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慈展会集中整合了政府、社会、企业和媒体多方力量，是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中首次集中展示，被誉为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风向标。
整个下午，杨鹏一直在前排的空地上席地而坐，直到后来，他拍拍屁股起来，上台演讲，听众才知道他就是“壹基金”秘书长。
这场“公益行业透明化”主题沙龙活动，被挤在深圳会展中心6 号馆的一个角落里，空间不大，人满为患，杨鹏在最靠前的地方挤挤坐在了地上。
为期三天的“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下称“慈展会”），拥挤的人流到处都是，“壹基金”的沙龙场面只是冰山一角。
7 月12 日在深圳开幕的“慈展会”，由民政部、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联合主办，参展的公益慈善组织260 家，企业142 家，基金会104 家，省市组团26 家，科研媒体机构12 家，其间举办高峰会议、研讨会和发布会10 场，公益沙龙41 场，公众体验活动18 场，共15万人次参观展会。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发来贺信，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以及相关部委、广东省、深圳市领导出席了开幕式，可谓盛况空前。
首届慈展会集中整合了政府、社会、企业和媒体多方力量，是中国公益慈善发展历程中首次集中展示，被誉为中国公益慈善发展的风向标。
为什么是深圳
盛大的首届“慈展会”为什么选择了深圳？
深圳作为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试验田，上个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了公益慈善事业的立法工作，在慈善制度和法规建设方面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第一个提出设“公民社会”并将之写入“十二五”规划。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慈展会之所以落户深圳，是深圳长期以来致力推进慈善事业发展的结果。
“壹基金”是深圳公益慈善先行先试的受益者。2011 伊始，李连杰带着他的“壹基金”转嫁深圳，终于获得了一个正式的名分，成为中国首个由民间发起、具备公募基金资格的社会组织。
几年来，“壹基金”一直受困于双重体制而转战北京、上海，曾因身份问题险些中断。
按照2004 年出台的《基金管理条例》，要想获得公募资格，除了在民政部门登记，还需要有一个官方背景的业务主管单位。
在这个背景下，“壹基金”最初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设的“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向公众募款，一部分善款拨付到上海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执行项目。实际上是打法律和政策的擦边球。
2010 年7 月，上海市民政局提出：上海“壹基金”作为非公募基金不能接受公募基金会的拨款，红十字会也随即停止了向上海“壹基金”拨付善款。“壹基金”生死两难。
两个月后，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找到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希望“壹基金”到深圳落户，并承诺提供一切方便。“壹基金”再现生机。
原来，在2009 年，深圳成为民政部打破“双管体制”的试点：社会福利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无需业务主管部门。“壹基金”的注册顺利成章。
从一个没有法人资格的专项公益基金，到具有独立身份的公募基金，“壹基金”得益于深圳的率先改革。
深圳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锋，公益慈善改革也走在前列。深圳是全国第一个施行无偿献血和器官捐献的城市；大陆第一个义工团体在深圳诞生；2011 年民政部发布的城市慈善公益排行中，深圳市因人均捐赠最多而被评为“全国最慷慨城市”。
在许多城市正在热心于GDP 增长的时候，深圳已经转向努力建设热心公益慈善的城市和志愿者之城。深圳主动接纳中国首个无业务主管单位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在这里落地，足以表明深圳打造慈善之都的决心。
掀起“透明”风暴
“清清楚楚做披露，明明白白看公益”。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注洋和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来到“壹基金”展位参观时，身穿志愿者T 恤的“壹基金”执行理事长王石送给组委会一只“水晶蝴蝶”，寓意人人参与公益慈善，形成蝴蝶效应；水晶代表公益慈善事业须公开透明。
在“公益行业透明化”沙龙活动中，二十多家自愿参与承诺“公益透明行动”的组织代表，每人获赠一只“水晶蝴蝶”“，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解释说，“水晶蝴蝶”是企业赞助的，水晶很贵，更应该送给值得尊敬的人，“清清楚楚做披露，明明白白看公益，你们是扇动第一下翅膀的那只蝴蝶。”
为此，“壹基金”联合USDO 自律吧发起“民间公益透明行动”，资助北京恩友财务开发《USDO 财务信息披露模板》《USDO 透明指数》两个工具，并呼吁民间公益组织主动完善自身信息披露。
杨鹏称，未来的公益组织发展，应该和企业发展类似，它们更像一个个上市公司。公益组织财务公开，是一种责任，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简单易懂，要让公众和非专业人士看得懂。
“‘壹基金’还准备建立公益组织透明度排行榜，希望这个榜单，能成为捐赠者选择的依据。”杨鹏说。
在这次展会中，多项公益领域的研究报告也在展会期间陆续发布，而多项报告都提到“透明”二字。
展会的最后一天，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还公布了《公益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学者稿），倡导公益组织信息公开透明；前一天，《中国企业基金会发展报告》（2012）发布，报告显示，许多基金会由于难以找到适当的执行方，而合作伙伴的选择标准，也主要以理念及价值观契合，部分基金会提到执行能力和专业性，以及诚信、透明度等。
“慈展会”开幕当天发布的2012《慈善蓝皮书》分析显示，2011 年相当数量的中国社会精英开始对中国现存公益慈善的监管缺失等问题进行了刨根问底式的发问，《慈善蓝皮书》认为，这些社会问责，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已经开始群体觉醒。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说，“披露年报和披露审计报告是一个公益组织基本的责任，没有透明就没有公益。”
