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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志愿者,要执着更要理性专业

 

        8月17日,迫于民间环保组织及网民的压力,南京弘阳广场宣布取消“七夕夜放飞万只萤火虫”计划。而就在民间环保人士庆祝“拯救万只夜精灵”成功时,部分社会学、昆虫学和植物学专家却表达了喜忧参半的观点喜的是,此次抵制萤火虫放飞行动,反映了民间环保组织的迅速成长和公众环保意识的普遍增强。而忧的是,部分环保志愿者的一腔热情,似乎远大于专业理性,甚至以“道德讨伐”替代学术观点交锋。

 

        环保组织到底反对什么

 

        8月14日,弘阳广场放飞萤火虫的“预告微博”一发布,南京青环志愿者服务中心就在网上征集并联署全国60多家民间环保组织,集体呼吁弘阳广场“停止利用萤火虫活动,将星星点点还给夜空”。到次日,响应跟帖的网民有400多人。

 

       记者注意到,所有民间环保组织抵制、谴责的学理依据,均来自同一位专家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学院副教授付新华。青环志愿者服务中心负责人朱翔宇告诉记者,付新华研究萤火虫12年,并长期支持指导江苏民间环保组织对紫金山萤火虫的保护。

 

       8月16日,记者连线付新华,他重复了已在网上反复转载的“反对理由”:一是怀疑弘阳广场欲购买的萤火虫,名为“人工饲养”,实为野外采集,会破坏云南萤火虫种群的生物平衡;而且长途运输,环境突变,会造成萤火虫大量死亡。二是云南萤火虫如果在南京生存下来,会干扰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记者数了一下,这60多家民间环保组织,九成为高校大学生社团,其中贵州省就有18个。

 

        一打听,绝大多数没有生物学、植物学背景。施玉香,南京邮电大学绿色风环保协会会长。正如这位大一女生所言,“保护萤火虫就是保护环境,我们大学生义不容辞。虽然不具备萤火虫专业知识,但我们相信付老师。”付新华在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中声望很高,客观上成为这次抵制活动的“意见领袖”和学术支撑。

 

        萤火虫异地放飞,首先是学术问题

 

        萤火虫研究“南有付新华,北有刘玉升”。作为付新华的学长,山东省虫业协会理事长、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副院长刘玉升,从学术层面谈了“一家之言”。

 

        “云南萤火虫运到南京放飞,会干扰当地生物多样性吗?这首先是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而非道德问题。”他认为,“实际上不可能”,理由有三:

 

        一是萤火虫生命只有5到14天,刨去运输时间,活动后几乎“全军覆没”,连南京本地萤火虫都“龟缩”在紫金山一隅,遑论“外来户”了;二是萤火虫怕光怕热怕噪怕干,对生存环境要求高,如温度要在18℃—25℃,湿度要在80%—90%,一旦运到南京城里,原来生态环境改变,别说交配,连多活1天都难;三是数量少、干扰影响可忽略不计。他曾将山东的上万只萤火虫带到福州、厦门等地放飞,没有出现问题。

 

        研究植物入侵的中科院江苏植物所科技开发处主任李亚博士也认为,1万只萤火虫不至于对本地物种构成威胁。外来动物或植物入侵,首先和物种自身特征有关,如该物种繁殖量要大、环境适应性要强,新环境更适合其生存生长;同时,它对本地物种形成竞争,如抢占其栖息地,或者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具备这些条件,才会被认定为物种入侵。显然,投放在城市广场、生性脆弱的萤火虫,入侵能力有限,不必谈“虫”色变。

 

        “这一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立法规范的思路。”中山植物园科普专家李梅博士说,目前国内乃至国际尚无跨地区放飞昆虫的检疫检验法规,为了防范物种异地放飞处于失控状态,国家应该考虑立法管理。

 

        道德谴责终觉浅,萤火虫生态才堪忧

 

       付新华及众多民间环保组织认为,强行让萤火虫离开自己的栖息地,以死亡为代价去满足商家低级的观赏模式,是破坏生态的不道德行为。因此,许多网民同声谴责商家的“无良和残忍”,并冠以“血腥浪漫”称谓。

 

       刘玉升也反对将萤火虫过度刻意用于经济活动,但他提醒记者,“近20年萤火虫越来越少,不都是人工捕捉所致,主要是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后果。纠缠停留在道德层面打口水仗,是本末倒置。”

 

        他举例说,如果一次从野外捕捉100万只萤火虫,固然会对当地生态平衡造成短期影响。但影响再大,也超不过飞机撒一次农药、长年超量使用化肥以及水源的污染。原有生态环境的损害和消失,才让萤火虫斩草除根,从此销声匿迹。

 

        因此,他建议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者,既要关注萤火虫买卖的正当性,更要放开眼光,从萤火虫的兴衰,反思和促进当地发展理念、环保意识和生产方式的改善和提升,通过积极恢复和保护生态,为萤火虫打造生存家园。当前,要大力推广人工养殖技术,解决萤火虫的商业化利用。

 

        纵观此次“萤火虫事件”,上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顾骏教授提出“两个防止”的观点:一是防止对动物界的生命权过分拔高。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毕竟处于主导地位,不可能追问每个虫子是否有幸福感。只要不破坏生态平衡,不给动物带来更多痛苦,都应视为人的道德行为。二是防止以环保志愿者的团队共识,作为衡量全社会共识的标准,一言不合,便口诛笔伐。其实,道德并不能管商家是否放飞萤火虫,因为道德不具备强制力。因此,就像生物存在多样性一样,也应允许环保理念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存在。

 

        记者将专家观点转告南京晓庄学院自然之友负责人时佩芸,这位大一女生想了想说,“我们当时确实没想那么多。过几天,要好好讨论讨论。再遇到类似的事,会更加理性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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