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制度在我国逐渐成为一种“魔咒”，今年的“高速免费”只是为这种“魔咒”加了一把火。其根本问题是政府部门一如既往地抱着一种“我这是为你好”的心态，仓促地出台了一个让人们没有思想准备的政策，假日经济的服务链条上的景区、道路、休闲设施等缺乏协调机制，也使整个度假环境陷入困境。由于缺乏政策理性，从而使“高速免费”成了“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所有的社会情绪都在暗示：没有制定政策的理性就不可能有理性的政策。
政府在推行事关公民福祉的相关制度时，需要的不是以一种讨好的心态满足舆论的片面性要求，而需要一种从长计议的冷静关注具体的社会效果。此外，诸多迹象表明，政府推行公共福利亦不可以逢年过节派发“利是”的方式进行，这样掺杂“恩惠”与“奖励”意味的福利，引起的是群体自发性的“狂热与哄抢”。因此，所谓“延长五一假期”也只能是为非理性的政策继续“打补丁”。参照当下企业员工工作现状，可以想见，一个连加班费和年假制度都在企业难以执行到位的国家，依靠行政命令来延长带薪假以缓解“假期综合征”只会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定时的娱乐”和“被规定的休闲”面前，带薪假延长、高速免费、景区降价等这些都不是缓解“黄金周魔咒”的灵丹妙药，关键是公民是否有足够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与收入，并对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有足够多的参与度与决定权。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劳动者依靠自愿加班和忍气吞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飞速增长，却面临着“有时间没钱”和“有钱没时间”的消费矛盾，而日常用品包含的重税也在催涨公民的生活成本，从而消解了公民的幸福感。在为公民争取休息时间方面，并非一纸文件可以解决，对于员工休假及假期工作薪酬，政府不仅要有跟踪解决此类问题的执行机构，同时作为企业员工也需成立获得政府承认的维护自身权益的自治组织。培育公民自治的社会土壤，这不仅将有益于对政策盲点的自我修复，同时也是确保政策落实到位的根基。
就在“延长五一假期”的舆论热度还未消散之时，难产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又一次被提上日程，这也为提高居民收入与增强消费能力提供了契机。诸多专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是破解垄断集团的利益格局，使社会财富能够普惠所有公民。因此，所谓“提高居民收入”并非由政府号召“企业加薪”即可功德圆满，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加薪”的前提是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业务和收入的平等机会以及政府减免税收。而在一些垄断企业独享大量社会资源并戒备森严的领域，民营企业却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如果改革不在垄断领域有所作为，收入分配改革将无从谈起。
公共福利政策不能依靠行政权力的“拍脑袋”思维，而应给予公民参与、讨论和完善政策的机会与言论空间，使泽被公民的社会福利政策成为公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此外，民生政策切不可进行“孤岛式”思维，顶层设计和通盘考虑应成为政策制定者的基本素质与视野，它不仅是政府、企业、公民等多方关系的博弈，同时牵扯到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平衡。在“公共福利饥渴”的当下，政府需保证政策制定的节奏、科学性及可持续性，“用力过猛”、轻佻讨好的制度，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消化不良。
未来的民生政策焦点不应将目光聚焦在为公民争取休息的权利和争取收入的多寡，而应锁定如何使公民的休假时间不浪费在旅途，如何使公民的收入增长不被物价上涨抵消。当政府不再与民争利的时候，相信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