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FTI一上线把大家都得罪了，我就辞职。”基金会中心网(CFC)CEO程刚跟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表态。2012年8月29日，中基透明指数(FTI)正式上线，这是基金会中心网研发的一套基金会透明标准评价体系。然而，上线之前，程刚足足捏了把汗，行业自律必须要形成行业共识，共识的标准在哪儿，谁也没有把握。
成立三年的CFC是一家北京民办非企业单位，35家国内知名的公益基金会作为发起人。作为一个纯民间的行业自律平台，要制定行业标准，既要让基金会遵循这套游戏规则，又不能让基金会被规则吓跑了，难度可想而知。理工科出身的程刚曾供职于著名官背景基金会，比起理念和价值观，他更希望用数据和逻辑来建立行业自律的标杆。程刚想到的办法是让CFC团队制定基金会信息公开的标准，不同参数的权重比例邀请基金会共同参与制定，游戏规则完全公开，由主动参与的基金会填报，最后在CFC平台统一披露。
运行一年后，今年8月29日，在昆明召开的“自律·变革·发展”—基金会透明暨基金会中心网三周年大会上，程刚向业界披露：FTI平均分值从一年前的45.59分上升到54.79分(合规值48.8分)。其中，满分机构从2012年底的17家上升到了35家。
在前不久的芦山赈灾中，FTI已经开始影响捐赠的走向。32家公募基金会的捐赠里有11家FTI满分的公募基金会募得的捐赠最多，占公募基金会筹款总额的76%.
有人认为CFC是基金会行业的搅局者，有人认为它是行业生态的净化器。程刚给自己的定位则是潜心做数据，不做评判，由公众用脚投票。信息披露并非最终目的，在程刚看来，基金会行业公信力的建设既关乎着中国基金会行业的专业化，也关乎着整个公益行业的尊严。
阳光就是最好的防腐剂
近些年，面对公益行业的公信力危机，很多人都在提行业自律。FTI提出的背景是怎样的?
行业自律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人做了，那时候大家制定规则，但没有详细的抓手。有人说我们国家法制不健全，其实我们的法规非常多，但缺乏刚性。基金会条例规定基金会每年必须公布年报，可是公布在哪里?我们也看不到。
2000年后最简单方法就是在网络公布，我们和美国基金会中心做了很多交流，他们也是依靠互联网技术革命。我们便想以信息披露、信息透明、信息公开作为主要工作，用数据来呈现。四年前，我们能找到数据的基金会只有200家，非常艰难。
我们的团队这些年就是潜心做数据，这是非常专业的活，没有良好分类的数据就是垃圾，比如我们把基金会划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但需要再细分，哪些靠近企业类型，哪些靠近家族类型，哪些靠近社区类型，这也不够，再继续划分，哪些民间背景，哪些是官方背景，这样把基金会的专业化一步步细化。分析出来以后数据就有意义了。
我们知道任何一套评估体系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公允。提出FTI，你们如何取得业界认可?
这套指数我们想了一年半，我说不是排名，人家都说是排名，我知道一排名就伤害很多人，是否公允是大挑战。这个体系关键有两点：完整性和倡导渠道。去年上线前三个月我们发问卷，1000个基金会领导人提出了83个参数，后来减到60个，权重都是大家提出的。只有5家有不同意见，问是谁赋予你权力?1家说我能不能不参加?我们有一点做得最聪明，把计算方法和规则全部公开，你想改变马上就可以改变。我想让大家认可这是一套标准体系。
如果有基金会填写的信息不真实呢?
真实不真实跟我没关系，我是第三方平台，你公布的信息你承担责任。
有没有基金会给过你们压力?
一家也没有。因为数据均来源于基金会本身，我们只是做数据公开的平台。规则事先征求基金会的意见，没反对就表示接受。实际上我的目的就是推动600家基金会认同我们，更多也不现实，中国今后的基金会数量肯定会膨胀，但这五六百家基本可以代表这个行业，从规模上影响到80%的基金会。
所以你们的策略是影响有影响力的基金会来推动行业发展。那么如何监督有问题的基金会呢?
