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明磊：2003年任上海绿根力量执行 理事。2001年2月－2003年 10月任《南方周末》记者。
付 涛：中国发展简报编辑
时 间：2004年11月20日 （采访内容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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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如果你把一个东西描述得越实在，越恰如其分，越不象一个传奇，就更有强烈的效果。
”
问：在很多人看来，《南方周末》是很多记者趋之若鹜的一家报纸，是理想主义者聚合的地方。后来为什么要转换工作？
答：这是很难说的。在南方周末之前，我做过自由撰稿人、记者，也在银行工作过，我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思想体系可能都是处在体制之外。进入南方周末，也是在当时这个报纸能够打破体制内外（界限）甚至对体制有一些建设性架构的时候进去的。我离开的原因和其他很多人不一样，他们把南方周末当作一个完全理想的、比较终极的方式，（眼睛里面）不能够掺沙子。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它是一个平台，只要能够写出好稿子，能够发出来，这就是一个好的平台，但最后觉得这个平台也很难保证了。我可以不写假的稿子，但想做的东西就很难做出来了。我觉得我个人还是谈不上特别的理想主义，我是现实的一部分。但起码在我看来，个人自由是第一位的。很多人把新闻看成饭碗或者职业，但我们这批人还是把新闻当作理想，起码在新闻方面是有理想的，其他方面不一定。
问：当时你个人对NGO的报道多吗？
答：有过几篇报道。我对它们印象都深。一篇是《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1，据说是国内比较明确的第一篇对希望工程的基层架构提出质疑的文章，出来以后反响挺大的，那时候就对NGO治理方面的话题发生兴趣。之后有一篇写志愿者办乡村学校的文章2，觉得NGO的确很不容易，既没有什么资源，又没有什么保证，和做报纸很不一样。做报纸是一个比较大的平台，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
问：那你当时是以什么心态和动机来选择NGO的题材？
答：还是从读者角度出发。你知道NGO起码表面上是在做善事，但如果里面有一些问题的话读者就会很感兴趣。人的心理就是想要看到……
问：丑闻？有人说记者天然的动机就是要挖丑闻。
答：对对，丑闻就是能够吸引人的注意力，能提高发行量。当然，丑闻只是选题的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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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NGO
包括志愿者的活动其实就是人的公共生活，它不是以利润为趋向。
”
问：那你还是比较坦率的。除此之外你关注NGO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原因？
答：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NGO包括志愿者的活动其实就是人的公共生活，它不是以利润为趋向。NGO的活动其实是我一直比较推崇的一种公民意识的实验。同时，做新闻也是我认为理想的一种存在方式。
问：但是做新闻方面，你似乎和有些记者对NGO予以认同并进行正面报道有所不同，你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路径，你是看它们的问题。
答：也不一定。其实做新闻是对事实的完整呈现。报纸是一个市场的东西，比较注重真实性。它不会象宣传，觉得什么都好。市场的真实还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把一个东西描述得越实在，越恰如其分，越不象一个传奇，更有强烈的效果。就象当时写复兴学校，很多人看了觉得是挖了复兴学校的底，也有人不满意。但看完后你基本上会知道（这篇文章）一直是对复兴学校持肯定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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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公共生活，
NGO
其实和官员和明星一样，都应该象公众人物一样被监督。
”
问：《南方周末》还曾经报道过“丽江妈妈”事件，以及付广荣女士举办的沈阳儿童村的问题，3这些文章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我接触过一些NGO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他们对这些文章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报道比较偏颇，认为它可能是记者单方面的一个判断。也有意见认为报道没有去仔细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比如NGO管理的体制性缺陷等等，认为不能把板子打在胡曼丽一个人身上。婴儿期的NGO更需要用保护的眼光来看待它们，这不是说就不能去揭丑，而是有一个度的把握，从什么角度去看问题等等。总之是意见纷呈。你怎么评价这两篇文章？
答：“丽江妈妈”报道发稿时我还在南方周末。沈阳儿童村的报道我不太了解。我对前一篇报道还是比较相信的。这篇报道花了四五个月，而且记者一开始对胡曼丽是非常信任的，决定写一篇褒扬她的文章。但后来在蛛丝马迹上发现了一些不同的现象。它可能没有揭示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可能是相信这一点的。但从文章的证据方面我是足够相信的。《南方周末》记者受到的训练可以和法律方面的有关要求相比，因为南方周末官司比较多，只有获得足够的取证才能够披露出来。它可能只披露了所有证据的一部分，但是应该相信它登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对婴儿期（NGO）应该有保护（的观点），我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应该一开始有什么问题就谈什么问题。否则等机构做得很大了，名气很大了，问题也很大了，再发现问题，造成的损害应该是更大的。
