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斯模式自存自贷 中国相似项目仍“无照”前行 政策空白尚待填补
探索中国“穷人银行”之路
8月13日，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出现在北京2012NUSKIN大师趋势论坛上，“贫穷不属于人类文明，它的恰当归宿应该是博物馆。”这位从借给穷人27美元到创办“穷人的银行”给数百万人带去福祉的72岁老人说。30年间，尤努斯模式为全球战胜贫困注入了信心，而对于尚有过亿贫困人口的中国，如何建起“穷人银行”,各方仍在上下求索。
□尤努斯模式 从27美元到850万人
1974年，一场大饥荒席卷孟加拉，留美归国在大学教书的尤努斯突然发现“所有美好的经济学理论在生存受到威胁时全部没用”,曾致力于教育强国的他决定用普通人的方式去做一个有用的人。
在一次农村走访中，尤努斯看到一位生有3个孩子的21岁年轻农妇，每天从高利贷者手中借22美分，然后买竹子编竹凳还贷，劳累一天只能挣到2美分，一家人陷入难以摆脱的贫困当中。目睹了高利贷的残忍后，尤怒斯决定自己借钱给穷人，他找到42个人，发现他们总共只要27美元就能摆脱高利贷的剥削。借出27美元后的尤努斯非常振奋，然后他又想到，“为什么穷人们不能从银行借钱再把钱还给银行呢？”“穷人的银行”想法出现在尤努斯脑中。1993年，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获得了孟加拉当局的注册，允许其专门为穷人提供贷款。
格莱珉银行借款主要面向贫困妇女，一方面帮助在孟加拉没地位的妇女们获得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拯救一个妇女同时意味着拯救了一个家庭。银行控制风险的办法一方面是只提供小数额的贷款，并在时间上分梯次还款，另一方面则要求每个贷款人加入一个五人小组，可以使组员之间相互帮助和督促。此外，贷款人如果还款出现问题，虽然不会让其他组员代其还款，但会影响其他人贷出更大额度的款项。
而银行资金的来源，则来自穷人们存到格莱珉银行的钱。“这些来借钱的人就是银行的股东，有人不理解，穷人怎么会有钱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一个银行，所以我们会收存款，我们鼓励每一个借钱的人都在银行里开一个储蓄账户，这些穷困妇女每个月存的一点点钱统统加起来，大概有10亿美金这么多。穷人存的钱可以再借给穷人，钱就这样不断循环起来了。”在这种方式下，格莱珉银行不需要向政府或者国际借贷机构或任何人来借款，实现了自我良性发展。
至今，格莱珉银行共计为850万人提供了小额贷款，其中97%是妇女，贷款收回率超过99%,放款量每年达到12亿美元。
“我知道中国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社会，跟美国、欧洲社会截然不同，我认为中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这个全新的社会体系应该追求三个目标：第一，在中国找不到任何失业的人口；第二，在中国找不到任何一个穷人；第三，在追求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不会对地球环境产生任何的破坏。我相信这三个目标都是可以具体达成的目标，只不过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和正确的做法。”当记者问尤努斯对中国有什么样的期望时，他这样回答。
□中国模式一个“无照上路”的成功典范
据中科院报告显示，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每年的贫困标准来看，中国目前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如何借鉴孟加拉的成功模式帮助穷人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各方都在尝试。
早在1996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已经开始实施了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迄今为止，共为近13万人贷款，其中超过7成为妇女，还款率甚至超过格莱珉银行达到了99.93%.但囿于制度限制，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感叹其“依然属于无照经营”。
扶贫基金会开展小额信贷是希望服务全国贫困人口，但由于现实中无法成立全国性的银行，只能建立村镇银行。
按照银监会2007年出台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如果扶贫基金会想通过建立银行的方式推行小额信贷项目，则要在目前已经开展小额信贷项目的60个点建立60个村镇银行，一方面，60个村镇银行背后是一笔巨大的注册资本金，同时，扶贫基金会还要管理60个不同的股东群体；此外，“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的规定，让基金会无法获得超过10%的股本，难以拥有自主权。
资金成本巨大、管理体系繁杂、不能拥有自主权，成立乡镇银行的路显然走不通。