信息透明成为众多公益机构的强烈共识，一场席卷全国的透明风暴即将到来。
国企与民企共担责任
今年6月底，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1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在公益慈善领域，国有企业捐赠不足民营企业的一半，从而引发了民众对国企缺乏社会责任的强烈指责，那么，国企与民企应该担当怎样的社会责任？
在慈展会期间，由国资委和全国工商联共同主办了“共担责任，共建和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文化高峰会议”，这是首次国企和民企同台探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央视主持人张羽提问道：无论是企业自身的体量还是社会知名度，民企都不如央企，央企是否应该要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称对此很难回答，只能谈一些想法和感受。他说，不同国家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差异非常大，比如日本的企业，是把员工的利益作为第一位来考虑的，日本的企业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为员工而战；而美国的企业是为股东而战。各个国家在企业的相互理解和解释方面的差异非常大。
“我觉得不管是央企还是民企，都是社会的成员，从做公益、做慈善的性质上来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正泰集团副总裁陈建克承认，“做公益慈善不等于完全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局局长彭华岗认为，企业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确实是履行社会责任的一个表现，但企业社会责任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和更高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慈善捐款。
“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要求企业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是要根据企业的业务特点，关注与企业经营活动最为相关、对利益相关方具有重大或潜在影响的实质性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企业为社会公益事业做了大量的捐赠，但存在例如使用童工、拖欠工资、偷税漏税、环境污染等行为，我们就不能说它很好地履行了社会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企业社会责任脱离不了企业的基本属性。我们无论怎么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基本属性还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的观点是：“我们强调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应当相应地要求社会担当一定的企业责任。如果仅仅要求企业担当社会责任，而我们的社会不能够担当相应的企业责任，不能为企业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那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缺乏氛围的、缺乏基础的，是勉为其难的。
“因此当我们强调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时，实际上也是在呼吁创建一个更加明智的社会，一个更加明智的政府。”王忠明说。
“去行政化”之辩
“郭美美事件”之后，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受到的影响最大。一时间，公益慈善机构去行政化的争论之声不绝于耳。在本次慈展会上，这个话题仍然是讨论的焦点。
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王树峰介绍，慈善会系统和红十字会系统是当今中国慈善两大巨头。红十字会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庞大系统，适用的是《红十字会法》，可以说是有官方背景。而慈善会适用的是《社团组织法》，中华慈善总会并不是全国性的慈善会领导机构，与各省市、各地区的慈善会机构没有隶属关系，是按照社团机构的章程和规则运行的独立社团法人。
“有政府官员退休后到各地慈善会做会长，这不能叫有政府背景。”王树峰说，虽然有些原政府官员参与工作，但不是受政府派遣，不归政府管辖，多数都是征求他本人意见，本人要求去的。
据统计，除安徽省外，29 家慈善会会长、理事长均为现任或曾任国家公务员，其中，享受省部级待遇的25 人，享受厅级待遇的4 人。
王树峰并不否认与民政部的关系非常密切，“我认为这是好事。有利于互相了解情况，互相衔接，政府做不了的事社团做，社团做不了的事，请政府支持做。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优势。”
王树峰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慈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关键是定位和职能的区分，在管理关系上有明确的界限，就不会出现被政府左右、让社会担忧的问题。”
不可否认，慈善会与政府关系紧密，一方面使得慈善会在整合政府资源上具有先天优势，但同时也使得慈善会丧失了一定的独立自主性。
“要去行政化，现阶段不实际。”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认为，如果去行政化，就可能丧失多元化。从慈善事业促进的角度来讲，他希望慈善组织多元化，慈善募捐方式多样化。
慈善会在一个地方影响大一些，有行政色彩，政府一动员，能解决一些大的问题。
而民间草根组织比较分散，各有各的宗旨，有些事情他们不会去做的。因此需要多种形态的组织并存，形成多元发展的格局。“从国际通行做法看，很多国家都有带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我们也不刻意回避。”
很多人担心，官员到慈善会任职会挤压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认为：“慈善资源是无限的，你做了，不是别人就不能做了，这是可以共生的。”
对于官员是不是可以到民间慈善组织去任职的问题，王树峰认为这不仅是应该的，更是需要鼓励的。“慈善事业是全民的事业，不管是官办的还是草根的公益慈善组织，目标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应该倡导官员积极去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