我的办法就是利用媒体。媒体就是利器，代表公众声音，我没有监管职能，不判断好坏。但我的数据是开放的，我的角色是提供炮弹，大家来判断，用媒体和公众的力量来推动。
推动行业透明和公信力，最终是为了什么?
公信力和透明度最终去向还是专业化。社会还不太理解这个行业，有些评价不客观，但是尊严不是别人给的，而是靠自己能力赢来的。不仅是在国内做慈善，和国际打交道也是这样，国际地位就是尊严，比如我们参与起草“全球慈善数据宪章”，不同国家、种族、宗教、文化的人群用慈善数据沟通，中国人起了很大作用，这也是狭义上的“尊严”。
大数据搭建行业与公众参与的桥梁
从过去一年的成绩来看，FTI已经建立起了行业自律的影响力。下一步你们准备做什么?
今后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是大数据。CFC在设立之初，理事会希望是建立成公众离不开的网络平台，我觉得现在还是专业化的行业平台，如何达到公共性，我一直在探索。我们做了很多数据采集的事情。数据公开和分析之后不一定每个人都看懂，使用的人极其有限，潜在的效果可能只能发挥到10%.
大数据的概念源于政府信息公开，美国最先开放的是地理信息，美国是海洋国家，气候信息开放后，美国每年出海渔民死亡率都低于交通事故。
大数据追求的是公平，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开放以及数据使用。一旦开放，各种类型的组织都会使用数据，经济活动就会有依据。美国每年产生的数据是我们的10倍，主要来源有三块：民意调查测验、政府各个部门产生的以及环境地理信息，这种数据的开放可能导致日常生活决策判断。就像“航空管家”、“飞常准”这样的APP应用，数据一开放就可以开发应用，鼓励社会力量开发客户终端，那时判断基金会的好坏就不再是凭经验判断，而是用充分的数据说话，最大的好处是扩大了公众的影响和兴趣。
大数据能公开到什么程度?
目前我们采用的数据大多都是过去时，现在已经满足不了公众要求了。大数据会有一些过程动态数据，包括捐赠信息、项目信息、活动信息，我们称之为即时数据，公众更关心现在正在发生的，时效性数据会更吸引公众的兴趣，但这也是一个挑战。
大数据和建立现代慈善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使用数据不是中国人特长，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习惯用数据决策。所以大数据做到什么程度怎么做还需要探讨，信息如何公开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事情，但大数据真正可以使我们走向现代慈善。
当下慈善领域重复率高，产生效能偏低，水准低，如果大数据时代来临，数据进一步细分，就会反映出很多社会现状，比如发现助学领域，大家都在扎堆，实际的需求是怎样的?从数据变成信息，从信息变成知识对人的思维影响可能就是爆炸性的，对基金会无形的要求就更高了。大数据的特点是当数据变成知识的时候能给使用者带来好处，我们的使用者和提供者既包括公众和基金会，公众可以有所选择和参与，多方受益。大数据就远远超越了透明文化和问责体系思维，它造就的是更广泛的现代慈善文化氛围。
透明文化是现代慈善文化的一部分
在你看来，透明文化与现代慈善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透明文化是慈善文化的一部分，基金会是公共机构，作为社会属性的非营利机构需要让大家看到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不仅仅是向捐款人负责。中国人说做好事不留名，也怕更多人找麻烦，但现代慈善不一样，低调是做事风格，公共行为做信息公开是天经地义的。
在透明文化的理解上，中西方社会有些什么不同?
美国跟我们不一样，美国的基金会讲的是私人财富对社会的改变，重视透明，因为私人财富进入公共领域必须要过程透明，既然免税，就要防止利益输送和政治游说。欧洲社会不那么重视透明，因为欧洲有漫长的文明，财富大多是几百年家族传承的财富，比如德国基金会一大半都是公司形态的，但注册就叫基金会，他们并不在意是否免税，他们觉得免税之后需要填各种报表麻烦。所以对于透明的理解是建立在不同文明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理解上。
中国也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变革，但还是建立在公共的和公有化基础之上的公平追求。如果文化氛围不公平，即便把自己扒光了别人也不相信。我们需要把透明当做一种文化让大家接受，透不透明不重要，敢不敢透明、习惯透明很重要，重要的不是学习美国、欧洲，而是改造慈善文化，造就一个人与人相互之间互相信任和有爱心的文化氛围，这需要漫长的过程。
NGO型基金会做筹款不是好现象
你刚才提到基金会的专业化程度需要进一步细分。现在业界习惯将国内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性质，官办和民办背景;而在美国，基金会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基金会、家族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这样的分类差异反映了什么问题?
