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香港2011年的一项调查，超过八成的年轻专业人士参与过包括社会企业福利组织和智囊，调查同期在北京得到的数据却是超过六成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完全没有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参与过公共事务，结果几乎很神奇地对调翻转。
三十会发起探讨，香港需要怎样的政治领袖。
曾荫权参与三十会发起的政治领袖讨论。
政治领袖讨论现场，各方专业人士发表见解。
三十会邀香港特首梁振英参与讨论施政问题。
根据香港2011年的一项调查，超过八成的年轻专业人士参与过包括社会企业福利组织和智囊，调查同期在北京得到的数据却是超过六成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完全没有以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参与过公共事务，结果几乎很神奇地对调翻转。等等，“专业人士”这个词是不是困扰到你？“专业”倒是在招聘会上常听到，但是专业人士又是什么人？他们为何要参与公共事务？香港人为何单单把这个概念拿出来研究比较？这的确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概念，从英语professional直接翻译而来，“专业人士是谁”其实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大概可以认为是取得过一定专业的学位或者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有足够的经验和想法的人，换而言之就是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等等所谓“精英”阶层的一个称呼，而通过数据看得出，香港的“专业人士”们热衷于参与社会事务，这下有人该说：原来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嘛。两个概念的确非常接近，但是又无可比较，香港更认可专业人士而非公知，不妨拿论政的专业组织三十会做个case study(案例研究)。
“如果可以有多啦A梦的时间停止器该多好。”香港大学传讯及公共事务处高级经理何建宗自从有了另一个身份———三十会理事后时常这样盼望。
早晨睡梦中，何建宗已经开始盘算两周后三十会倾谈会的嘉宾该邀请哪位，之后利用午餐时间开始给朋友逐个打电话联络嘉宾，下午工作时报社的编辑忽然打来电话央求他今日加班加点赶一篇针对刚刚发生事件的专业评论。
“我还得查很多资料，怕时间来不及。”可惜申请无效，何建宗不得不考虑通宵赶稿的可能性。自从上了专业协会的“贼船”，类似状况出现的频率很高。
香港的专业人士想参与公共事务，加入一个民间社团(netw ork)容易又方便，三十会就是其中之一。
大律师谢律仁是三十会的发起人之一，时间拨回2003年香港抵抗SA R S时，这些刚过而立之年、平时忙得昏天暗地的精英们忽然有了大把时间聚会。(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我飞得很少，一个月去一次北京，其他几个朋友几乎每周都要飞，结果SA R S一来，谁都飞不了。”香港处于危难，我等岂能不管，几个好哥们一拍大腿就响应政府号召，加入“全城清洁”中去。那一年，他们都是三十出头的人。
“那次清洁可谓出尽糗事。”大律师由衷感慨。当他兴冲冲地为住在公屋里的一个老太太“清扫”好屋子后，回头一看：进门时洁白的地板却都是他黑色的脚印，老太太乐呵呵地一旁看着他。下次学乖了，他拿出律师“铁肩担道义”气势先询问老人家有什么需要，并准备大干一场时，人家却说：买包图钉吧，腿脚不方便，要挂日历用。
“我们自以为了解香港，其实连一个阿婆的需求都不知，要帮助香港改变，先要了解。”从此之后，三十会开始了“神秘”的倾谈会，其实就是各种专业人士聚在一起交换对最近事务的看法，各自从专业角度探讨，不过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而畅所欲言，会议内容保密。
而在发展将近十年后，三十会的网络已经开始涉及到社会企业、社会福利、政策研究讨论各个方面，下设的基金组织已经开始成功运作自己的社会企业。(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像三十会这样的“网络”还有很多，有了“网络”的连接，专业人士也可以集中力量表达观点，在香港发生大事件时，很多专业人士会联名写信表达意见，“圆桌会议(round table)就常常参与，尽管没有以‘圆桌会议’的名义出现，但你看看很多批评建议者的名字就大概知道他们的出处。”香港中文大学梁启智博士也是round table的会员，他透露有时这个年轻学者的学会对社会事件的反应速度也很让人惊讶，“往往事件没多久，他们就一人2000字，凑在一起立即出版一本评论书。”
“虽然作为专业人士个人的生活状况比一般人好，但对香港越发不满意，有时候恨它不争气。”何建宗评价之前政府派发6000元津贴的事件，“难道纳税人给你钱就是让你这样送回来充好人吗？”“看不过眼”成了网络中每一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原动力。
批评谁都会，拿“专业知识”说话给出建议才算牛
“香港某些媒体每晚到了9点钟，无论什么事都让那几位所谓‘政治评论人’去发表高见，其实我们是很不屑的。”何建宗的想法在香港很有市场，空说无凭，连小学生都会批评，既没有专业背景又不是长期关注，有什么资格来对大众发表舆论？要说就得言之有物，有凭有据，拿专业和研究说话。
