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新华社记者林谷如此描述张淑琴、刘开明这类人。他/她们曾经用笔墨观照社会，在职业生涯过程中接触到某个领域的现实，感到即便是作为“无冕之王”，也已经无法满足自己影响和改变社会现实的需要。由于情感和理性投入超越了对记者使命的要求，不甘心坐而论道，于是起而行之，转换身份成为NGO创办人与活动者，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在林谷眼里，媒体的“NGO化”这个现象，还包括汪永晨和张可佳这样一些在媒体和NGO两个界别之间处于临界“两栖”状态的人士。他 /她们兼具两种角色，互相转换，似乎游刃有余。
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同时又是环保团体绿家园的创办人之一。张可佳是中国青年报记者，绿岛的负责人。从 2003年质疑四川的杨柳湖和木格措两项水利工程，到延续至今的怒江和虎跳峡水坝之争，还有今年北京动物园搬迁风波，NGO 发起的“阻击战”被《中国新闻周刊》评论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越来越走向前台，对政府的公共决策表达自己的意见，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其背后就有汪永晨和张可佳这样的“两栖人”。
近年来由于NGO和媒体结成联盟，加上敢于直言的公共学者，这三个社会中最为活跃的要素掀起了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公开讨论。而“两栖”状态的记者在环保圈尤其活跃。绿家园和绿岛联合举办的环境记者沙龙本身，也被观察者认为具有NGO的形态，不只提供对记者的环境意识培训，更成为记者行动方略的策划机构。他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行为方式超出记者本体的职业状态。
在经过多年温和的公众教育阶段的蕴酿之后，面对社会转型导致的社会人群的多元利益分化，艰难中崛起的NGO也在自身分化中寻求自己的定位，一些NGO继续担当社会服务者角色，也有一些NGO试图寻求突破成为倡导组织，向公众利益和弱势人群利益代言人的阶段缓慢推进。近年来许多次大大小小影响社会的公共事件中，由NGO和媒体双向互动引发政府回应民意的举动，已经多次得到演练。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是NGO在环境领域先行一步，成为政府决策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新机制的积极倡导者。在一些热点事件背后NGO掀起“社会运动”，倡导生态保护和环境正义，而媒体报道如影行，亦步亦趋，推波助澜，共同在一些局部环节、在一些具体事件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强势的政府、商业利益集团和弱小NGO之间的三角生态。在其它许多领域，NGO也是方兴未艾，频频出镜。
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是NGO在环境领域先行一步，成为政府决策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新机制的积极倡导者。在一些热点事件背后，NGO掀起“社会运动”，倡导生态保护和环境正义，而媒体报道如影随形，亦步亦趋，推波助澜，共同在一些局部缓解、在一些具体事件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强势的政府、商业利益集团和弱小的NGO之间的三角生态。在其它许多生态领域，NGO也是方兴未艾，频频出镜。1
媒体对NGO的主张起到了放大作用，而放大后的声音一方面产生了压力效果，同时也试探和扩大着NGO的合法性空间。除和NGO有关的热点问题追踪，NGO所处的制度困境、国际NGO和基金会的运作理念和方式，NGO领袖个人奋斗的经历，问责、社会公信与NGO的治理机制等多种话题，也被一些媒体持续关注。
针对民政部日前对全国540家民间组织的表彰活动，《南方周末》 12月23日头版刊登的“方舟评论”指出，“此事连同此前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目标被鲜明地写入党的文件中，可以说是中国对民间组织的第一次观念突破。”但评论同时指出，令人意外和令人遗憾的是，其它自下而上颇有建树也频频获得舆论赞誉的民间组织，没有出现在表彰名单里。评论据此提出中国“需要有第二次观念突破，即打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民间组织的界限，回归本原，平等对待。”显然，评论在欣喜之余对草根组织的合法性提出了期待。
除了“讲故事的人成为故事的主人公”，以及临界状态“两栖人”的出现，NGO频频现身媒体报道，也成为媒体“NGO化”的另外一个例证。
林谷说，“媒体希望收集民众意愿，反映民众的声音，而 NGO要给沉默的弱势群体以话语权，构成了两者的契合点。中国公民社会的觉醒， NGO的方兴未艾——这些新的社会现象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中国新闻周刊》主笔唐建光粗略估计，在他在该刊工作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刊物平均一个多月就有一期关于NGO的深度报道。而且这些年的总体趋势是从关注国际NGO转向大量关注国内NGO，反映出后者的成长速度和社会影响力日益增长这样一个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的选题原则是：年度内重大事件，以及其它在一定时期内具有标本意义，在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对社会进步有推动和影响的事件。