美国社会是先有社会后有政府，基金会多为私人形式，由个人财富提供资金。家族基金会为代际传承，到一定阶段家族退出，变成社会价值导向的独立基金会。当社会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基金会传统功能减弱，社区功能增强，就出现社区基金会。
与美国倡导个人理念不同，欧洲从中世纪文明以来有一千多年历史，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比如西欧、北欧等发达国家，基金会多为家族、社区性质，也有私人的。
中国则一直是大而全的体系，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中国基金会以官办为主，因为有地方政府帮忙执行，效率也很高。改革开放后私人资本积累渐多，也出现了一批私人基金会。从2004年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非官办基金会的发展只有短短几年，由于官办基金会存在时间长，积累了巨大的经验、人才、客户资源和品牌影响力，其他基金会无法与之抗衡。但随着市场机制逐步完善，官办基金会渐显弊端。我认为这时候必须放开注册登记，基金会规模大了，数量多了，才有真正的竞争可言，官办基金会也会转变官本位思维，减弱行政化色彩。
中国现在有3200家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有2000家，其中330家大学基金会占了所有非公募基金会资金的一半，而他们永远不和社会交流，只关注校园。抛去他们，剩下不到1800家基金会一年资金规模只有100亿。
排在前面的80家基金会都是国有企业基金会，占到总资金规模的80%，它的思路和钱的去向不是按照基金会的游戏规则，其实就是企业的一部分。这是什么概念?2%的基金会占了大头，非公募基金会非常弱小。再分析，很多非公募基金会不是基金会，比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真爱梦想基金会，其实更像是NGO，非公募基金会一定要有钱，有较足实的原始基金，而这些NGO型基金会平均一年资金量不到300万元。这些都是真实的数据，我想透过它们看我们的基金会，慈善氛围营造是向上的，逐渐规范还是会走向专业，但从数据来看推动非常难。或许这也反映出社会组织注册登记还存在着某些弊端。
现在很多想做NGO的人选择注册基金会，因为注册门槛相比社团和民非低，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NGO形态的基金会混淆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定位。2004年起国内放开基金会登记制度，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慈善市场，基金会本来是私人财富的产物，美国和欧洲都是如此。但非公募基金会应该设立必要门槛或约束制度，才能接受非定向筹款，否则会破坏慈善市场。
NGO形态的基金会比例有多少?
按照基金会中心网的分类统计，不少于600家。很多小规模非公募基金会就想做筹款，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这一现象是否也表明，整个行业需要降低公募门槛?
对，放开公募基金会权限，并且提升监管要求，否则非公募基金会局面相当混乱。虽然有些非公募基金会做得很好，但是定位混乱，不如转变成公募基金会，达到行业净化和专业化的作用，也希望管理部门有所作为。
在你看来，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基金会与当下社会需求之间还存在哪些错位?
不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基金会，都存在目标过大的问题。每家基金会都应该负有限责任，要有具体的使命和目标，而不是光喊口号。基金会应该专注某个领域，比如科技、大学，做到定位明确和专业化。目前很多基金会项目活动重叠，比如一窝蜂做助学扶贫，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匀，还没有形成细分，无论是专业服务型的还有倡导型的，还大多处于粗犷形态。此外，中国的基金会每年资金只有三四百亿收入，规模弱小，远远不够社会需求。
很多人期待百亿捐赠时代到来，你认为撬动基金会财富的支点在哪?
在民间。我并非在取悦大众，我认为不是靠少数富人，而是代表社会力量的大众对政策起到影响推动作用，这需要配合社会发展机制，让有百万、千万资产的人参与慈善，而不只是拥有上亿资产的“大佬”。真正的力量在民间，关键还是慈善文化体系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