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7、8月份，既是各个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招生季”，同时也是“退学季”。广东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工子弟像候鸟一样迁徙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日渐残败的乡村，没有父母温暖的怀抱；石屎森林的城市，找不到泥土的芬芳。孩子稚气的脸上，写满了无助与迷惘。
来自官方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广东共有2600万农民工，其中来自外省的约1730万人，本省的有900万人。背井离乡的外来工身后，是大群“漂泊”的孩子。他们虽是家人的希望，但父母把他们带在身边，日为衣食所累，却无暇顾及孩子的课余生活与心灵成长。虽然生活在繁华都市，他们却是一群漂在城市边缘的孩子。
如何关注城市外来工子弟，改变他们生活和成长的困境？2012年4月起，由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和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联合主办的“爱心春游计划”，已为1000名广州的外来工子弟，寻觅到一片快乐的天堂。
双胞胎兄弟的故事
小涛和小浩（化名）并排坐在园区内一条圆凳上，低垂着头，笑容腼腆。偶尔会四处张望一下，好奇又有点小紧张。到广州近一年时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游玩。这对来自梅州五华的孪生兄弟，拥有着完全相同的面容。去年，家乡的小学面临拆迁，眼看孩子就有失学的危险，父母咬咬牙，把他们接到了广州，送进位于黄埔区的民办学校博雅小学就读。
博雅小学是广东众多的外来工子弟学校中一个典型样本。学校总共有500多名学生，大都来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茂名、梅州等地的打工族家庭。
据副校长刘巍巍透露，每年7、8月份，既是各个外来工子弟学校的“招生季”，同时也是“退学季”。外来工工作流动性较大、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导致学校生源流动频繁。小涛、小浩兄弟俩就曾一度面临退学的危机。
住在城乡结合部的马鞍山，小兄弟并没有感受到太多城市的繁华。周边被猪棚和垃圾站围绕，空气里飘浮着腐烂的臭味。父母批发木炭，然后卖给酒店或者烧烤档，这是一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但即使早出晚归地忙碌，小家庭的月收入也只有2000多块钱，而两个儿子一年的学费要6000多块钱，对夫妻俩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好几次迫于经济困难，两口子提出要让孩子退学，幸而都被班主任谭老师劝说回去。
“为了留下他们，学费我们每学期减收1000多块钱，还把兄弟俩调到了教学质量比较好的实验班。”谭老师说，也许是学习基础差的原因，两个孩子有点内向和自卑的倾向，不爱说话。他留意到，只有在下课时，男孩子顽皮和快乐的天性才会显现出来。
“像这种情况的孩子还有很多，每次寒暑假过后都会有1/5左右的孩子会转学回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学校也没有能力为每个学生实行优惠。”
刘巍巍介绍，学校目前的生源呈现出两极分化状态，“4/5的孩子在普通班，学校目前是亏钱经营的，供没有广州户口的贫困外来工子弟入学。还有1/5在实验班，实行20人小班教学，确保优质教学质量，并且具有国学和英语双特色，收费较高，以此来提高盈利能力，筹集资金开发宿舍楼。”
奢侈的愿望
每到放学时间，市区各大公办学校门口车水马龙，挤满了前来接送孩子放学的家长；然而，比起公办学校门前的繁忙，外来工子弟学校的门口显得冷清许多，接送孩子的家长寥寥无几；小涛和小浩告诉记者，不仅上下学无人接送，他们放学后和周末还要“帮忙搬煤、做家务，根本没有时间出来玩”。平常父母无暇顾及孩子，又担心走丢或出事，即使是难得空闲的时候，兄弟俩的活动范围也被限制在家与学校之间。
当跟记者聊到现在最大的心愿，哥哥小涛告诉记者，他们还有一个姐姐留在老家。因为家境困难，姐姐五年级就辍学了，在家中照顾年迈的奶奶。对这些飘荡在城市的外来工孩子来说，能一家人在一起，已经是最幸福的事情。哥哥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姐姐也来到广州，一块在大大的教室里念书，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而他们的家长，则有另外一个更现实和迫切的心愿——希望外来工子女能得到本地公办学校的“入场券”，享受同城待遇。但刘巍巍坦言，在目前的现状下，这接近于奢求。目前只要社会能“多给孩子们一些在广州游玩的机会，开拓视野，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所生活的城市”，“给他们提供生活上帮助，比如让他们在生长发育期间吃上有营养的食物，为贫困家庭的外来工子女捐赠校服”等，就已经很好了。
一次难得的欢乐之旅
而与物质的资助相比，心灵的关怀更显重要。谭老师说，学校很多来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进入城市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语言不通、学习跟不上等一系列障碍，孤独、陌生以及自卑感随之而生。他们又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孩子们很难快速融入城市。
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在这场由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和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联合主办的“爱心春游计划”中，很多孩子还是头一次出门。参与活动的培智学校三年级女生玲玲（化名）告诉我们，这是她第一次到长隆游玩。小女孩的妈妈在广州做快餐生意，周末要帮妈妈送快餐，很少出来玩。早早起床，还特意扎上小发饰。同班的一名小男孩立刻指着她头上的发饰说：“我爸爸工厂就有做这个，我周末会去厂里帮爸爸一起做珠花，一天赚50元。”