发现问题并感受问题，这就是记者的本体。记者不可能总是全面地考虑问题，当然很可能（需要）几组报道才能全面反映问题。
既然是公共生活，NGO其实和官员和明星一样，都应该象公众人物一样被监督，而且某种意义上应该更严格一点。因为官员和明星只是个人，NGO则代表一种理念和团队的精神。
问：你认为媒体和NGO是什么样的关系？媒体对NGO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我觉得媒体和NGO应该有天然的亲近感。我想好的记者都应该对公共事务感兴趣。
我的那篇对希望工程的报道发表后，它（指希望工程）的前总帐会计就把账交给我们的记者，我们报纸的一位记者就写了报道，很可惜印出来后又被回收了。当然在网上做了公布。希望工程第二年上半年筹款比例大幅下降。而且负责人就主动说，私人捐款难度增加，重点转向大企业。网上有评价说，原先孩子能收到100元钱，现在只能收到60元了，你说报道对孩子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里面我也有困惑。我把问题交给我报道过的乡村的孩子，请他们做出独立判断，我说稿子是我写的，但不要因为这个而影响你们判断。很欣慰的是，孩子们一致认为应该揭开这个事实。
问：那你在给孩子介绍这些背景时他们都理解吗？
答：非常理解，他们是高三学生。希望工程以前基本上是在神坛上面，是一个很光辉的形象。
问：但是后来国家对希望工程进行了审计，并没有发现大问题。
答：它只查了一年，这个审计你也知道，特别是年度审计，完全不考虑前面几年的情况。除了我同事的报道，香港报纸也有同样内容的报道。
问：你后来从《南方周末》跳出来，进入NGO工作，是否跟这段经历有关？
答：其实也没有必然性。我喜欢李慎之的文章，信服他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下辈子有可能的话，他就去做公民教员。我加入的“绿根力量”不是一个直接行动的组织。我想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对公民社会有所促进。我参加了他们的第一期培训。此前是为了挖点（新闻）线索参加“热爱家园”的青年茶会，然后慢慢帮他们策划选题，进入项目组，觉得他们做的事情还挺好。
问：现在你在绿根力量是什么角色？
答：我是四个出资的执行理事之一，分管培训项目，每星期去两天，占用我一半时间，另一半时间用来赚点钱，做点学术课题，也挣些稿费。开始的时候这些理事同时又是志愿者。但从明年起，可以有项目工资和津贴了。
问：你觉得做媒体和做NGO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答：有很大差别。做媒体的人思想很活跃，但动手能力不一定很强。做 NGO几乎各种能力都要很强。写稿子、演讲、组织、（筹集）资源等等。 NGO资源其实很薄，特别是草根组织。既然“绿根力量”定位为草根组织，就只能在很薄的基础上做事。以前做事是一个很职业的方式，就是你要给我足够的资源，必须支付我一个身价恰当的报酬，在南方周末等单位基本都是这样。我想 NGO界基本有两条原则：一是没钱的时候你也要去干，要让它动起来。二是没有别人干的话，你就一个人干。这是草根组织很大的两个特点。此外，在 NGO做事情我们是有主导权的，但是记者中的理想主义者会发现媒体只是一 个平台，而且可能不是自己的平台。
问：你很喜欢这种方式？
答：我并不一定喜欢这种方式。但有时候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做。接受了这种方式，你会发现背后还是有自己的主动性在里面。我们很清楚这只是社会过渡期的情况。国外从公司到NGO工作，一般能接受的降薪幅度在1/3左右，但我们要降一半甚至80%。这在国外可能难以想像。
问：你们的培训项目是怎样安排的？
答：现在做的培训项目每期一年三次，包括公民社会理论、项目经营等内容，上课时间一共15天左右。三次讲完后实习7天，把学员派到其他组织去。这些组织可能做得好。学员可以通过实地做项目来获得切实体会。合作方在北京是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在云南是绿色流域，广东是汉达康复协会，香港是一些社工组织。现在已经有两批60多人完成培训。
问：绿根力量的学员来自何处？NGO还是其他领域？
答：我觉得绿根力量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不会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做事情。它的学员包括个体、平民行动者等，我们都比较关注。我最早加入时只是记者，也不是NGO从业者。
问：现在做NGO心境怎样？
答：很不一样。以前做记者很简单，资源充足，采访完做好稿子交出去就成了。做NGO比较操心，尤其是第一次，无论多小的事情，都要亲自去操盘完成。一起共事的人之间可能会超越同事关系，大家更象伙伴。
下班时一定要下班。不能总要求员工加班。我一直劝大家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如果牺牲个人生活去做事情，大家除了仰慕你之外，没有人敢学你。（从事 NGO工作）不能总是很悲情，要为什么东西去做出奉献。NGO应该是既能享受工作，也能享受生活，这样才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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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记者的心态是用丧失记者本体的方式投入到运动中去，这种情况有特殊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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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
NGO
