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山西农村考到北京来的大学生，从小父母双亡，与年老体弱的奶奶相依为命，身背为家里还债的重担。面对艰难的生活，郭咏选择一条别人难以想象的路——发起北京公益联盟，自己做公益。
郭咏今年22岁，大学刚毕业。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投身公益事业。2005年，在山西临汾“红丝带小学”做艾滋病志愿者，同时向周围人宣传艾滋病常识，被临汾市评为“防艾志愿第一人”。2007年6月，开始参与全国绿色出行、节能20％公民行动。2008年，他在大一的时候发起了北京公益联盟，这是北京首个由学生发起的社会NGO组织。2009年，北京市授予他“优秀慈善工作者”称号。2009年10月，为了能更好地为残障朋友服务，他用自己的电话开通了京城首个残障人求助热线——“有爱，无障碍”。几次组织500多位不便出行的残障人游故宫、八达岭长城、中央电视塔等。2010年获得北京城市贡献奖。2012年3月他被授予北京市海淀区聋儿康复中心“爱心形象大使”称号。
公益的起点："我们都是需要爱的人"
记者：一个从山西农村考到北京的学生，按普通人的想法，就是安安心心的为自己的前程奋斗，你为什么选择做公益这条路呢？
郭咏：高中时，我开始做艾滋病宣传，这是我最早参与的公益项目。后来到北京，就开始做海淀区残联的聋儿康复项目。投身公益和我的身世有关。因为我从小没有父母，跟着奶奶长大，成长中少了父母的爱，心里多少会有点阴影。奶奶再好也代替不了父母给予子女的感觉。这些孩子也是远离父母的人，和我有相似的经历，对于他们的痛苦，我感同身受。后来，我上大学了，我通过在媒体实习，接触到一位残疾人记者，他靠写字为生。通过平时帮他打理稿件我又了解到各类残疾人的生活现状。尽管在北京，为残疾人建的设施相对较为完善，但他们还是不能做到出行无障碍。我想继续做公益，尽力帮助他们。
郭咏：大一的时候我也是跟着北京一个公益组织在做。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每个志愿者每次活动都要交50元会费，而且不知道钱款去向，我不能接受。50块钱对于一些大学生来说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另外，公益如果失去大学生这个群体，我想公益的力量是会受损的。以北京为例，如果失去大学生，公益力量就会损失80%左右。
因此，我开始集中自己的力量做公益，慢慢地，和我一起做公益的人越来越多了。
2008年，可以说北京的民间公益事业刚刚起步，已有的组织规模较小，活动组织也比较混乱。所以，我想将这些小的公益组织吸纳进来，做一个管理规范、制度健全的大型公益组织。
郭咏：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5000多名志愿者。其中按团体加入只算一个人。目前在北京我们算是规模最大的民间公益组织了。刚开始，人还不是很多，慢慢地一些志愿者在对比了参加过的其他一些组织的活动后，他们觉得我们这里的团队文化和团队氛围还是不错的。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中，一半多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今年联盟的管理层刚刚建好，我们网站上都有公示。管理层现在有15个人，绝大部分是已经参加工作的，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人。
记者：我很好奇，之前到海淀残联采访你们的志愿者，跟一个负责人聊的时候问及活动经费的来源，她说基本都是你出，我想跟你求证一下。
郭咏：四年里，我靠着打零工，在出版社帮人设计排版等兼职工作赚钱。在奶奶还没过世的时候，我每个月必须赚到2000元才可以供我奶奶吃药治病，还家里的债，再支撑北京公益联盟的活动。大一时为照顾奶奶从北京到家里就往返20多趟。那时候的压力是最大的。奶奶过世后，经济上的压力主要就是还债和维持联盟运转了。团队里有些志愿者办活动时会自己掏钱，事后我都会给他们报销。如果不做联盟，我的债也该差不多还清了。四年下来差不多挣了十万多吧，大部分都投到组织里了，联盟的经费差不多95%是我出的。现在我家的债还没还清。
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零公益”原则，就是“零捐款的公益”。开始我们的压力很大，那时我们人也少，钱也不多。一般的公益团体做活动，都有企业来赞助，而我们没有。
记者：经费有限，能组织什么样的公益活动呢？
郭咏：2009年，我们组织残疾人登长城。共有60多名残疾人参加，其中30多名是坐轮椅的残疾人。我们租了一辆公交车将这些残疾人和志愿者拉到长城，最后让他们上到了三分之二的距离。光我自己往返长城实地查看就走了五六趟，跟那边的工作人员反复沟通。最后仅门票支出就花了5000多。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这样规模的残疾人登长城活动。这也是我们组织“出行无障碍”活动的开始。在这之后，我们多次组织残疾人到长城、故宫参观游览。今年4月15日，100个坐轮椅的残疾人参加了故宫游。这次活动一共出了一万多经费，大部分也是我自己掏的。
大学四年我买的衣服就那么几件，能数出来。我也羡慕别人有父母供着上学，每天还有大把时间来享受大学生活。但现实是我父母早早过世。现在把联盟做这么大，人越来越多，我也没办法放弃。如果放弃了，受助的残疾人就没人帮助了；施助的志愿者也少了一个好的服务平台。对于我个人，我把公益当作一个有始无终的东西来做。即使有一天我做不了了，我也得让这个组织继续运转下去。
联盟的未来：遇注册、捐款两大难题
记者：联盟走到现在已经有四年，规模也够了，在民政部正式注册过了吗？
郭咏：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民政部注册，注册太难了。国家现在对公益组织的管理比较严格。现在北京民间的公益组织差不多有95%都没有注册。
这也直接影响到接受捐助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明确规定我们可不可以接受企业或者个人的捐款，这还是一个灰色地带。我也一直坚持，到我大学毕业，如果还没注册，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捐款。几年下来，三百多万的捐款已经被我们拒掉了。如果注册了，有了合法的资质，我们就可以申请政府购买项目，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捐款。我们的资金来源也就有了保障。
记者：如果注册不了，你们的出路在哪？
郭咏：现在我也毕业了，也要面对生活的压力，自己掏钱再这么干也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想着组织怎么转型的问题。我们不想沿着以往公益组织的老路继续走，我们想在组织运行模式和项目开展上搞创新。北京作为首都，应该积极发动民间的公益力量，将公共服务的项目放给民间的公益组织来做。另外在公益团体的审核和注册上应该效仿深圳的低门槛注册，高标准管理的模式，给民间公益团体生存空间。还有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公益项目都得提前给有关单位报批，这个过程就得三四个月，周期太长了。即使我们挂靠到了某个政府部门，很多项目可以公开做，但几个月的程序审批效率太低。
现在郭咏和他的团队仍在为北京公益联盟这个民间公益组织找出路，他们自己的条件并好。本次采访的地点是在北京公益联盟一个负责人的家里，大兴区一个小区里的出租屋的一个房间，这个负责人甚至交不起1680元/年的上网费。但他们仍在努力做着坚守的公益事业。希望早日能为他们的组织找到一条出路让民间公益力量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