康乐小学校专程从三年级、四年级各抽一个班参加春游活动。孩子们听到要去“玩碰碰船、过山车、海盗漂流”时开心极了。“有几个孩子太兴奋了，昨晚睡不着觉。外来工家庭忙于生计，没有时间，也无多余的家庭预算陪小孩出来游玩——这种情况在博雅小学非常普遍。刘巍巍说，”孩子的家庭支付能力有限，学校连春游活动也不多，一个学期只有一次机会，挑广州便宜的地方游玩。“因此，这一天的免费游乐，对于这些正处在最活泼年龄段的孩子，已是一份难得的快乐。
有些孩子，甚至连普通的游泳裤也没有，只穿着一条小底裤就下水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顺着水流在“巨蟒”肚子里扭转，上下漂移，感受凉爽刺激的多重混合感官体验；旋入“小喇叭”滑道，领略被龙卷风吸进去的感觉；舞蹈在色彩缤纷、被各种精灵环抱的宝贝水城；冲浪在波涛汹涌的造浪池……在滚滚热浪的夏日，孩子们都迫不及待戏水欢乐，笑声和水声混合响荡在水上乐园。
从4月10日起启动的“爱心春游计划”，一直持续到5月份，一共举办5场欢乐游园活动，分别在长隆欢乐世界、广州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广州鳄鱼公园、长隆国际大马戏、长隆水上乐园展开，共有约1000名外来工子弟参与。主办方表示，希望借此为受助儿童们创造一个接触外界、感受自然、体验童年快乐的机会，在童年记忆中留下更多爱与欢乐。
对话
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长隆集团董事长苏志刚曾经说过：每当我看到游客在园区里开心地游玩、观赏节目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快乐。“提供欢乐”成为了长隆利益目标和社会责任的契合点。长隆这样的主题乐园怎么结合自身特色做CSR（企业社会责任）？日前，长隆集团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本刊的专访，分享企业多年参与公益的经验与心得。
中国财富：主题乐园应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哪些经验值得分享？
长隆相关负责人（下称“长隆）：作为主题乐园，坚守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坚持为现代都市保留一片绿地，这本身就是在履行其企业社会责任。
一个不败的企业，不仅要追求短期的效益，更要有长远的打算。长隆自创立之初就将资助和举办各类社会公益活动放在经营决策的重要位置，并大力践行。2008年汶川地震牵动国人的心，次日，长隆集团就捐款200万元。随后，在得知卧龙遭受重灾，大熊猫的基本生存条件受到严重的威胁后，集团属下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又主动向国家林业局请缨，领养了五只灾区大熊猫，让它们在园内得到精心照料。地震破坏性巨大，卧龙大熊猫保护基地的恢复需要漫长的过程和大量的投入。为了支持灾区重建和国宝大熊猫的保护工作，长隆集团向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基地捐赠80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的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隆大熊猫国际培训中心”项目的建设。去年，长隆更向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捐赠1000万元，作为成立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广东碳汇基金专项的启动基金。
中国财富：我们了解到，香江野生动物世界从南非引进动物时，南非反虐待动物联盟担心中国人会虐待动物，还专门派人陪同这批动物到中国。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动物保护方面，长隆做了什么努力？
长隆：1999年，香江野生动物世界从南非引进第二批动物。南非反虐待动物联盟担心中国人会虐待动物，为此该组织专门派兰塞女士陪同这批动物到中国。但她来到中国后，发现情况与想象完全相反，所以表示回去后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努力澄清并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片面报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长隆在努力用自己的力量，消除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偏见。
长隆在动物保护方面，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采用了大种群的动物散养模式。在香江野生动物世界，每一种动物都采用种群式放养，而且种群庞大。我们拥有珍稀白虎150多只，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考拉20多只。大种群模式让动物们“有伴不孤单”，散养模式则让动物们自由和谐生长，很好地保护了动物的原始野性和活力。
中国财富：香江野生动物世界致力于打造科普教育和环保教育基地，是基于何种考虑，又有哪体具体的举措？
长隆：作为“广东省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香江野生动物世界将此作为自身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和追求。在香江，保护动物的理念随处可见，集讲解与活动于一身的动物科普驿站、图文并茂的动物说明牌、内容丰富的科普长廊、生动有趣的动物学堂、充满温情的儿童动物王国、图文并茂的动物解说牌和环保知识牌、会说话的垃圾桶……使游园的客人切身感受到了保护动物、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游玩的同时让小朋友们理解“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的理念，切实地履行着“科普教育基地”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