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你和农村的孩子交流时，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崔永元：我觉得很可怕。大部分孩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哪怕偶尔能看场电影、上一次网，他们也不知道，但当他们发现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他们会觉得对他们非常不公。
我也特别发愁，怎么能和孩子把道理讲清楚呢？国家从1949年开始就提出政策：用农村照顾城市、用农业照顾工业，让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就这么一口气到了1978年。从那以后才开始关照农民、才把农村当回事。那时候农民可以经营承包土地，生活发生改变，农村教育改革也开始一点点地往路上走，但我个人认为到现在都没上正路。
我们说“资源”。同样作为资源，北京的90号汽油跟云南腾冲的90号汽油应该没有差距。但为什么有的学校的教育资源好得跟美国差不多，而穷地方的校长办公室屋顶都是漏的，为什么教育资源的配置有这么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直接造成教育不公，这是天大的事。
南方周末：清退乡村代课教师时，有没有老师给你写过信求救？
崔永元：我的信箱是公开的，最多时一天有一千多封信。清退代课教师我一开始就反对，我在政协会上最早反对。
我们重走长征路，觉得自己走得挺了不起，但随便遇到一群上学或放学的孩子赤着脚，就在我们的队伍前后跑，那都是在山路上练出来的。不住校，走15公里的山路，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概念？就是4点钟起床，睡在父亲的筐里，举着火把。家长不敢让孩子自己在路上走，会被狼叼走的。清什么退呢？
南方周末：你给乡村教师这么高礼遇，会不会担心他们回去后适应不了？
崔永元：事情要两面想，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太不公道了，以后再也不做乡村教师了。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份尊重，这辈子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岗位。
我们的想法是，能有一个老师留在那个岗位上也是值得的。诱惑乡村教师的因素当然非常多，但既然他们选择了这个职业，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动摇。
南方周末：钱是最大的问题吗？
崔永元：是。在现在的社会氛围里，钱就意味着地位和被尊重的程度。像他们一个月才挣那么点钱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容易解决，那就先把它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忽视钱，只宣传说谁在哪个学校扎根多少年，都得肝癌晚期了，死也死在讲台上……凭什么要让人家这样？
钱是基本的条件。一个普通学校，不能漏风、不能漏雨。所有的孩子上下学安全也要有保障，不能翻校车像拍电影似的，随便就翻，一死几十个人，上学坐船，船就翻到江里面，尸体都找不到，不可以这样。
说起来是一些很俗的保障，这是基础，但现在的基础严重不行。
南方周末：公益可以去影响政策，让“钱”向乡村教师倾斜吗？
崔永元：作为北京市民，公益我们是可做可不做，我们哥几个到国外去玩也行，没有谁可以谴责我们；但对政府来说，那是它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可以骂，你完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监督你，这是我们的权利。不是说政府不做，让我们去为它拾遗补缺。
至于说该不该给非洲几百个亿，我没调查清楚不大好发言。如果你的钱够，你可以既办奥运会，也给非洲几百个亿，同时也可以改善乡村教师；如果钱不够，那就要和大家商量，把钱花在哪个地方最值得？
比如说，现在北京市政府的钱我看就应该花在立交桥底下，把下水管做成见光工程，做好以后留出几段，让游客参观，到下水道里去看看，跟英国伦敦的比有什么区别？
南方周末：北京暴雨后，你请救人的农民工吃饭，媒体问你时，你开玩笑地说这是“作秀”，为什么？
崔永元：如果我知道这么轰动，我肯定取消这个事。请农民工吃顿饭是一个公益，做了两三个月了，我这就是当中的一顿，但是这一顿好像比别的动静大。我其实心里挺悲凉，一个人请一帮人吃顿饭，居然电视台也说、报纸也说，你说这个社会多不正常啊？哪天我要在街上开车，跟农民工打起来了，要报道，标题就是北京两市民街头打架，你们别说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欺负农民工。否则社会就老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