲避的信息，这个咱们是没有的。
汤敏：日本坏也坏在这儿，第一次发信息说浪有六米，那些人都跑了，过一分钟说不行，12米，人都跑了，没有看到，所以大家都跑到6米地方去了，所以好多被淹了。
记者：我理解你们做这个网络，初期想整合一些友成自己的资源是吗？
汤敏：不是，不是整合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自己的资源已经整合了。
记者：企业、NGO的，还希望在社会上倡导社会层面的？
汤敏：那个不是我们的资源，是整个社会层面的资源。
记者：刚才提到一些枢纽机构和执行机构，我想知道有多少家，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
乔栋：现在是五个，有两个还没有签合同，但是已经确认是了。我们在云南是大众流域，在陕西省是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在四川是NGO备灾中心，在贵州是贵州三建（音同），他们是我们的枢纽机构。现在有这么多。下面的实施机构，现在有易行工作组是云南的。
记者：大概有多少家执行呢？
乔栋：现在加一块儿是有10个左右，但是我们将来会发展到30个，就是今年会到30个。
记者：这些之前都是跟友成合作的比较好的是吗？
乔栋：没有，都我们通过招标的形式找到的。
记者：第一次？
乔栋：对，有很多是第一次合作的，不是整合我们自己的资源，我们是整合了社会资源。
汤敏：我们什么整合，我们是达到合作。平级的合作，没有整合的意思。
记者：在这个当中，我就不了解作为基金会这一方，很希望政府提供怎样的一些支持呢？
乔栋：其实我们不是基金会需要政府什么，而是我们这个网络首先需要政府对我们网络的认可，但认可的基础我们网络可以拿出一个东西说我们网络可以干什么，我们网络的行动力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今天讲的那些，首先证明给政府看我们的能力，我们能干什么，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资源进来，这样的话政府会了解你，了解你就可以合作，所以我们网络会有一些研究，包括我们的项目标准，项目体系要进行研究。有一个标准化的东西，这样政府监督起来也比较容易监督，合作起来也比较容易合作。
汤敏女：如果要是友成自己的资源，肯定没有必要搞得那么正式，还要招标，还要这样那样的。
汤敏：我们希望政府什么呢？第一，我们要信息交流。因为现在中国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比较封闭造成了我们减灾效率差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我们希望政府分配给我们一些任务，我们愿意成为政府救灾的一部分。第三，政府告诉我们还缺什么，这样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因为民间只能做行的东西，不是说拿一个月亮下来，这样也拿不下来。这个在于初级阶段就够了，以后我们再慢慢慢慢的进一步的深入。总的来说，我们帮政府做一些他们不方便做的事情，弥补一下缺陷。
记者：现在友成其实是去到各种救灾前线，你们是掌握了很多的资源，很多的信息，是其他人了解不到的。比如说每一次救灾或者是突发事件出现以后，有没有一些类似报告比较系统的，就是综合性的东西出来跟大家分享呢？
乔栋：现在在盈江我们是在做尝试，有一个需求报告，叫灾后灾情的预报，就是以后的发展程度是什么样的，这两天可以出来，这是我们在盈江做的一个试点，就是想这样做。像今天祝老师说的，政府其实掌握了很多信息，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来的呢？真的是挨村挨户的走访，然后我们一些有经验的人去看地势之类的分析的结果。对信息宣传方面，我们腾讯合作比较好，他们腾讯微博和整个的网站会支持我们做很多这方面的事。
记者：可能是大家对友成大学了解的还不是特别多。我觉得从友成大学的角度，友成灾害管理的高级研修班，这次的定位还是很好的。我们也是说从大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人才培养，提升大家灾害管理的专业能力的角度去做的一些尝试，所以觉得这个可能是跟友成大学的一些宗旨、使命，跟友成大学想要做的东西很契合。
汤敏：对，你们一报友成大学后面一定加一个括号，是筹字，要不然方舟子打假来了，我们正在筹备中。而且90%的可能性是批不下来。
记者：也可以作为一个培训机构，以后慢慢的发展起来。
汤敏：对，那就不能叫大学了。我们有可能叫中学，或者是叫私塾。
记者：其实这样更新颖啊，更受欢迎。其实有很多种策略。
汤敏：也可能叫工学，友成工学。
记者：关键是想要做暂时还在筹备中的友成大学，不管以后叫什么，方向肯定还是这样的。
汤敏：对，今天早上我们也讲了为什么要办这个，全称叫友成新公益大学（筹），实际上新公益这几个字非常关键，我们不是办一般的大学，哪怕是注册下来了，我们也不想办一般的大学，我们也不想给任何的学位，都是非学历教育的。我们主要是要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的发展，要推动公益发展，就是两大事情，第一点就是创新，到底公益能做什么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新的事情。中国公益在这么强大政府，这么多的企业，公益的定位在什么地方，把这个定好了，你有什么招能够做的比企业好，你的创新在什么地方？我们理解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社会创新，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这个就是社会创新的一部分，原来是没有这样的，原来都是NGO自己去单打独斗，我们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平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这就是社会创新，我们还有很多别的社会创新。比如说昨天晚上我讲课说过，我们就是要把毕业后的大学生送到农村去锻炼，经过培训再锻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类似美国和平队，某种意义上说也类似于村官，但是是一个民间的村官，而且这个村官毕业以后，不是去当公务员的，现在村官以当公务员为主。为了给我们青年人有一个实践学习的机会。
我们还有创新，比如说现在正在做的，我们把退休人员，退休的老师组织起来，到贫困地区去支教。中国有5800万的退休人员，怎么样把这个资源整合起来，老师能到农村支教，医生也可以，工程师什么的都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还有创新的小额贷款，农村小企业就缺乏资金，我们怎么样创造一种新型的方式来帮助贫困人群来得到一部分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还有其他的，小企业发展，有农村发展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些都属于既创新又需要培训，你把这个模式做好了，哪怕事业好了，你要扩大化，就需要培训。这个大学是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是做创新，做实验，这个创新不是帮着嘴上说的，理论上说的，我们都要做一些实验。
第二个是培训，把这些扩大，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摸索。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真正培训班，而是一个研修班。实际上这些人士不是谁来培训，谁自己要创造出一个模式。
我记得四个第一：
首先，我们友成大学的第一个班，黄埔的第一期班。
第二，中国的NGO，中国的社会组织的救灾网络的第一班。
第三，中国历史上民间组织、社会组织要创立出一套规矩来，怎么样来进行救灾，形成救灾网络。我们不是简单的大家凑在一起，我们班结束以后，要拿出一套规矩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第四，我还没有想出来。
记者：开放性的。汤老师，您提到了村官，因为陈田（音同）不是去梁淑民（音同）的那个中心，就是刘老师出事以后，大家也在反思，下一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