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一年发生的邻避运动，从发生到收场几乎都沿袭了同一套模式：某地被曝有重大污染项目在当地居民不知情状态下准备兴建，激起当地民众抗议，又通过网络等载体进一步发酵、扩大事态，使当地政府迫于沸热民意最终取消被反对项目。
“你家附近有污染源吗？”这句话成了越来越多城市人交流的话题。如果有，并且可能会威胁到自身健康或利益时怎么办，一句话，“”。
“邻避运动”这个说起来有些拗口的词，这两年越来越多地被媒体提及。“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首字母缩写的音译，也可以代入具体事件来解释，过去一年相继出现的什邡钼铜项目事件，厦门、大连、宁波、昆明PX事件，南通抗议纸企排污，北京居民反对京沈高铁线路规划等等，归根结底，都是附近居民要“保护自己的后院”。
类似事件的频发，似乎预示着邻避运动时代在中国的到来。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峰认为，邻避运动以前也存在，但“兴盛期”确实刚刚到来。知识的普及，公民意识的提升，社会公众与财富往来的经验到达一定程度，加上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网络的发展，这都给邻避运动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超出了公众忍耐的限度，并且缺少能让公众信任的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
认识邻避运动
研究环境政治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冉冉，分析了邻避运动本义中的四个特点：居民反对附近某一建设工程的集体行动，理由不仅限于对环境的考量；即便以环境为议题，其本身目的可能并非为了环境；通常是地方性、社区化、短期的，但示范效应明显；在英语语境中有贬义，会与自私、非理性情绪联结起来，更多保护自己后院利益，而不是整个社会公共利益。
可以看到，邻避运动原本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比如小区居民出于影响地产升值的考量，反对小区旁边建造公墓，这也是其中一个类型。但目前在国内来说，邻避运动的含义似乎更单纯地聚焦在环保领域。
5月份，自然大学邀请环保、公益、法律领域多位专家学者，召开的一场邻避运动案例研讨会上提到的20起事件，被分为四个类型：事先预防型，以邻避运动方式阻止项目上马，防止本地区可能发生的环境危害；事后追究型，当环境危害已经发生后，受害者以司法诉讼街头运动等方式寻求正义公平的处理，及相应赔偿；生态保护型，主动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社区化联合自治的萌发
2009年底开始，北京市规划兴建的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4个大型垃圾焚烧发电厂，先后遭到周边社区居民和民间组织抗议反对，北京市政府都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响应，目前只有高安屯的项目投入运行。
为什么这些人会出来反对？为什么是这样一个话题产生邻避运动？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昊认为，邻避运动当中可以看到社区化生存方式，带来了环境保护的一种新方式，即公民群体中的自主联合。
唐昊说，城市居民群体在过去三十年时间之中发生重大的变化。个体来讲受教育程度提高，控制的社会资源更加丰富，自己作为公民个人力量不断增强，同时，从原来的单位化生存，现在变成社区化生存。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大家长，你的工作和生活分不开，这是一种便于控制的体制。但是过去三十年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私营经济比重占到一半以上。居民从单位式生存体制过渡为一种新的社区化生存。在一个社区之中大家彼此是平等的，最容易产生的组织方式是自治。
当你所居住社区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你要想出来维护社区的利益，也只能采用公民社会组织方式，平等协商，共同行动，每个人都积极参与的一种方式，才最有可能取得效果。
更广义上来看，唐昊认为，邻避运动虽然会产生具体项目上转移到其他地方的效果，但会产生民主激励的效应，“这样做会使你的孩子免受污染之苦，大家就都会采取相应的方式。另一方面，民主激励意味着如果某个地方民主意识不强，策略选择不够得当，可能遭受污染的危害更大。邻避运动最佳的效果就是整个中国都成为我们的后院，这种状况之下，企业只能产业升级换代，而不用损害当地居民利益的方式发展经济。”
为何环保组织缺席
在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几个事件中，目前还没有看到环保组织的身影。当然，不能因此说环保组织没有参与邻避运动，但比较主动介入的确实不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冉冉认为，可能是出于制度障碍和能力不足等原因。
一方面环保组织出于自身保护需要，尽量在议题上去政治化；另一方面运作方式越来越项目化、逐利化，大量的资金可能更多投入到环保教育上，所以更多精力放在环保教育，而不是邻避运动上。
并且，环保组织并不都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草根组织。有些组织自身构成的精英化，可能导致其与邻避运动实际参与者不能进行有效沟通。环保组织当中存在理想主义价值观，或者完全的生态主义观点，认为自己保护的是整体的生态环境，对于为争取眼前利益而进行的邻避运动，可能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旁观甚至不解的态度。这里也涉及到环保组织和邻避运动的区别，环境组织更多是为环境本身，邻避运动可能是出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需求，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利益，是维权。两者有时存在一定的差异。
然而邻避运动中的集体状态并不容易构建理性，可能出现失控。唐昊认为，集体需要通过常态的组织化方式来构建理性。公民代理人、NGO的存在，会使其更加专业、理性地分析问题，这个时候集体理性才能够出现。“我们始终徘徊在个人理性和集体非理性的秩序循环之间，因为公民组织的不发达，这种深扎于深层的集体理性很难存在。”
NGO可以作为运动后续的
“承接者”
对于环保组织如何参与到邻避运动中，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理事梁晓燕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她认为，邻避运动的特征之一是突发性，尤其在信息比较封闭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中，专家、NGO或者记者，既不是发动者，也不是组织者，主体永远是当地社区居民和其意见领袖。但当事情发展下去，会继续吸纳社会力量，其中的成分就复杂了，需要有各种外部的东西去填补。
在突发性、短时间的运动结束后，往往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需要一些更建设性的帮助，来实现原来计划内容的落地。这个阶段可能更多地需要NGO的合作，是环保NGO可以与当地社区组织形成长期合作的一个结合点。实际上这是环保NGO很薄弱的一个地方，在什么时间、从什么角度介入，都是需要一些思考和选择的。
“一场邻避运动就是一个社会声音，而沉淀下来的声音需和实地的公民行动结合，才能最终产生推动效果。承接者的任务就是将这种声音延续下去，带来真实的改变。”梁晓燕说，“希望有更多的组织和各个地方的邻避运动当中形成的这些公民力量，进行一种有机的结合。不仅仅着眼于这一个具体事件，更加着眼于未来更长阶段的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中国的NGO也可以说走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现在我们还是在一个很粗浅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