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技术改变社会形态的巨大威力洞若观火。他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而印刷术则“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
对于中国，微博这一新技术所释放的幽灵亦将如此——甚至不仅如此。
从2009年作为一种网络“时尚”出现在公共领域开始，3年来，微博从网民的狂欢变成公众介入公共事务最强大的工具。“网络问政”、“网络维权”、“官方微博”、“微博直播”的醒目存在，已经带来了一种“改变”。
而以近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为标志，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微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的力量已经彰显无遗——关键在于，管理者是否透过热闹的表象看到了这一点，又如何应对。
社会信息控制相形失效
2011年6月下旬，拿微博当QQ“直播”和情人开房的江苏溧阳原卫生局长谢志强变成一个笑话。但显然不仅仅是笑话。它同时是一种隐喻性的提醒：官僚行政系统隔膜于微博，往往会犯悲剧性，或者愚蠢的错误。
在“微博开房局长”事件中，就权力监督而言，它相当于一种公民利用微博的特点对官员权力私用、掠食的“监控”，而前提是官员的无知。
而这类“反腐”，和以往通过传统媒体报道，以及网络论坛、博客曝光的路数差不多，都是在贪腐官员的劣迹自曝或被曝后，通过信息的传播、发酵、聚集，终成巨大的舆论场，营造出无法忽略的公共事件。
它的特点是，信息在传递时绕过了本能地会过滤、控制信息传播的官僚系统，得以“上达天听”，形成政治压力。这样，某一层级内的官僚系统对信息的控制不再有效，那种在垄断信息的情况下对贪腐官员进行“组织内处理”，处理结果容易受官僚关系网左右的模式也相形失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处理相关贪腐官员，权力系统就无法消除“民意”注视下的合法性焦虑。
所以，开房的谢局，以及因被媒体曝光家人卖“问题粽子”而大闹报社的“最牛工商局长”杨晓松杨局只能丢官，无法再得到庇护。
说起来，“微博开房局长”事件和以往网络公共事件的背景一样：网民不停地聚焦某个事件，事实上是对以往“群众”运动在广场上怒吼的一种替代。作为“乌合之众”，他们从大街上撤到了电脑屏幕后，虚拟空间取代大街成为新的维权和进行权力监督的场所。他们不再表现破坏的力量，而是展示破坏的可能。而恰恰是这种力量无法准确衡量，而且具有不确定性，权力上层必须重视这种民意的分量。
正因如此，“微博开房局长”事件的新意并不明显。它只是从既有制度途径之外引发了清除腐败分子的上层权力运作，但仍无法通过制度上的渠道介入权力的运作。
但“郭美美事件”却呈现了另一种超越。
2011年6月21日，“郭美美Baby”在新浪微博上炫耀“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而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一反差所蕴含的疑点，使此前公众关于红十字会“天价餐费”，以及对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累积的不信任被大范围地激活。
事件的高潮出现在6月26日晚对她从深圳飞北京的“微博直播”。依赖于“全民搜索”和信息的即时发布，她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处于公众的视野内。
在舆论的压力下，郭美美、中国红十字会不断地发布“声明”，不约而同，都力图撇清彼此的关系，红十字会甚至使出“报案”的狠招。而随着微博搜索的深入，红十字会与某些商业机构的关系，以及自身的一些“污点”被一层层揭开。
综观整个事件，微博的新特点非常清晰。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它几乎运用了民间社会的所有资源，信息披露者包括媒体记者、普通网民、知情人、意见领袖，等等，具有了一种整合资源、协调行动的能力。这正是在权利饥渴中，公民利用自媒体“自我组织”的特征。而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通过点对点的无数连接，它的沟通像黑洞一样瞬间扩散，形成一套权力控制之外的社会信息沟通网络。
在以往，离开了权力所控制的信息沟通网络，大范围的社会沟通不可能进行。但微博终结了这一点。
社会治理因技术而改变
毫无疑问，微博是嘴巴、眼睛功能的无限放大，且在这种放大的过程中获得了力量。与之对应，就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今天开放社会的每一次跃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存在“道器之辩”和“体用之争”。马克思也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社会治理层面，则是一个社会的沟通工具的变革，往往会改变社会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治理模式。
按照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的说法，媒介的意义和功能，有时候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媒介要干的事情，就是对一个社会（或不同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它意在通过人际交往空间的建立，形成公共空间。而社会的公共空间往往具有政治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人们就是在这个公共领域里介入和影响公共事务。
按照有的学者的说法，权力对社会的治理并不神秘，无非就是对社会信息沟通的控制。因此，一种制度，一种治理模式大抵都有它的“技术支持系统”。
在原始社会，“政治”与“社会”合为一体。由于人与人的交往就是肉体的直接接触，其信息沟通模式也就是“口耳相对”。在这样的社会，行之有效的权力控制必须诉诸每个人的敬畏。因此，权力对社会的治理，其实就是“权威慑服”。
