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CCM）改革大背景下的第一次“非政府组织部类选举”和“感染者部类选举”，几乎振荡了整个艾滋病领域：相关的国际机构、中国政府部门、官办NGO、草根NGO、感染者，围绕“选举”问题，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质疑、辩论、争吵……而随着争端的白热化，各方一直隐藏的具有中国时代背景的“固疾”便开始浮出水面。
张北川在《关于“草根组织”在防艾中作用的几点认识》的文中，对各方的“固疾”进行了分析。文中提到，我国的政府有关机构，（如CDC、人口计生部门）由于“家长制”或“官本位”思想的延展，政府力量常常“领导”意识有余，合作与服务精神不足，对社区和“草根（组织）”往往明显缺少了解和信任。国际力量（如UNAIDS、WHO）由于对中国民情，特别是对不同城市工作背景了解不足，常只起到“钱箱”的作用，常与利益攸关者彼此交流不足，往往限于对项目书的了解，而对民间的认识肤浅。来源于民间的“草根”通常多方面能力不足，有根据投资方意向简单地决定工作策略的倾向，对政府力量、国际力量影响微小。
“固疾”伴随着各方在围绕选举争吵中的表面化，艾滋病领域中的部分人士开始反思。“如果不总结，不采取进一步措施，这次CCM选举只是一场闹剧”本次当选的感染者类别组代表托马斯说。可以不反思，甚至可以将选举看成是“闹剧”，但是中国艾滋病领域的工作远不是“闹剧”：“中国的和外国的官员、记者、医生、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无不认为2010年中国将有1000万感染者（甚至更多，如4000万）”――防艾抗艾的重任需要各方的反思，选举毕竟不是各个机构最终的工作目的，最终还是要与在中国肆虐的疾病做斗争。
“固疾”不去，势必会影响斗争目的的达到。张北川在《认识》中谈到，如果只是把“草根”看作是为自身代表的“利益集团”谋得一己之私的可利用工具，不可能达到防艾目的。如果没有“求同存异”的动机和作法，而只是彼此争斗和把获得资金放在首位，将丧失非社区机构和人士的信任与合作伙伴。“草根”应当对自身的力量与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需要有团结合作精神，练好“内功”，提高能力，积极搭建与各方良性互动的平台。否则，只是要求给政策、给项目和给钱，最终会被冷落。怎样在民主的环境中通过良性或说健康的竞争，促进形势向更有益于社区的方向发展？首先需要经过认真沟通、设立有利于和谐发展而不是引发混乱的“游戏规则”。张在《认识》中说，在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实际工作中政府如何主导，国际和社区等如何参与，多方各自宜怎样看待彼此间的博弈关系并怎样给自己与对方更准确的定位和开展工作，如何促进“多赢”局面？这是各方都应考虑的大问题。
“固疾”的表面化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第一轮选举的帷幕落下后，各方没有去做应有的反思和改进。
嘉宾：李楯 代表应该是传声筒和服务器
全球基金没有考虑中国的现实
中国NGO的发展，首先外部环境很难，比如结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真正做到结社自由还需要过程，可预料的时间内，还未见到转变的契机。在这种情况下，NGO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NGO强调民主，那NGO自己是不是在这样做？讲民主的人自己却不民主。第二，NGO是不是真正能够面对一个多元的社会？在组织和组织之间，人和人之间的主张不一样，利益不一样时，能否容忍这种不一样？NGO做不到。第三，NGO做事有没有基本的规则？NGO经常讲程序，但对什么是程序，都缺乏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大家都需要学习如何做公民，这是最基本的。具体到艾滋病领域，在外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内部却在争权夺利，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具体到这次CCM选举，我觉得首先全球基金的类别安排存在问题，类别划分不清楚：什么是NGO？什么是草根NGO？是不是有官方背景的NGO都可以参选？也不是，好像只能接受有限的“国”字头的。
具体到这里又有个问题。比如官方机构，卫生部，或者像工、青、妇这种组织，选出一个代表来代表整体非常容易。而草根NGO的利益主张、价值取向、面对的问题，以及生存方式等都不同，要求选出一个代表来代表所有的组织，这是不现实的。大的机构可以选出一个（代表），小的机构可以选出多个（代表）才比较合适；或者把类别分的更细一些。
还有，清华大学的这几个研究机构在艾滋病领域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全球基金根本无视这些研究机构的存在。所谓的高校研究机构类别，全国那么多做艾滋病研究的高校研究机构，真正参选的只有5家。全球基金说，已将参选信息挂在网上，你们应该都知道，网上的东西多了，我们怎么可能都知道。全球基金不支持创造性的项目，不支持研究，这是极短视的。（如果）对中国艾滋病基本的认知解释都是错误的，回应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全球基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它没有认真思考过，怎样构建一种制度，怎样使大家都发挥作用，为大家的合作提供一种平台。
在选举中，政府有责任有个清晰的态度：是完全相信草根组织有能力管理自己，能够选出好的代表，还是不相信？是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去选举，还是希望选出一个你认为合适的人？我们都不得而知。
代表要上行下达，下行上达