在这样的标准下，推动基层民主选举的原北京新民教育研究中心和世界与观察研究所、怒江问题背后的环保组织绿家园和云南绿色流域、对关注劳工问题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等先后被纳入《中国新闻周刊》的视野。
唐建光认为，早期NGO着重理念的普及教育。现在，NGO或者其参与的事件是否可能形成一种机制，成为吸引刊物目光的新由头。比如在大坝建设中开发商和原住民之间，珠三角频发的日趋紧张的劳资纠纷之间，这些组织在扶持弱势群体力量的同时，试图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充当沟通者，并建立冲突双方的谈判机制。
对唐建光来说，NGO能够在目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割裂中起到桥梁作用，是社会架构中值得期待的有前途的力量，NGO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创刊时间不长，要“负责报道一切”的《新京报》，显然也不会漏过NGO题材。针对与NGO有关的热点问题，该报频频刊出短小精悍的时评，覆盖面很广。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介绍，从去年10月开始，他就给《新京报》写了近20篇与NGO相关的评论，涉及政府退出劝募市场、艾滋病、行业协会、NGO双重管理及治理结构等各方面内容。
“记录时代进程”是《南方周末》的宗旨，该报对NGO的关注大约开始于1999-2000年。这些年伴随NGO的活跃态势，相关报道也一直处于提速状态。《南方周末》一位资深编辑说，该报对NGO的出现持积极态度，因为它们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因素。作为周报，有关报道从篇数上可能不比其它一些媒体多，但从内容比重上看其实很高。该报关注过与生态环境保护、慈善事业、三农问题、艾滋病、乡村教育等话题相关的NGO，还对上海行业协会改革进行过深入报道。NGO作为热点社会现象，自然要被出于职业新闻敏感的《南方周 末》记者频频作为选题对象。
其它关注NGO较多，并对其以深度报道为主的平面大众媒体还有《南风窗》、《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三联生活周刊》等等。《财经》杂志学术顾问汪丁丁认为，NGO解构了很多现有体制的东西，正在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因而值得关注。
专业性媒体方面，《公益时报》作为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专门报道公益事业的媒体，NGO题材在版面中占有很大份量。担负“维护妇女权益、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功能的《中国妇女报》，对妇女NGO的发展尤为关注。
媒体的“NGO化”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反映出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作为新闻报道，是预先设定一个价值判断，再把它交给读者，还是保持“无情”的新闻中立立场，排除主观价值，只能满足于发现和揭示事实和真相？
近期，《南方周末》北京站的记者们就为有关虎跳峡水电开发的报道为触点，对此问题展开过一次非正式讨论。也许，这正是《南方周末》两个版本宗旨的相互冲撞：“记录时代进程”强调理性、客观的一面，而“正义、良知、爱心”这个感性版本，则时时会让人按捺不住情感上的偏向。不只是《南方周末》，在对一些事件的报道中，一时出现了看上去一边倒的局面。2004年2月，北京、云南的十几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和两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一起去怒江采访调查，对这样的媒体和NGO的“联合”，有意见认为，新闻记者“越位”了，记者应该既不代表强势群体，也不代表NGO。
《南方周末》这位资深编辑认为，《南方周末》的总体思路是秉持独立客观的立场，希望尽量避免个人立场和倾向影响对事件的报道，干扰其中的公正性。但是他的同事，记者刘鉴强说，尽管大家都认同这样的原则，中国的记者个人在实地报道的时候，面对两方面对立的意见，却很难完全恪守中立。政府和企业往往非常强大，它们的意见表达途径非常多，非常充分，而对立面可能是工人农民等非常弱势的个人。刘鉴强举例，今年10月底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水电开发大会，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是政府和水电开发商的意见，NGO在会上声音非常小。他说，如果10篇报道只有一篇是报道NGO的，那么这篇文章再按照中立方式去处理，那么NGO的声音就剩下0.5％了。刘鉴强说，当社会上反对的声音太小的时候，如果不能从其它方面得到证据，那么就只能放大这个声音。
同样，汪永晨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弱势群体的意见不能被充分表达。当媒体试图面对“信息垄断”的挑战有所作为的时候，“越位”就会发生。
作为媒体从业者，她真心希望中国的媒体早日归位。但前提是，信息传递能够透明，能够对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是健全并可得以执行。否则，中国特色的媒体“越位”就还有其特色的作用。
