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社会救援的组织性和专业性超过了‘5·12’汶川地震。尤其是来自民间社会的救援，自发、及时、高效，令人感动。但是，缺乏一套应对事故的技术性的救援标准，可能是这次事故救助中的最薄弱环节。”
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灾难发生后尽快总结教训，建立一套应对同类事故的救援技术标准，比追究“人的责任”更长远，更可靠。他曾担任过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温州市民第一时间自发献血、出租车志愿者服务队往医院运送伤员、项炜伊在特警的坚持下获救并得到及时治疗、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发起有近百万网友响应的微博捐款……这些救援举措在王振耀看来，都显示了我国社会应对事故的专业化程度在加强。
“如果说‘5·12’汶川地震是一次集合国际力量的救援，那么这次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就是一场本土救援的范本，考验的是温州地方的应对能力。”他坦承，“事故发生在晚上，但无论救援队伍、技术装备、医护力量还是志愿者组织，都行动迅速，高效有序，尽管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总体来看，社会与政府两方面的救援力量正在互动与融合。而且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间社会的踊跃参与，很难达到这样的效果。”
但王振耀同时表示，在他看来，此次事故救援当中也暴露出了一个不足，“那就是缺乏在应对同类事故时的技术反思。”
王振耀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看，目前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应对突发灾难、事故时，都有一套细致、准确且可操作性强的救援技术标准，而这些标准，大多正是从“血的教训”中提取出来的。
“比如1998年德国高铁脱轨事故之后，德国进行了长达5年的技术调查和审判，在此基础上公布了一份新的铁路安全方案；美国2005年遭遇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听证会，先后有近100本听证会的报告公开出版，报告不仅总结了政府在飓风救援中的17条教训，还针对这些教训提出了125个改进政府应急反应能力的特别建议；日本2004年新干线因为新泻地震脱轨后，除了加固高架桥和轨道枕木的抗震系数，也制定了一套应对标准，确保在发生事故的第一时间，人们知道打哪个电话，敲谁的门。”
王振耀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追究‘人的责任’，尽快建立一套应对同类事故的标准方案，才符合现代社会应对灾难的救援需要。”他说。
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救援过程中，很多人会被这个细节所打动：温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邵曳戎，拒绝了铁路部门“吊离第16号车厢”的命令，坚持原地搜救，救出了最后的幸存者——项炜伊。“公众对这名‘不听话’的特警充满钦佩与赞誉，这很正常，但在我看来，特警‘强硬坚持’的背后，恰恰暴露出我们在应对列车脱轨事故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统一、明确、细致的救援技术标准。”王振耀表示，“因此从长远看，我认为应对事故的标准建设、程序建设和预案建设，比‘查人’更重要。”
王振耀同时表示，我国需要加快建立应对灾难、事故的技术标准。“比如在应对灾难时，民政部已经要求‘24小时救灾物资到位’，就比此前的‘及时’、‘尽快’等标准，更具有了可操作性。”他说，“但是，我们制定标准的步伐，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大到地震、洪水等灾害，小到安全生产事故，都需要一套应对标准。我们经常看到，施工现场密密麻麻的安全生产事项，都是‘坚守岗位’、‘戴安全帽’等宏观指令，可是，万一出了事，找谁，打哪个电话，这些细微之处都需要固定下来，规范起来的行为标准。”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更催促我们尽快制定这样的标准。让这一次事故中的‘手足无措’，都成为下一次事故救援中‘井井有条’的铺路石。”王振耀最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