最终，扶贫基金会注册成立了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以公司的形式来运作项目。
在资金来源上，由于不能吸储，除有少量捐赠等收入外，主要靠商业银行贷款。
而何道峰感叹的“无照经营”,则指中和农信目前仍然只是个普通的工商注册公司。
由于目前小额信贷机构在中国仍是试点阶段，无法获得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身份认定，这样的身份“无法享受国家有关针对支农贷款的扶持政策，如贷款贴息和税收减免等政策，严重阻滞了项目的推广与复制。”何道峰说。
只能贷款不能吸储让项目难以自我造血生存；没有身份，让项目不能享受政策优惠。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模式比尤努斯做得还好，却远比尤努斯做得更难。”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曾无奈地说。
□“我开网”
一个曾经很美的案例
伴随着民间组织的扶贫行动，个人行为也开始进入了这个领域。
今年五一节刚过，一个记者QQ群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开网’要关闭了。”一向安静的群里一下子起了小小的涟漪，对于很多记者来说，“我开网”并不陌生。
近年，P2P（英文person to person的简写，意为个人对个人）小额贷款网络平台由北美兴起，进而走入中国，“我开网”就是这样一家机构，5年前由两位美国女孩魏可欣和孟康妮创办，专门向中国贫困人口提供贷款，其形式类似Facebook社交网络，让贷款者与借贷人之间可以直接进行交流。
“我开网”甫一推出，迅速获得了认可，发展五年间，已为近千名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的中国贫困农牧民提供超过50万美金的贷款，帮助他们创造改变贫穷命运的机会，不少借鉴“我开网”经验的P2P商业信贷网站，也在中国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但是，2012年5月2日，“我开网”突然宣布停运，压倒“我开网”的原因是募资困难。
“我开网”之前99%的资金均来自美国和香港。与孟加拉等南亚国家民众认可小额信贷相反，在美国，小额信贷的慈善性质并未广泛认可。对他们来说，信贷是获利的商业，因此他们很难理解“我开网”的捐助模式。此外，外国公民对中国贫困人口的状况缺乏了解，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强劲增长，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已经富起来了，因此不再向中国捐款。
其后，“我开网”也把目光放回了国内，并于2011年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合作，取得公募资格。在中国接受人民币捐款，但显然，对于大量的中国普通公众来说，对这样的项目还缺少认知，国内募款微乎其微。最终，运行了五年的“我开网”还是没能继续走下去。
□政策
无身份缺监管
无论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项目的未来还是“我开网”的关闭都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就是资金来源的压力，而形成这个压力的主因则是政策。
中央财经大学黄震教授表示，目前中国的小额信贷机构仍处于试点状态，因此相应的管理监管都不到位。
首先在管理上，目前，小额信贷公司的设立批准及监管都是由省或直辖市的金融办负责，在设立中严格限定其为“只贷不存”的公司。由于是公司，所以小额信贷公司管理应依托于《公司法》，但现行的《公司法》中，没有对涉及贷款类业务公司的规定，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按照金融办的要求执行的是金融机构的财务准则和流程。
其次，在身份上，虽然小额信贷公司执行的是金融机构的财务准则和流程，但由于“只贷不存”的限定致其并不经营存款，所以银监会认为它不属于金融机构。由此，小额信贷公司无法获得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身份认定，这意味着其享受不到相应的税收等优惠政策。
无身份、无优惠政策、不能吸储，一系列障碍带来的结果就是资金来源的压力。
此外，由于监管缺失，小额信贷的发展也乱象丛生，“小额信贷不小额”是黄震的另一个概括。
目前，中国有五六千家小额信贷机构，但真正意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的小额信贷公司都在追求逐利目的。有数据显示，2010年小额信贷公司单笔贷款平均达120万元，“从这个金额就能看出来，显然受贷主体不是贫困农户。”黄震说。
中国什么时候能拥有“穷人的银行”?
“中国跟孟加拉不一样，尤努斯能建起乡村银行并获得成功，因为孟加拉这方面的环境完全是一张白纸，而中国则有更复杂的法律制度、人文环境等因素，在这样的环境下未来怎么发展，我想，只能努力创新吧。”何道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