或多或少在媒体面前会有些变形。比如大部分时间在做媒体的东西，然后再循环到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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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回到媒体和NGO的关系。如果你作为记者对NGO进行报道，你更愿意采取独立客观的视角，还是事先带有一定的价值评判在里面，比如怒江大坝的问题？
答：我觉得每个人的方式是不同的。我可能选择一种比较客观冷静的方式。一些老记者似乎也很有道理，他们认为媒体已经给官方过多的发言渠道，作为好的媒体，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偏向民众的，这样才能在社会整体中达到一个平衡。怒江问题上民众和环保的声音比较难发出，所以如果媒体能够放大这种声音，可能有助于社会达成平衡状态。有些记者会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的立场会比较鲜明，这倒不失为一个策略。但我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因为你是记者的话，不应该是参与运动的人，记者只是一个观察者，是不应该动手的。很多记者的心态是用丧失记者本体的方式投入到运动中去，这种情况有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是当发言很不容易时，抓到一个发言的机会，心态或多或少会有些变形，从而很难保持一种职业状态。在国外，环保记者联盟明确表示不接受环保团体的钱，也不接受企业的钱。他可能采取环保的生活方式，但在报道立场上不一定也要这样，这是一个职业的界限。
问：你感觉《南方周末》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一种情况？
答：它可能是倾向于独立客观的立场。但为何给读者另外的一种感觉，可能是由于故事体的写法比较生动，甚至是带着情感色彩。但故事体应该是世界上好的报纸都应该采用的方式。
很好玩的是，现在南方周末在找题目很难的时候，会觉得环保的题材风险比较小。
我以前做记者，现在做NGO，观察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促成了我的的一点思考。我觉得NGO或多或少在媒体面前会有些变形。比如大部分时间在做媒体的东西，然后再循环到自己身上，就象王力雄所说的小宇宙，形成自己的小宇宙。它也能够做出一定的行动，能够被报道，但后面的东西会怎样就不知道了。这里面有一个分寸的问题。当然，韩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早期NGO在组织非常弱的情况下需要媒体作为放大器进行价值倡导。
问：这种情况你觉得严重吗？
答：谈不上严重，但我觉得非常值得警惕。这样会形成一个简单的三角关系：媒体、组织（NGO）、基金，互相放大。但真正能够做多少事情，需要去认真研究和思考。
问：或者说这样的状态会出现泡沫，使公众对NGO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
答：对，不切实际的期望，似乎NGO能做很多事情，其实不一定。（我有这样的想法）可能和“绿根力量”的特性有关，理想色彩很重，不光容易挑剔别人，也挑剔自己。
问：也挑剔媒体？
答：其实我们在媒体的时候就开始挑剔媒体了。现在的绿根力量一律不接受媒体采访，要接受太容易了。（理事中间）一个是以前做媒体的，一个曾是绿色和平的公关部主任。到目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关于（我们）组织的报道。在中国不出名做事情很难，出了名做事情更难。
问：有没有想过一个无名的组织在争取社会认可、公信力以及筹款方面的难度？
答：我们觉得做事情是第一位的，不应该刻意经营名气或忙着做宣传。
问：但是其他组织，比如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组织，如果有媒体报道，可能对它解决困境，筹集资源有很大帮助。对进行公众倡导的组织而言，媒体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是否它们更需要媒体的关注？
答：对对，它们更需要媒体，因为它们是行动组织。我们是支持性组织， 应该默默无闻地做事、做研究。如果想博得众彩，就不会选择做“绿根力量” 这样的组织了。■
背
景
资
料
胡曼莉：
1997年由胡曼莉担任会长的“丽江妈妈联谊会”成立，旨在救助丽江大地震之后的遗孤。1999至2000年间，美国慈善机构“美国妈妈联谊会”先后向“丽江妈妈”捐赠35万多美元。但后者并未将善款完全用到孤儿身上，且财务管理中账目不清，公私混淆，“美国妈妈”将其告上法庭。
付广荣：
2001年9月，付广荣筹资在沈阳东郊建立“阳光儿童村”，收养监狱女犯子女43人，被誉为“天使爱心妈妈”。2004年5月开始，儿童村的捐款使用情况被媒体频频质疑。当地有关部门调查的初步结论是：儿童村在财务方面进行家庭式管理，付广荣的个人行为存在一定问题，政府相关部门负有检查不力的责任。
此前，付广荣曾找过辽宁省民政厅，要求挂靠儿童村，但被拒绝。儿童村成立三年来，没有任何部门对其进行监管。
青基会事件：
2002年2月28日开始，香港媒体连续发表文章，公布一位“曾在中国青基会工作的人士”提供的内部资料。该报凭这些材料指控希望工程违规投资。
3月21日，《南方周末》发表长篇文章，列举具体案例，说明青基会负责人如何将善款随意投资，造成大笔亏空的情况。青基会当即表态，声明遭到内部工作人员的“敲诈”，并要求国家审计部门对青基会的账目进行审计。
2004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做出的核查结论。同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从团中央获悉，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1月15日总第204期，内容有改动。）
注释：
1. 发表于《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9日。
2 .即殷永纯等大学生志愿者在安徽农村为失学儿童举办的复兴学校，始创于 2000年4月。该文发表于《南方周末》2003年4月17日。
3. 见相关背景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