2004年12月，刘鉴强在《南方周末》发表《转基因稻米与13亿人主粮利益悬疑》，指出“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存疑的情况下，中国一些科学家大力推动这种产品的商业种植，让人怀疑其中关联的利益。”不同于以往各家媒体对转基因话题的报道多围绕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方面的风险，这篇文章将质疑的矛头直指科学家的利益动机。由于大量采纳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提供的新闻线索和调查证据，使人对作者是否代表“绿色和平”说话产生疑问。刘鉴强说，对“绿色和平”的观点，科学家无法反驳，或者说其反驳苍白无力。由于NGO在道德上占领了高地，就事实而言，作为记者已无法为了保持中立而刻意减弱它们的声音。再者，在这场激烈的论争中，总体上科学家的声音已经十分充分地得到表达。刘鉴强同时表示，为了尽量保持客观，他在现实中不加入NGO，因为NGO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利益集团”。
对媒体“NGO化”的说法，《新闻周刊》记者唐建光并不认同。他说，应该超脱在外的媒体成为NGO的一部分不是常态性现象，和NGO的观念尚未普及的特定阶段有关。象记者沙龙那样，NGO中的媒体记者毕竟是少数，但他们有策划能力，在某个时期能够对事件的推动形成态势。唐建光自己也承认，现阶段要让媒体完全象西方媒体那样保持客观也不太可能。
新华社记者、《城记》作者王军对NGO充满敬佩，认为它们是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力量。他认为对NGO的报道提供了动态把握社会的渠道，追求事实并准确报道事实就是媒体的终极目的。NGO和媒体有不同目标，秉持客观中立的新闻记者的立场更加有利于社会的沟通和信息的准确表达，有利于形成中国社会长期缺乏的权力制衡的机制。王军不希望媒体成为NGO的宣传部，担心不客观的报道容易使人产生怀疑。本职工作之余，他本人还积极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但强调以公民而非记者的身份参与。林谷分析，这样的策略是为了保持中立，以便能客观报道不同的利益群体。
目前，媒体的“NGO化”，媒体和NGO的复合、结盟是两者的双边关系中价值观重合的表现，但同时也反映出NGO的影响力和题材资源对媒体的重要性，我们还应该看到，媒体毕竟是营利性机构，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有吸引眼球的需要，一些媒体报道可能会流于炒作，媒体对NGO正面回应的动机兼有社会良知和新闻卖点的考虑。《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说，不要把媒体看得太高尚，因为媒体也有市场的需要。
无论如何，媒体不仅影响了NGO的资源流向，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公共空间，也势必对生存于这个空间的NGO的社会合法性产生影响。正面报道能够扩展NGO的社会合法性，而客观公正的负面报道短期看可能会对NGO起到收缩作用，却有利于NGO从长计议。而片面炒作，有失公正的负面报道，则将对本已艰难求生的NGO雪上加霜。
相对而言，新闻的本性也许是追踪事件，热闹过后总会散场，而NGO则要持续坚持自己的理念，在热闹和落寞的起伏中默默推进，多数时候可能是落寞居多。
如果把公民社会看做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存在于社会公共空间，发生社会影响的组织、活动和声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国家、企业和公民社会之间就存在比较模糊的边界地带，利益取向明显不同的三方在这个灰色地带交叉和融合。
一些学术机构和媒体也活跃在这个灰色地带，它们拥有话语权，对国家、企业和公民社会三个部门力量的此消彼长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三方竭力争取的对象。而公民社会的成长，按《新闻周刊》的理解，社会自治性组织不仅帮助一部分群体形成了在社会的利益博奕平台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还使利益的博奕理性化。公民社会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所在。2
有趣的是，与媒体的“NGO化”一样，目前似乎也出现了学者的“NGO化”现象。一些学者在接触了NGO理念后发生认同，结果成为NGO拓展空间的有利资源。
早于媒体和学者的“NGO化”现象的，是媒体和学者的“国家化”现象。这在计划经济时代体现得非常明显。其后是进入市场体制后，学者和媒体的“市场化”。它们一方面在国家权力面前帮助企业争取市场的独立意志，摆脱国家控制，同时也可能为资本和市场的过度贪婪营造合法性。其后就是它们的“NGO化”，为公民社会争取话语权。由于国家的退出，引发了学者和媒体各自的内部分化。这是转型期各方力量高度不平衡
情况下，社会对力量制衡的高度需求造成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和学者作为独立资源的重要性凸显，成为各方利益博奕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链结产生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要求，国家和公民社会结合产生公共参与和民主要求。长远来看，媒体和学者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们在三个部门之外享有自由和独立的程度。
也许在将来，作为与三个部门不同诉求的主体，负责创造思想的学者和负责传递思想、信息的传媒，在政府、企业、公民社会达成相对平衡之后，将重新回归独立的本体地位，和三个部门保持距离。这也许才是一个稳定的常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学者提出媒体为第四域，或许有些道理。
注释：
1.相关报道见本期《小荷才露尖尖角》，冯媛
2.秋风，《通往和谐社会之路》，《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