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9月份，一个叫“格桑花”的中国最大的教育救助民间组织遭遇了一场舆论风暴。此间，《公益时报》多篇直指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协会（以下简称格桑花）的批评性报道在头版重磅出炉，格桑花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成为公益界讨论的焦点。
2011年10月5日，格桑花在青海西宁召开第二次会员大会。“我们感谢媒体，如果没有他们，也没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我们。”格桑花创始人洪波说。
在《公益时报》陆续推出的新闻调查中，格桑花被质疑内部管理有众多问题：会员名单与实际情况不符，有“诈取”注册嫌疑；理事会未经会员大会选举即宣告成立，被指非法；《2010年度财务报告》与《2010年度审计报告》口径和数据不一致，深陷发展困境；义工爆料涉嫌私设“小金库”，内部贪腐等。
引发公益者震动的格桑花，就这样走进大众视野。
从2004年两个去西部旅游的热心志愿者到如今中国最大的教育救助民间组织，历经7年，格桑花仍在试图努力生长开放在高原之上。
格桑梅朵——在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的意思。它生长在高原，纤细瓣小，弱不禁风。
格桑花开
洪波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审计工作人员，也是中国第一批深入无人区可可西里的志愿者。
格桑花教育救助会，一切似乎都与这个“无知无畏者”有关。在格桑花西部助学网的论坛上，署名“洪波”的一篇文章《格桑花的故事》讲述了格桑花创办的来龙去脉。
2004年8月，洪波在西藏林芝的路上邂逅一位名为刘祎的女子，两人一见如故，两个月后，便开始了第一次公益合作。洪波在安徽合肥，刘祎在上海，一起给拉萨德吉孤儿院募捐物资。在此过程中，洪波发现，多数人都有意愿帮助别人，问题在于缺少一个渠道沟通捐助人和被捐助人。
孤儿院募捐结束之后，两个“闲不住”、“喜欢折腾”的人开始思考其他帮助孩子的方式，最后她们认定一对一资助孩子上学是最好的资助方式，也最适合她们，钱款也更明白，好操作，好打动朋友们参与。
她们心里开始种下格桑花的种子——怀揣帮助100个孩子的理想，刘祎在上海找朋友出钱资助孩子，洪波请西部的朋友出力寻找贫困孩子。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大规模寻找贫困孩子的举动受到了甘南教育局的高度怀疑，洪波遭到盘问：“你是什么人？什么组织？”情急之下，洪波急中生智告诉他们，她是格桑花西部助学的工作人员。
就这样，格桑花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从100到1000：不是数的改变
尽管艰难，但捐助100个孩子的理想在逐步实现。2005年2月，“格桑花西部助学网”成立。称多县教育局副局长兼民族一中校长智明龙珠与格桑花的合作从未停止过。多年以后，智明龙珠说称多是格桑花的“革命根据地”。
随着孩子来源的稳定和规模扩大，格桑花寻找捐助人的压力也在大增。
除了网络传播和宣传，刘祎洪波开始制作宣传册，除了大部分文字内容，还需要精致感人的图片。“我们在网上发动朋友把自己拍的西部孩子照片都贡献出来，看到一个帖子，其中有个背小弟弟的小女孩清澈无助的眼神很能打动人。洪波写了一则寻人启事，发动所有的朋友到各大论坛和专业摄影网站寻找作者，摄影师给洪波写了封信表示十分支持，还认捐了几个孩子，介绍了一些海外华人朋友。在他的发动下，格桑花迎来了几位专业摄影师的加盟。
为了扩大格桑花的宣传，洪波的丈夫和刘祎公司所有员工的名片印上了格桑花的网址，同时，朋友们把自己的QQ、MSN签名也都改成格桑花的网址。
洪波写道：“我那时不论和谁说话，不论一开始和人家说什么话题，最终都有本事把话题说到格桑花上。”
大量工作需要人力支持，格桑花开始在网上招募义工。格桑花的草创者们开始出现了如何透明和解决问题的争论，但这促成了格桑花遇到第一次重大转折——建章立制。格桑花建立了一套核对捐助人和孩子的信息，清查账目建立档案，格桑花实地调查表格等，起草和整理了工作制度和捐助流程。
值得一提的是格桑花个人认捐系统建设。个人认捐系统最大的优点在于保护孩子的隐私权，孩子的照片只有捐助人自己才能看到；同时也保护了捐助人的隐私，捐助人必须填写相关信息，其他人则无法查阅捐助人资料。调查和发布认捐、对账发放的一整套要求和流程的发布，使格桑花的调查工作逐步走向规范。
格桑花也改变了全年寻找捐助人和孩子的做法，开始分季节调整工作重点：每年春夏大量采集孩子以发布认捐为主，秋天少量发布认捐、以反馈为主，秋冬季节则转移到实物募捐——那时候学校放假，气候寒冷，孩子采集难度大。
在缓慢中推进的格桑花积聚了巨大的能量。随着全国各地的宣传和实地调查的扩大，到2005年底，格桑花帮助的孩子突破了1000个。
格桑花的早期困境
2007年，格桑花西部助学网已经向西部输送了200多万元助学款，100多吨物资，3.4万千册图书和6000余件学习用品，资助的贫困学生从小学至大学共4900多人次。洪波也因为格桑花而成为2006年感动中国候选人。
