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明天是3月12日，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很多人对植树节都留有一份美好的记忆，但是你是否知道如果植树不遵循科学的方法，不但树苗的成活率低，而且会破坏山地的生态环境。所以，是到了该重新审视植树节意义的时候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植树，到底是在改善生态环境，还是一项以种树为内容的春游活动？
近日，笔者又看到有环保组织在呼吁，应该取消“植树节”。是的，你没看错，有人认为，“植树节”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走向了反面。
自1979年邓小平提议，每年3月12日设为植树节，这一节日通过大规模群众活动加媒体宣传，早已深入人心。全民义务植树的成绩单看起来也颇为亮眼：据国家林业局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参加义务植树人数累计达139亿人次，义务植树640亿株。
“植树节”并非中国所独有，美国的一些州，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均在很早的时候就设立了植树节。毫无疑问，在民众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尚未足够认识的时候，“植树节”自有它重要的启蒙价值，通过它可以大大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
但是，在全民义务植树开展30多年后，我们有必要来重新认识这一节日的内涵。网络上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植树节到了，下级请示领导，问今年植树去哪里?领导说：老地方。这确实是很多地方植树节的现状，植树造林变得形式化，各级领导、单位员工、城镇居民、中小学生等组团来到某处荒山坡地，兴致勃勃地挖坑、栽树、培土、浇水，这种场面被拍下，成为一篇篇报道，至于这些树的成活率，大家并不清楚。这种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现象，年复一年，大家早已司空见惯。
随着近年来空气污染日渐严重，植树造林更是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很多地方以为只要把树种上了，就能够过滤PM2.5，改善空气。因此，为了完成植树任务，不仅开发荒山野坡，在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不惜退耕还林、退草还林。这种“政治压力”下的植树，投入的人力、财力很大，但树种对不对、林下能否形成生态系统、对于改善环境有多大作用却很值得怀疑。
从造林学的角度来说，全民义务植树很大程度上是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学上的一个规律是，凡是能长树的地方，树都会自己长出来。比如印尼喀拉喀托岛1983年火山爆发，导致绝大多数树种消失了，然而，仅仅4年后，树种就恢复存活了64种。对一个自然条件不错的地方封山育林，它长出来的林子可能比人工种的还好，所谓“义务植树”有点多余。而且，人工培育的林子往往树种单一、层次简单、稳定性差，林下很难形成生物群落。
即使是一些确实需要人工植树的荒芜之地，群众性的植树也大多是胡栽乱种。植树是一件很需要专业指导的事，什么气候、什么土壤种什么树，该如何搭配，栽了以后如何养护，都需要调查和规划，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充分考虑，全民义务植树不如说是一项以种树为内容的春游活动。而且，在降水量不足的地方，种树的效果远远不如种草(自然长草更好)，但很多地方往往以“植树造林”之名迎难而上，最后是得不偿失。
全民义务植树不能说全无益处，但它至少是一件投入产出比很低的事。群众性的业余植树，声势大，投入多，但是除了变成统计数字，很难期待这些树的成活率，也不会有多大的生态回报。而且，“植树节”的社会文化内涵不再，在被宣传了几十年后，通过植树这一活动方式来普及环保理念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
今天，提出取消“植树节”只是代表一种反思的态度，呼吁全社会应该更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盲干。如果能够让植树活动不流于形式，只在合适的地方，更科学
地植树，那么是否应该取消这个节日并不重要。或者，我们也可以顺应时代变化，把“植树节”改为“护树节”，告诉公众要珍惜已有的森林资源，加强天然林的保护，不滥砍滥伐，低碳生活，那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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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北京市提出将在未来四年完成平原造林100万亩的目标。平原造林总体上是一件利于生态建设的好事，然而时间紧任务重的现实，使工程在规划设计、种苗调配、栽种质量方面都可能出现问题，运动式造林的弊端很可能在将来显现。一起回顾下2013年4月份《科技生活》周刊的这篇文章。
植树“大跃进” 背后的隐忧
2013年3月30日上午，随着北京市领导和各界群众种下第一片树林，2013年35万亩的平原造林工程正式启动，而2012年北京全年已经造林25.5万亩。根据规划，北京要在四年内造林100万亩，投入300亿元以上，这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数字，但是，在“大跃进”式植树的背后，真的没什么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吗?