如果要屈从全球基金现有的规矩，我们选出的不应该是一般意义的代表：不是选出一个领导，也不是以此来实现代表自己理想抱负的人，不是去推行被选上人的政策。这个代表应该是传声筒和服务器，他的职责是能把不同组织的声音传达到会上去，把会上的声音传达给大家。代表靠什么来完成呢？靠他的能力，他的物质条件。这包括要不要成立一个班子，给予经费支持的问题。另外，被选出的代表是否要辞掉原来的职务？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这需要有一种良好的制度安排。
选举在中国还是有意义的，总是往前走了一步，这种选举肯定比指定（代表）要好得多；第二，暴露出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去处理好，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否定态度。
至于对选举的建议，最起码如我刚才所说，选出来的应该是个传声筒和服务器。第二，参加选举的门槛应该尽量放低，机构是否注册，成立了多久，多少工作人员都不成为问题，这可以使更多的人进来。三，被选举的人恰恰是需要有一个资质上的要求，他必须有能力承担这个工作，能够起到上行下达，下行上达的作用，如果他由于不管是能力的原因或是品质的原因，还是观点的原因不能尽责，我不同意不停的选举。我认为需要一种制度保障，能使代表没有传达的信息通过秘书机构来完成，将会上的信息公布在网上。如果发现并没有将我的意见在网上公布，实行“异议优先”的政策，我可以不通过代表，直接将意见在网上公布。实际上我们要强调选举的类别代表的服务性质，缩减这个类别代表的权力，以另外一种辅助性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上行下达和下行上达。
全球基金和CCM，我认为他们在中国应该做得更好。
嘉宾：托马斯做CCM的成员不容易
选举让矛盾表面化
从这个选举也可以体现出，NGO本身的建设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包括很多组织和机构对于“NGO”的理解和认识；选举也体现出了政府和NGO之间及NGO与NGO之间存在比较大的隔阂。这些矛盾在选举过程中不断表面化。
民间组织的建设亟需加强和提高。到底什么是民间组织？现在有一种不太好的思想是，民间组织就是指责政府的。指责政府就叫倡导。如果不骂政府，就是政府的走狗，就不是民间机构。到底NGO应该如何定位？现在有的NGO发展就像政治党派一样，用国外的话是“Shadow Government”，影子政府。NGO花费很多精力去指责政府，自己本身却没有做什么具体工作。事实上，NGO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协助政府完成社会事务，但在中国，NGO在这方面的（认识）非常缺乏。
中国艾滋病领域的很多NGO在很不正常的环境下形成。大量资金涌入，由项目催生的NGO大量产生——资源的获得成了不良的动机，导致NGO的发展有点畸形。60%的组织是在这种资源的推动下产生。这更像一个商业操作，这些机构为了项目而生存，而不是为了一种理念，为了服务生存，所以也很难让这些机构对自己的使命和角色有很好的定位；资金的涌入也导致为争取资源的NGO内部之间的纷争。我的一个朋友说，很多汽车企业都在合并，但很少听说NGO机构之间合并。其实印度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在印度，艾滋病领域的NGO多如牛毛，很多NGO为了争取资源相互打架。我觉得NGO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和面对。这次选举中的矛盾，NGO内部的不团结是很大的因素。
总的来说中国缺乏NGO这种文化，再加上上述原因的影响，很多问题随之产生。如果能够很好的总结CCM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对以后的选举和NGO的发展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不总结，不采取进一步措施，这次CCM选举只是一场闹剧。
我感到自己很灰心
我当选感染者部类的代表后，也困惑，到底如何在这个部类实现民主？全国目前那三类疾病（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感染者没有1亿，也有几千万。在选举上有两个意见：一是，从现有的感染者组织那里选举。看起来比较简单，问题是，这三种疾病所成立的组织本身发展就不均衡，艾滋病感染者的组织相对比较多，结核病和疟疾的组织基本没有。这样能够实现的代表性也比较片面。另外一个意见是全国广泛的告知，海选。这个在理论上也是个很好的事，但如果去执行，难度也是大了一点。我是这一任的代表，需要负责影响下一任，我被如何选举困扰得焦头烂额，在这方面并没有更深的认识和更好的策略，这也给公民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大的问题。
我感觉到自己很灰心。你向左边走，右边的人会骂你；向右边走，左边的人会骂你；向中间走，两边的人会都骂你，没有很好的平衡点。每个组织都会选择自己倾向的方式去工作，里面包涵了很多很复杂的成分和动机。而如果我躲在一边，就会有权力选择骂还是不骂。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推动下一轮的选举不那么积极。无缘无故的被人骂，情绪很低落。做CCM的成员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愿意参加监督委员会
在监管方面，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团队来监督全球基金资金使用的情况，这也是我本身想参加CCM选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对我来说，我会比较关注资金是否用到实处，和是否有浪费。应该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去主持这个工作，能够公平的去发现资金的问题。现在基本上计划方，执行方和监督方是一方。如果有那么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做监督，我会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现在据我来看，委员会没有人授权和支持。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嘉宾：万延海 CCM不应该是民间组织唯一的通道
