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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则《关爱西部农民工学子》的网帖，
六名爱心人士千里迢迢来到乌鲁木齐，给90多名农民工子女带来了不一样的暑假。这一举动源自一个叫做“西部爱心公益社”的民间公益组织，她由网上发起，志愿者遍布全国，这是其第一次在新疆开展支教活动。
在乌鲁木齐，类似的民间公益组织也有很多，据自治区团委新社会组织部数据，有超过100家青年社团花开乌鲁木齐，其中30多家为公益性组织，而他们几乎都是未注册的“草根公益团队”。
由个人发起，大都依托网络，靠QQ群或论坛组织联系各类活动，这是他们共有的衍生轨迹。其间的每一名成员热情、活跃，行动自由，以个人力量寻找帮助弱势群体。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又经常遭遇不理解的尴尬。此外，资金来源少、非专业、无规划、缺少必要的引导等诸多问题成了他们无法回避的现实。
经常会被误解
“金钥匙”爱心团队上一次去敬老院义演还是几个月以前的事。
2007年，12位来自不同岗位的姐妹成立了这个团队，“金钥匙”爱心团队经媒体报道后进入公众视野，曾在首府赢得广泛赞誉，但近两年却一直鲜有其动态消息，并逐渐淡出人们视野。
“其实，‘金钥匙’的活动一直在继续，只是没有再进行媒体报道而已。”负责人田新泉说。
团队成立之后，大量的媒体报道为团队扩大了影响力、提高了知名度，然而与此同时，“想出名了”“靠媒体报道，在外做活动赚钱”……一系列的质疑和误会也接踵而至。
后来，“金钥匙”逐渐减少发声，之前的12人团队只剩下10个人。
2009年，“金钥匙”团队去一家敬老院陪老人聊天，活动很成功，田新泉还拍了照。后来准备给老人送照片时，院方的态度急转直下“以后不要再来了。”
至今，田新泉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怕影响到大家的情绪和积极性。
“幸福义工社”与“金钥匙”有些相似，以前隔周活动一次，现在时间已不确定。”
“幸福义工社”负责人张慧博说。
最初，“幸福义工社”与社区合作，到孤寡老人家里做家务，陪老人聊聊天。
后来因为社区工作繁杂，时间一长，便不再配合。“没有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入户，经常会被误解。”
所以，张慧博很想让自己的义工社有一个身份，“到时候可以自发组织活动。”
很难拿到“名分”
张慧博也曾多次咨询过民政部门，但回答是需要先有一个主管部门才能注册，“我们究竟应该由谁来主管呢？”
注册公益身份，获得社会认可，是每一个公益组织的愿望，但在当前政策下，许多公益组织尚难拿到一个“名分”。
按现行政策规定，公益组织注册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即除了民政部门之外，还必须要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只有经过他们确认之后，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因此，很多公益组织因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无法取得注册资格。
乌鲁木齐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处负责人说，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公益组织是需要注册登记的，否则就是非法组织，不受法律保护。但要注册社会组织必须由法人登记，且必须有3万元注册资金、固定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除此之外，会员人数在50人以上的，组织宗旨、业务范畴等在组织章程中都是须提及的。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草根NGO”（“非政府组织”英文缩写）组织活动资金本就紧张，拿出注册基金就更没有能力了。
“有3万块钱还不如去做几次活动呢。”一位公益组织负责人抱怨道。
新疆天网公益群负责人刘梅曾多次向政府部门申请解决资金问题，结果却令她失望。
需要钱又怕钱
“事实上，做公益并不是只有爱心就行的。”“10元爱心团”的核心成员“胖胖”说。
“10元爱心团”顾名思义，群成员每人每次出资10元投入爱心活动。由于人总是不稳定，“多了就多帮，少了就少帮。”
自治区民政厅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处负责人说，民间社会组织须不以营利为目的，也就是说，民间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仅能用于组织运行。“不可用于社会捐助和个人分红。”
