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这个十几年来一直难以攻克的目标终于变成现实，业内将其看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此时，我们更需关注的是，教育投入实现4％之后将会怎样？这种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何能使4%效益最大化？对此，本报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成刚。
经济观察报：2012年实现4％之后，新增的6000亿经费，目前观察到的使用去处在哪里，效果明显吗？这和此前呼吁的希望将新增部分更多地投入学前和义务教育均衡上是否一致？
成刚：国家新增教育经费投向从学段上来看，主要投向了学前教育，从各地落实三年行动计划，新建、改建、扩建的幼儿园规模上能观察到这种变化。由于教育投入的效果较为滞后，新增教育经费作用的发挥只会逐步体现，难以立竿见影。除学前教育外，其他阶段的教育基本属于正常增长范围，更接近内涵增长的路径。
从经费投向的内容来看，教育经费投向更多在教育硬件、基础设施和专项工程上，如校舍抗震加固等工程。基于这些投入对象的特征，效果非常明显。
熊丙奇：这与此前的呼吁显然有出入，虽然新增部分主要是用在了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上。但是从整体看，现在高等教育的增加份额还是比较大，很多地方政府在选择教育投入的时候，也优先考虑的是免除高等学校的债务等问题，债务是应该免除的，但是也需要分清楚债务产生的原因，如果是因为不科学决策等原因造成的债务应该另作处理，而不能像现在一些地方政府采取打包解决的方法。
而且高等教育的增加部分也倾向于向一些好的学校增加。有些民办高职高专面临的很大的办学困境，教育经费的投入对它们来说就是雪中送炭，而对于已经获得国家很多资源的名校再去增加投入也就是锦上添花。
储朝晖：新增投入主要用在学生的免费午餐、学前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例如类似北京这些原来投入教育资源就已经比较多的大城市，可能投入的方向就不在免费午餐这些方面。
另外从教育本身的内核和外延两个领域而言，2012年虽然财政对于教育的投入增加了，但是教育投入对教育自身而言是被摊薄了，原来教育经费更多地用在教育内核也就是如何培养人这方面，但是现在用在教育外围的比较多，例如说校车的投入、免费午餐以及校舍的建设上。
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教师的问题，教师的问题不是说要增加多少教师的工资，而是偏远地方的教师工资远远低于城市，这就造成当地留不下来好老师，从而造成一个连锁效应，没有老师也就无法留住当地的学生，只要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家长都原意把孩子送到城里去，这不仅造成城里教育资源的紧缺，也会使得此前在当地已经投入的教育资源被浪费。所以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教育投入上用在教育内核的部分不多，增长不够。而外围被摊得很大，资金需求量很大。
经济观察报：未来如何能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去年两会的时候很多地方委员都谈到，其实在2012年很多地方在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措施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超常规化”，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控制和压缩了其他重点支出，或者压缩一般性支出、动用历年结余等，考虑上述因素，未来这种增长是否有可持续性？
成刚：地方财政教育投入应该保持稳定增长，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幅度太大的教育经费增加或减少都会影响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教育是政府提供的重要民生服务，理应承担大部分的保障责任，但这种责任量化为政府的教育支出数额需要更加谨慎、细致的测算，更需要公众的参与。近年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更像运动式完成任务，缺乏研究和公众参与，增长难以具备持续性。
熊丙奇：未来教育投入持续性的问题主要受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在教育投入方面，应加大省级财政统筹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能再过多地依靠县乡财政。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省级统筹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太小，这直接导致各地的教育发展极为不均，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十分薄弱，教师待遇问题十分突出。只有加大省级财政统筹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各地的学校标准才能大致一样。
二是没有健全的教育拨款机制。在发达国家，国家和地方的教育拨款，是通过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进行的，由拨款委员会确定预算，监督政府部门执行，这样一来，政府部门如不按预算规定投入，就将被问责。而我国现今的拨款，是由政府部门单方面主导，所以，拨款多少、拨款能否执行到位，往往取决于政府部门的态度。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探索建立全新的拨款机制。
第三还是关系到投入使用效果的问题。如果是经费投入之后，没有一个很好的财务监督体系、使用效果的评价体系，也就是说教育经费投入了，但是教育质量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也会影响到教育经费的持续投入。教育经费的增长、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育公平的扩大应该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储朝晖：总体上说，目前4％的标准相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而且就中国现在财力而言，4%的实现难度也不大，因此对于这种持续性是不容质疑的。在实践中，各个地方财力运作中，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决策不公开透明，导致有些钱用得也不透明恰当。因此目前应该在这些方面要想办法，要保证持续性，就是要保证政府的资金使用，各个环节都要进一步公开透明。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在统计数据上也达到了4%，实际上在使用过程中需要各地方加大监督，我们最近去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在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政府，存在着挪用教育经费的问题，这样的案例我碰到的不只一个两个。这种例子一定要杜绝，要保证我们的投入是一个真实的投入，不是一个表面的投入。
经济观察报：教育投入实现占GDP的4%后，目前教育投入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使4％效益最大化？
成刚：目前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管与用的脱节。管理教育投入的财政部门与使用教育经费的教育部门之间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根据我们大量的调研，一线教育部门在使用教育经费时常常存在着“既有钱又无钱”的尴尬。教育部门最需要花钱的地方没有财政拨款，财政拨款的钱基本都是专项，指定用途，专款专用，这体现出教育投入过程中教育一线部门的需求并未在拨款预算时加以考虑，教育一线部门是否真的需要这些经费缺乏考量。
储朝晖：如果使得4％效益最大化，需要从教育专业的角度考虑，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学校、包括教育管理机构实际上是去做了一些不在教育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比例说学生住宿、校车、午餐等，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的教学。比例说学生住宿、校车、午餐等等，现实中使得教育的专业性受到忽视。
我碰到的一个乡村学校的例子，原来老师的大部分精力在教学、班级活动上，现在老师要负责学生住宿的值班、回家的时候要跟着校车走，这样子挤占了教学工作者的大量精力，而且学校的目标也转移到保证学校不出事、保证安全等教育外围的工作上。这样无形中原本需要更多精力、人力去关注孩子自身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件事情，进了学校，但是并不能保证真正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关注了外围而忽视了内涵，这些是无法弥补的。
经济观察报：下一阶段，你认为是会提出高于4%的下一个阶段性目标，还是会优先巩固夯实4%的成果？
储朝晖：短期内不太可能全面性提出新的增长目标。
成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型来看，下一步只能是优先巩固成果，短期内提出高于4%的目标不切实际。正如上一个问题中提出的，目前教育投入的最大问题是教育经费管与用的矛盾。没有管好、用好教育经费，效益不高，全体纳税人无法答应。
经济观察报：学界也多次呼吁要成立相应的教育拨款委员会，确保每一笔钱的使用都经过充分论证，公开透明，目前有操作的可行性吗？
成刚：管好、用好教育经费的重要途径就是把教育投入的决策过程进行一定的公开化、透明化和科学化。其中常用的组织改革方式是成立拨款委员会。随着我国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操作的可行性比以往更有可能。北京市早在2001年就成立了北京市教育财政咨询委员会,以便更好地制定教育投入政策，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完全实现预期的职能会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拨款委员会是现实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