年前，香港一直在讨论政府要在机场建第三条跑道的话题，之所以牵动人心，是因为政府向立法会报了1000亿元的高价，“可是不知为什么，媒体上不是政府官员为自己解释，就是环保人士的呼吁，和跑道相关的持份者却没有。”
“持份者”也是香港公民社会的高频词汇，即利益相关者，三十会的陈瀚民和几个会员一商量，干脆在网上开一个“电台节目”，把飞机机师、机场工作人员等等叫来一起聊，他们认为讨论第三条跑道已经不是建或者不建的问题，这样的争论太小儿科。
有一个女机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三条跑道建好后，配套的航线是不是完备，不要因为天空的限制让这么多钱付之东流；目前政府给出的第三条跑道的位置，是对飞行员的严重考验，背靠大屿山的机场如果按照这条跑道起飞，风险增加很多。
“如果不是真正懂飞行和机场的人，恐怕不会有这样的说法，这不仅仅是环保不环保、跑道够不够用这样基础的问题。”陈涵民说。
而香港公共专业联盟主席黎广德则拿出之前高铁风雨满城时候的一个案例，政府公布高铁工程要耗费669亿，但公共专业联盟得出结论却是251亿足矣。(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公共专业联盟的结论倒是“优惠”，可是有根据吗？
“负责做这个研究的工作组里有曾经在政府担任多年铁路设计的工程师，有工程投资的资深从业者，他们一起经过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拿出报告，至少这不是随便说说而已。”黎广德对此深有自信。
不仅仅是对政策的评价，很多时候专业人士拿专业参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企业运作，也有不凡作为。
陈昭容目前的本职工作还是市场推广，但她也加入到了SV H K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工作中，这个基金已经有“黑暗中对话”视障人士的社会企业、残障人士使用的士等社会企业也开始在计划筹备。她记得刚刚开始到一个社会企业帮忙时，发现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市场推广。“那时候社会企业的操作者往往都是慈善志愿者，他们虽然一心想办好，无奈没有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很多最后吃空了政府拨给的资金也没有自己造血。”陈昭容这样的专业人士加盟后，给了指导和范本，专业人士加盟几乎是目前社会福利企业想要自给自足的最重要的办法。
在开篇提到的数据研究报告中，前言这样写道：“专业人士在香港一直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他们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代表社会上的‘中产阶层’，更一直坚守并努力维护重要的专业精神。”何建宗甚至直接表达：香港精神某种程度上就是专业精神。
“香港的专业人士都不是什么富二代，而是靠自己。”何建宗不无自豪，专业人士通常都在取得专业学位后，通过慢慢努力和打拼，终于在自己的领域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代代的香港人都是用这种“狮子山下”的精神去拼搏，“现在香港的爸爸妈妈教育baby也都是拿律师、医生这些专业人士做榜样，并不完全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
香港立法会的议员中很多都是大律师、工程师等专业出身，现任特首梁振英本人也是一位专业测绘师，正儿八经的专业人士。就是在很多区议会的议员选举中，也是专业人士占优势，“律师和医生等职业本身就让人信任甚至依赖，举个例子，有时候议员有公众咨询日，选一个律师议员没准可以向他问问产权纠纷问题，选一个医生还可以看病呢。”陈瀚民有一些议员朋友，专业技能都成了他们的竞争砝码。
“香港在150年前就已经完成好专业化了，英国的统治就是靠大律师、医生、会计等专业去管理，专业肯定会受人尊敬。”香港作家陶杰话锋一转，“但专业人士不等于知识分子，敢言、敢于和政府制衡，为弱势阶层发声，制造不一样的声音的专业人士才算得上知识分子。”
黎广德认为专业人士敢言的关键之一在于香港法制社会的规范，使得敢言的成本降低很多，不用担心伤害人身安全的打击报复，“例如香港的专业人士资格授权从来保持独立，和政府没有关系，不用担心今日说了话，明日取消职业资格。”可以说没什么后顾之忧。
但也并非完全没压力，2007年教育学院院长莫礼时向社会揭露港府教育统筹局疑以威吓手段，干预学院运作。事件引起公众关注，港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展开聆讯，并证实前教育统筹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做出不当干预教院两名职员学术自由的行为。这位秘书丢了官，但莫礼时也没有得到下届的合约，“这样的结果他未必预测不到，但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操守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黎广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