让历史去评价
选举中，最富有挑战性，最活跃的两个领域，一个是非政府组织类别，一个是感染者类别。这是最能代表公民社会的两个类别。在CCM中，这两个类别只占了10%的比例，实际上全球基金要求占40%的比例。即使能只把这10%用好，也是个不小的成绩，至少能把CCM国家监管的门给打开。即使不能起到有效的制衡，但通过这个管道，可以把活跃的东西带到政府里，做好了对政府有好处。
但CCM不应该是民间组织唯一的通道，如果我们的政府在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有一个对待公民社会的良好机制，显然全球基金对我们并不最重要。
第一轮全球基金感染者类别组选举闹了个笑话。在中国的感染者有几亿人，要真的选出一个代表，比美国选总统还要难的多。结果有100多个（感染者）报名。一些所谓的感染者领袖，所在的城市只有他一个人报名，他就可以代表全国的感染者？
在全球基金的争执上面，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容忍批评，不理解批评会对政府有多大的帮助。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需要去监督全球基金，但是我觉得社会现实也是这个样子，某个机构的能力也都是有限的，反正让历史去评价吧。
风险全球基金
全球基金在很多国家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风险。
全球基金制度安排上有缺陷，一个国家只有一个CCM（国家协调委员会），并且政府和民间组织是合伙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监督全球基金，把腐败问题揭露出来，这个国家拿不到CCM的资助，民间组织也会拿不到。为了得到CCM的资助，民间组织变成和政府一起去“洗钱”。
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也有利益冲突。发展中的国家拿到全球基金的钱时，会以高额的顾问费用请发达国家中对全球基金有游说能力的非政府组织做顾问，搞培训。在“人类健康”这样一个伟大的口号下，全球基金变成了腐败的政府和非政府合伙“洗钱”的组织。
全球基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希望，但他又存在另一个风险——艾滋病的钱都被它拿走了，如果它做不好，也意味着别人想做事情也没有钱。全球基金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最大的艾滋病的全球公共健康资金体，等于说，在创立（全球基金）这个机制的时候，已经把我们所有的机构都绑架过来——无论你同意不同意，因为钱都在这里。
全球基金不仅仅涉及到钱的问题，还涉及到新型的人类关系；不仅是人类选代表的问题，涉及到人类治理的一个机制，寻求合作的一种机制。全球基金是人类社会治理世界的新的尝试，人类社会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一个全面的合作。这么一个良好的产品，在中国的实践，可以进一步帮助全球基金。如果说，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人类的治理，不能创造一个新的尝试，我相信，全球基金就像一个泡沫，很快会死亡。
我讲过很多次，如果公民社会不能建立透明的制度，民间组织就是黑社会。我们与政府还是存在合作的可能，政治上全面服从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我们不能做危害国家，危害人民的事情。即便是政府来领导我的工作，我也希望政府是在做正确的事。
嘉宾：欧迪龙(Odilon Couzin)选举不是最后的目的
就算有个代表算什么
我先说一下，说实话，其实我对CCM选举，不是最感兴趣的。选举是很重要，但已经有太多的人，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上面。就算有个代表算什么呢？全球基金的几百万、几千万美金在中国运作，谁在用这些钱，怎么用？下次你们可以写全球基金在中国如何落实这几千万美金的文章。
至于应该怎么监管，这是很麻烦的，我并不觉得我可以提出很理想的监管方法。落实项目的是政府部门，又不太好监督。CCM的代表都有自己的工作，也不会全职下去查清楚资金如何落实。
CCM选举也重要，他重要在哪里？CCM给NGO提供了和各个政府部门、联合国的领导平等交流的平台，NGO可以平等的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很多时候，NGO有说话的权利，但是他们（官员）一点也不听。我想我们会发现，大家花了很多时间，有了代表，但实际状况还是一样，对实际的工作影响，从长期来看可能有一点点改变，短期内绝对看不到。全球基金在中国的工作，你可以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速度太慢，需要更好更大的推动。现来看是个好的发展方向，但不敢保证以后如何。
现在艾滋病领域很多NGO围绕选举在斗争，甚至变成了个人矛盾。要明白，做这些工作（选代表）是为了给艾滋病人提供更好的治疗。选举代表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我看有的人已经将选举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忘记了后面的工作是什么。
这个选举再完美也不会解决监管，执行等实际的问题。但这个选举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教训，让大家学习怎样来选代表？