大面积造林很难做到精细规划
北京市平原造林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净化空气和美化城市，满足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在北京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要“找出”100万亩的土地来，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资料显示，造林地区涵盖北京市及周边多个区县，除了荒滩荒地，还包括拆迁腾退地、废弃地、沙坑等，分布在五环、六环线、河流及村庄周围。
按照造林学的常识，不同的区域、土壤类型需要针对性的造林规划设计。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
马履一教授是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林学会造林分会副理事长，他同时也是“首都平原百万亩造林科技支撑工程”课题负责人。他告诉记者，从市到区县一级，都有进行规划，根据不同的立地条件，采用什么样的乡土树种和外来树种，如何混交，如何栽种，都有设计，只要各地按照方案执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北京林业大学森林生态学与森林经营学教授、国家林业局自然保护区研究中心特聘专家罗菊春对此则有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原来就有大的规划，突然来做100万亩土地的造林设计是非常困难的。
“海淀区过去都是湿地，大兴区是沙地，完全不一样，用的树种不一样，造林密度、管理方法都不一样，这么大面积要按地块来做设计，北京是做不到的。”罗菊春说。
罗菊春曾经参与亦庄、未善庄等地的造林工程整体设计。“整个过程都要对土壤、地下水位、河流和道路等方面进行先期调查，需要多少树苗，需要用什么树种、工程量有多少，里面涉及的事情有很多。”罗菊春说。
在不能做细的设计时，北京市只能根据栽种环境，比如河流边、公路旁、村子里进行错线条的分类，而实地情况要比这复杂，出现一些造林“不科学”的情况是肯定的。
北京买“光”周边省市树苗
对于各区县园林局来说，造林任务最大的挑战无疑是苗木供应问题。为了让造林成果更快显现，北京造林一般选用直径为6厘米以上的大苗木。据记者了解，由于造林面积大，北京市的苗圃已经满足不了，承接造林任务的单位纷纷从山东、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调苗、买苗。
马履一告诉记者，由于整个华北地区气候环境较为相似，外地调苗适用性并不存在问题，相关专家也做过论证，公众应该可以放心。罗菊春也认为，外地苗木的成活并不是问题，关键在很难保量又保质。
“我问了种苗站，去年北京造林25.5万亩，把北京所有的苗都拿来用了，只解决了50%的苗，其余50%从周边调，但河北的苗子也不够，河北去年造了420万亩，今年要造200万亩，怎么能顾到北京?” 罗菊春反问道，北京今年要造35万亩，如果今年就把周边的苗都调光了，明后年怎么办?
苗木一旦稀缺，苗木的质量则很难保证。罗菊春认为，苗木稀缺的另一大问题是很难按设计要求来造林，不同树种用在不同地方都有要求，杨树栽在河边比较好，油松可以在比较干旱的地方，不同的树种还要搭配，但现在是买了什么苗就栽上什么苗，栽了就合格。
“先天不足，后天不良，造林学上特别讲究良种壮苗，要适地适树，现在很难做到。” 罗菊春说，由于平原地区土壤很好，后期施水充沛，一般成活率不成问题，选苗不当造成的“半死不活”问题，要过些年才能显现出来。
每亩3万元投资太浪费
在如此时间紧、任务重的造林工程后面，是北京市的超高投入。据报道，100万亩造林总计要投入300亿元以上，平均每亩成本达3万元。罗菊春介绍，国家对造林的投入是300元每亩，但北京市造林由于选用大苗、苗木紧张，3万亩的成本中苗子就占了2万多元。此外，现在不计成本投入，后期大量调水、培土、剪枝和管理，100万亩的造林费用以后幼林管理还需要投27亿元。
“我曾经去国外，看瑞士一个风景旅游区造林，成本是一公顷1万瑞士法郎，折算起来大约是3000多元一亩。北京这样的投入是全世界都少有的!” 罗菊春颇为痛心地说，虽然大家都说北京“不差钱”，但也不能这么浪费钱。
此外，由于造林面积大，苗木不够，栽种的密度明显不够。记者了解到，目前造林的密度是每亩60株左右，最密的也不过80-100株。罗菊春认为，这种株行距难以达到郁闭的目标。
“按照每亩60株，现在一棵树的面积占了10多个平方米，太浪费地了。一般要求栽植密度每亩100-110株，除非是栽杨树，杨树可以3-4米栽一棵，但我们栽的不全是杨树，像油松、侧柏栽那么稀，十几二十年才能到郁闭的程度。” 罗菊春建议，现在要弥补这个问题，可以在林间种矮杆作物或花卉，开展农林复合经营。
“平原造林是件好事，但也要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罗菊春最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