在实行直接民主制的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和“社会”同样是一元结构。但要实行直接民主制，同样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人们之间的沟通，必须是直接的沟通。如果人口很多的话，直接民主制就无法维持下去，因为一个大会场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开会讨论和决定公共事务。近代后，欧美各个民主国家，无论是否有意愿，搞的都是“间接民主制”——没有一种媒介能够实现在公共领域里人们大范围的直接沟通，无疑是原因之一。
近代以前，进行信息沟通的媒介被社会精英阶层所掌控，等级社会没有受到什么挑战。但随着教育的普及，书籍的出版传阅，以及后来各种现代媒体的出现，民众建立了新的信息沟通网络，封建专制终于被埋葬。而民主制度正是顺应了新媒介对社会形态改变的一个结果：它可以让民众之间直接沟通，可以让选民和候选人沟通，可以让民众和权力沟通。权力某种程度上，退出了对社会信息沟通系统的控制，它要控制的更多是某些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
在“社会”和“政治”被分开的二元社会结构下，要实现“政治”自上而下对“社会”的控制，条件只有两个：控制和取消公共领域。或者权力垄断、控制人们进行信息沟通的媒介，导致人们无法构成一个沟通网络；或者，人们根本就没有条件通过媒介在公共空间里进行大范围的沟通。这一点，在“印刷机时代”是可能的，但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几乎不可能。
技术的变化，显而易见地，已经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不可逆的变化，控制信息沟通，无异于破坏和瓦解这一社会经济结构，从而倒退回以前不堪回首的旧时代。
微博催生社会治理变革
通过变革回应时代进步的要求一直是执政党的优秀传统。《人民日报》的提醒很有道理，公众通过微博参与公共事务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管理者理应“善待”。
就社会管理思维来说，“微博时代”所建构的信息沟通网络，已经和“印刷机时代”所建构的信息沟通网络并置、交叉，而且它是一个更加广大，甚至无限的公共空间。这意味着，建立在“印刷机时代”的管理思维已经落后。针对微博的特点，在社会管理上，政府部门的心态和相应的制度设计，权力运作，理应更加包容、开放。
微博上无疑存在一些情绪化的表达和错误的信息，但作为信息沟通的公共空间，它完全可以在信息的自由流通中自我净化。这极有利于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如果阻碍这种信息的自由流通，反而会制造一个糟糕的信息沟通环境，公众的情绪无法消解并化为理性，信息的堵塞容易形成谣言滋生的温床。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政府的治理都有难以想象的后果。
针对微博信息沟通自成一体的局面，很多政府部门都开通了官方微博。这是一个积极的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官方微博是在政府公信力缺失，以及信息不够公开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和制度跟进，意在让官方的声音也回响在微博这个公共空间。
但是，问题并不仅仅是让官方的声音在微博上及时出现，还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取信于民？这需要的，仍然是在现实中对政府信息公开，以及与公民互动的制度改进。
必须看到，在微博上，无论是“微博问政”、“微博维权”，还是“微博反腐”，都是现实所激发。它们是公民在现实中，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通道比较狭窄，或者被堵塞所开辟的另一条通道。重视这一条通道，把现实中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扩大、延伸到对网络表达的吸纳非常重要。
但这些，都还仅仅是把网络、微博预设为公民反映意见的途径，并没有预设公民也是一个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主体，从而没有触及到本质问题。
在中国，微博所具有的“公共领域”的功能之所以如此明显，人们在微博上表现出的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之所以如此高涨，乃是在“政治”和“社会”的二元结构中，他们的角色还只是“被治理者”，而非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主体。也就是说，民主还远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以往，当社会信息沟通渠道被控制时，公民作为权利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诉求还不足以在逻辑上对既有治理秩序构成挑战，但在今天，微博自成一个社会信息沟通系统，意味着一种“社会权力”已经得以生长，以此为标志，我们已经从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的大门迈了进去。作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它召唤一种新的政治生态、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与之对应。
这种新的政治生态，就是对各类权利的保障，视民意为真正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而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就是承认社会也具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此，方能达致“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