“需要钱，但又害怕钱。”“胖胖”告诉记者，他曾在内地参与多个公益项目的组织实施。看到QQ群人气越来越高，他却开始担心资金的监督问题。“每次慰问活动结束后，群相册里都会及时张贴购物发票及详细收支情况。”
这些草根公益组织没有专职会计，相关工作一般由专职义工或组织核心人物兼职完成，在网上公开收支情况。
即使义卖活动，也总会有人质疑钱的用途，“每一分钱都会公布，但仍然消除不了质疑。”
没有钱，能做的事情往往很局限。
“幸福义工社”和新疆“爱无限”义工社，更多的是去做一些义务劳动。
曾经有一个老板想要给新疆“爱无限”义工社赞助，最终没有捐成，“好像不太放心。”其实，即使义工们自发凑的一些活动经费，负责人戚誉疆拿在手里，也“总是担心出差错。”为此，活动的每一笔开支他都会详细地贴在群里，“就是这样，也仍有人在私下里谈论钱去了哪里。”
张慧博似乎有先见之明，他不主张捐款，“尽量避免一些麻烦。”
乌鲁木齐市慈善总会募集宣传部部长谢丹介绍，社会上的一些公益团体没有募捐权利，自行募捐属于违法行为。“而且没有注册的团体，无法为捐款人出具正当手续。”
摸着石头过河
人越多能办的事儿就越多。但民间公益组织的成员总是自发而松散的，“没有谁能约束谁”。更多是凭一时热情，没有合理的规划“摸着石头过河”。加上活动范围及形式的局限，参与者的热情与积极性往往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
戚誉疆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加入他的义工社，曾在58同城网、QQ空间、贴吧、微博等所有能想到可使用的网络平台发布消息，一周时间才增加了七名社员。
今年春天，戚誉疆本来组织义工去植树，地点都联系好了，结果因为没有车只能取消活动。“总是这样，大家就不会再参加活动了。”而且为了确定每次活动的具体人数，除了网上通知，戚誉疆都是电话联系。7月份因为一次活动，他的话费就花了283元。
“组织一次活动，就像是在赌博，根本不知道到底会来多少人。”戚誉疆说这些都在影响义工社开展活动的效果他也由开始的信心满满，变得开始思考自己到底能帮别人多少。
拥有民办非企业组织注册证明、法人代表、专门的办公场所的新疆“戈壁绿洲”志愿者组织，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
“保护母亲河”活动赢得广泛关注负责人郭云被国家授予“全国保护母亲河先进个人”称号，可每次活动郭云都要打三个多小时的电话，以便确定人是否可以到场，但往往报名的人数和实到的人数相差很大。
“很多人有这个心，但没有时间和精力参与，可以理解。”郭云说，为此，他总是尽可能创新活动形式。
而与郭云一样，很多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面对大家的热望，谁能来给予他们一个有效的引导。
给“草根公益”一缕阳光
“民间公益组织是政府公共服务的补充与延伸。”新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吐尔逊说，“他们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文明程度的象征，现代化社会不能缺少民间公益组织。”
吐尔文江吐尔逊认为，民间公益组织生存的根本是公信力，除明确定位和组织规划外，须依法开展活动，业务和财务要公开透明。
同时，他也表示,首府出现大量的民间公益团体，与政府相对宽松的环境、相关部门的积极引导分不开。他说，“并非未注册就取缔”实际上为民间公益团体提供了生存空间，“再比如，简化注册手续，降低门槛……”
2011年，广东率先打破“双重管理壁垒，允许多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今年，北京市民政局也发出明确信号，表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将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登记。
吐尔文江吐尔逊说，新疆可学习内地管理经验，创造条件扩展公益组织规模，鼓励人们参与，“让公益团体阳光存在”。
今年，自治区团委正式设立“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部”，专门负责全区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培育、引导工作，促进青年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新社会组织部负责人介绍，对于民间公益组织，自治区团委并不实施管理而是联系服务，搭建平台。“以共青团的名义，对其进行指导服务，提供志愿者和活动场地。”“我们的目的是孵化、培育宣传、推广。”而这也渐渐得到了民间公益组织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