NGO应该硬，但不应该对抗
NGO和政府的关系方面，我认为，对中国政府不太好的方面应该批评，但也要看如何批评，有的话用起来，政府就不听，比如“人权”这个词，“维权”政府也不高兴，实际上还会对NGO的工作空间造成很坏的影响。（NGO）大声批评中国政府我还没看到有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个人和我的机构不会这样做。我们都希望政府听到NGO的声音，但应该看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与政府对抗不是很有创造性，NGO应该硬，但不应该对抗。
现在很多人都在从不同方面来推动与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工作。其实，只要是要求和政府公平，就会碰到很多麻烦。就算是外国政府，也特别不想和NGO有特别平等的交流和合作。政府可以用NGO提供的服务或者将NGO看作合作方，但实际上的决策者，还是政府。比如美国政府，有的时候和NGO合作很方便，但如果NGO真的反对政府的一个政策，他会不理你。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有这个想法：你NGO是自己成立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嘉宾：贾平全世界范围内将是最佳实践
学会宽容和听不同的声音
代表，是NGO代言人，传声筒，是NGO在这个领域找到和全球基金相关政策博弈的渠道。对于全球基金的监管、帐务等问题都可以通过代表提出。这时，全球基金已经异化，实际变成对艾滋病领域的政策影响。全球基金完全成了概念。
我当选代表后，有机构在国际社会误导性的宣传，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我的任务是需要把NGO团结起来，但有的机构在分化NGO，你说我有多难。
到现在为止我行使代表的权力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新一轮选举上。我也希望我们进行了创新的制度化建设后，为以后的NGO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已经公开宣布不参与下次选举：我本身是政策制定者，如果再参与，在外界看来，我的合法性基础就很差；如果我不参加，给大家起了个榜样的作用，这极大的有利于制度建设。这是法制的精神。对我来讲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我不关心谁当选。
在未来需要的规则制度还包括，每一个部类代表如果想为自己的组织筹资，应该有个限额，如果超过限制，应该自动离职；代表以组织身份参选，但代表的是整个部类，不代表他所在的组织。
从上一轮中可吸取到的经验教训是，发动更广泛民间组织的参与，让基层草根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也需要有志向，有想法，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参与。第二，更长时间的去征集意见。三，有更独立的资金支持。上一轮没有资金支持，大家都自己掏腰包。最后是，我们要学会宽容和听不同的声音，包括批评和攻击，但不能去诋毁。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允许不同的声音的。同时，通过不断地相互批评，在个人权力博弈中，找到权力边界。
NGO承担了历史性的责任
在中国做事不容易，NGO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选代表），中间有一点毛病和瑕疵是可以容忍的，只要给它机会让它长大。选举过程中的矛盾是NGO自己内部发生的一些分歧，和政府没有关系，不存在政府操控的问题，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选举。
更应该去考虑的是，怎样把中国的NGO，特别是艾滋病领域的NGO做起来。
在西方，NGO发展的原因有两个，补充福利国家功能，提供福利和在自由市场失灵时，NGO发挥作用。秦晖认为，中国的国家没有提供什么福利，自由市场发展也不充分，在这样一种不具备公民社会发育的条件下，NGO承担了历史性的责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成功，现代化无从谈起，我们这代人就失败了。国家是否转型成功的终极标志是我们民间社会的崛起。
武汉大会是NGO历史性的第一次参与，通过这次参与，将形成全球基金名义下的NGO工作机制，把NGO的声音通过全球基金的平台传达出去。至少在对全球基金的政策表达上传达出去，改变一盘散沙的现状。二，至少改变和全球基金相关的资金决策上面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实际上需要有人站出来，当政府的耳朵鼻子眼睛，把这件问题说出来，媒体也要参与，其他的NGO也要参与。未来，NGO参与到让全球基金资金的运作更加透明化的过程中，将起到历史性的作用。武汉大会将奠定一个基础。
不同的最佳实践
全球基金在其他国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比如，巴基斯坦谁都选不出（代表）；阿根廷是互相打，NGO永远互相打架；非洲是政府的贪污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也有做得很好的。NGO比较成熟的南非，有一个类似艾滋病联盟的组织，由政府任命艾滋病联盟中得到公众认可的最高的领袖（作为代表）；泰国也有艾滋病联盟，里面的人轮流坐庄，大家都不闹了。各国都有不同的最佳实践。希望未来会把这些实践介绍进来。但我认为今天在中国的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将是一个最佳实践。
（嘉宾谈话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