格桑花的发展得到了社会认可，但内部有一些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格桑花自从成立的那天就面临着身份的问题，并因此而不断遭遇尴尬。名不正言不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格桑花西部助学，也是其他网络助学组织共同面对的问题。
因为身份“不合法”，格桑花能否长期存在、能够应对多大的风险一直是个问题。此外，格桑花也不能签订合同、开具发票、合法募集资金，无法规范化运作。而且，也不能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抗风险能力小，在财务管理上无法严格按照财务准则执行。
除了身份问题，格桑花也面临日常运转经费压力。由于是网络组织，所有活动由义工完成，经费靠格桑花自筹。义工各自均有本职工作，难以保证在格桑花的工作时间。
同时，实地调查是格桑花助学的重要环节，而格桑花捐助的学校，大部分在偏远的农牧区，到今天仍然不通客车，只能包车或乘坐摩托车前往。高原大地气候恶劣、路况较差，格桑花的实地调查难度并没那么简单。如果涉及实物捐助，则更为困难。
玉树州曲麻莱县发改局副局长多尕原来是曲麻河乡乡长，2005年认识洪波之后，一直和格桑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告诉记者，从2006年开始，格桑花每年都给曲麻河乡300多个学生供煤。“一吨货从西宁到县上的邮费是300-400元，县上到乡上240多公里，西宁到曲麻莱县的费用可能都已经高于货物的本钱了！”
为了解决自身身份合法性及因此带来的各种问题，2007年，格桑花在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政府的帮忙下注册了“杂多县格桑花助学协会”。但是，县级协会不能开辟独立账户，导致捐款在格桑花的流转十分复杂繁琐。通过玉树州政协常委、青海劳动模范才文的帮助，格桑花完成了“玉树州格桑花助学协会”，法人代表为才文。从那时起，格桑花获得了开辟对公账户的资格，也涌现了第一代专职工作人员。
2009年7月，格桑花再次“升格”，获得青海省教育厅和民政厅同意，正式注册为“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协会”，在民政厅的要求下，开始有财务审计、资质年检和定期汇报工作。
玉树地震：飘摇的格桑花
2010年4月，玉树发生地震。格桑花能够快速反应进行救灾工作。震后格桑花获得各方捐赠款物合计1500万元，其中现金1000万，物资约500万元。
《公益时报》的新闻调查，质疑格桑花内部管理有众多问题。调查报道激起千层浪。
9月23日，在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举办的公益短期培训班上，一位基金会媒体官员认为，格桑花固然存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组织内部管理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更要看到，“格桑花的问题不是格桑花的问题”，它与整个中国的公益大环境有关。
国内一个旨在呼唤社会组织自律的网络社区“自律吧”近来发表文章，认为格桑花所遭遇的注册和实际情况不符、名义会员、网络募款、财务规范、年审报告等指责，很大程度上是受制度环境所迫。
《公益时报》的第三篇调查格桑花的报道评论说：“民间慈善的生命力，在于其生存能力和内生动力。而其持续发展力，则离不开规范和工薪。‘程序正义大于实体正义’，慈善事业的长久机制不在于动机，而在于成熟制度和体系的建立。”
格桑花如何不败
格桑花看起来并非如此纤弱。10月5日，洪波坦率地说，格桑花的组织治理工作一直没有投放太多精力和时间，格桑花发展到今天，组织治理能力应该摆上了议事日程。
她告诉会员，格桑花未来的发展模式将是“两条腿”，在东部筹集各种资源，西部提供孩子的需求、项目调查和反馈。
青海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于兰军认为，“格桑花给西部地区贫困学生带来了求知的希望。”于兰军表示，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只要有利于民生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促进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欠发达地区公民的整体素质，就给予鼓励和支持。
整改后的格桑花，最高权力机关是会员大会，下设理事会，理事会下设秘书处负责具体执行协会工作。
洪波仍然被推选为理事长，负责格桑花品牌和文化建设，她觉得这是一件极富挑战的事情。她告诉记者，这个团队里，有的人是钢筋，有的人是水泥，有的人是沙子，有的人是水：“我们需要把大家粘合在一起。”
格桑花没有躲避质疑的声音，由南都公益基金会聘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针对格桑花的评估报告，将在今年年底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格桑花联合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