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偷偷尝试的农村经济制度变革一发不可收拾地推广到全国；税费改革这个为农民减负的重大措施也是始于安徽省。安徽这个地处华东，总面积13.9 万平方公里，辖17个地级市、106个县（市、区），总人口4300多万，国内生产总值3569亿元，财政收入346.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18元1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农业大省，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晴雨表。安徽人，也乐于并勇于做些尝试，改变政治经济面貌，向小康之路迈进。
早就听说，在安徽省社科院有位老先生从八十年代末期就从事文化扶贫和组合竞选的尝试，一些零星的信息传来，但却从未去过。经过电话的来来往往，我开始了安徽之行。
辛秋水其人其事
出身于安徽农村，十几岁参加革命以后离开家乡，离开农村，到北京工作。年轻时一帆风顺，却因为爱说实话提意见在文革期间划成右派下放到农场。被送回老家改造的辛秋水已经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新的了解，这位已经不是国家干部的黑五类分子再回到农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农民的话没有地方说，也没有人听；农民在经济文化上，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就连出门探亲访友都要向生产队请假。“我当时就希望如果能够恢复工作，就要最大可能地反映农民的实际情况，给农民作几件好事”。1978年底平反后，辛秋水就一头扎到农村作社会调查。
在农村调查的过程中，看到了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的扶贫工作就是年年给村子里送钱、送粮、送衣被，可是却年年送年年光，不仅没有解决群众脱贫问题，相反，还养成了许多人两眼向上，单纯的依赖思想。有一年深秋，辛秋水随同省委书记卢荣景到贫困山区考察扶贫，按照常规，这个季节，田地里应该是五季作物都载种下去，红花草、小麦、油菜的幼苗会呈现出一片大田的绿色，可是此时映入眼帘的却全是白茫茫的没有翻过的稻茬子地。当地区委书记无奈地说“我们敲锣打鼓的叫农民出来栽种，可是农民就是不出来，因为他们的救济粮粮票吃不掉，还送到外县去卖。”辛秋水此时感触很深，“这不成了‘包老爷卢州放粮，犁耙上墙’？！”从此，他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考虑扶贫的问题。
看到送钱送物的“输血扶贫”的无能为力，再到靠贷款办企业的“造血扶贫”也吃光花光，每年到乡村送点技术的“科技扶贫”不过是浮光掠影，辛秋水认为贫困根源在于人的自身。于是1987年底他给安徽省委写了报告，提出了“文化扶贫”和“村干部民主选举”的方案：通过文化科技的注入与辐射来开启民智，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而且同时通过民主选举干部和实行村民自治来改善干群关系，增强干部服务意识和人民群众主人翁责任感，从而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和改革的创造性，以此重新构造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新机制。其后，已经60多岁的辛秋水带着一万元钱，于1988年来到位于大别山区的岳西县莲云乡蹲点一年，正式实施他的方法来改变这个山村的贫穷面貌，继而希望能由此向省内外推广。
经过十年的默默尝试，在辛秋水和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中心的努力和推动下，目前，安徽省的阜南县、临泉县、颖上县、凤阳县等都正在积极推广文化扶贫。
“扶贫扶人，扶智扶文”
没有人会不认同知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高新产业如此，作为低产出的第一产业也是如此，而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国家从建国初的开识字班、扫盲班到现在普及基础教育等措施和政策，在输出知识、普及文化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是，在乡村中，更实用的农业、养殖技术和社会信息的获得十分有限，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由于农民的时间更多地花在田间地头——农民自主选择按需安排的非正规的知识获得显得更为重要。除了地理、水利交通等设施和基本建设的缺乏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外，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更是贫困的因素也是贫困的受害者，相比之下，人的建设要比物的建设显得更为重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素质不是一步提高的，扶人扶智需要长期的坚持，做这些日积月累的工作，就需要有稳定的基地。所以在辛秋水的设计中就有了“三个基地”：贴报栏群、图书室和实用技术培训中心。
报纸作为一个信息的载体，对城市人来讲司空见惯。可在农村，尤其是贫困的地方，没有闲钱订报纸，就是有了报纸也只是放在村委会，农民看不到这些有文明、有道德，有政治、有生产力的报纸。第一个基地就是贴报栏，将各种信息的载体——报纸，贴在山前山后村前村后，道路两旁。“订阅的报纸以农村科技报和法制报为主。农民学会技术就能发展，就能够发家致富，这一点不用说了。而法制报纸使得农民学会依法保护自己，同时依法制约干部，抵制贪官污吏，建立法制精神，法制观念。”
另外，每个乡都办一个科技文化阅览室，放一些科学种田的小册子和法律、生殖卫生健康的常识类书籍。让农民在这里找到致富之路，如科学养猪，科学养鸡——这跟土办法可不一样。当地农民因为看到一本小册子，因而脱贫致富的例子就非常多。
最后在每乡建一个实用科技培训中心，用科技录像为工具，培养当地的农技员做教员。例如在种小麦的季节，贴出广告让农民来学习如何种小麦，科学种水稻、棉花。只要每年坚持，就能培养一批科学种田的能手。“这就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条件，这些科技能手的培养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培养出来的啊。”
“为什么提倡组合竞选”
“办一万个培训班讲民主，还不如搞一次选举更起作用，更有价值，实践是最好的学校，所谓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让当官的乌纱帽在老百姓的手里，他们就会为老百姓负责。”辛秋水认真地说，“这是一个保障，我要用村民委员会‘组合竞选’的办法，让群众选出来的村委会更有凝聚力，更加优化，更好为人民群众办事。”
他在农村调查研究期间，发现即使这个（文化扶贫）策略被接受了，农民的素质提高了，生产发展了，但是社区的领导、乡长、干部本身不是民选的，把自己当成是作官的，事情也绝办不好。“而现在我们的官都是上面给的，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所以在我的方案里，就有了1989年的组合竞选。当时在岳西县莲云乡腾云村的民主选举干部大会，请来的县委领导都感慨到‘想不到老百姓选举的秩序比干部还好’”。
1988年开始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就是为了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目前各地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采用的较为普遍的方式是：无论是对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提名还是正式选举，都是由全体村民投票产生，即直接提名，直接选举（海选）3。而辛秋水根据农村的特点提出组合竞选，也是试图用一种新的方法，贯彻村委组织法的原则，使选出来的村委会有更大的凝聚力，为村民服务。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世代同居一地，人口稳定，周围都是亲戚；同时冤家对头也多，矛盾多。通过“组合竞选”：先由村民直接投票选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再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提名他的村委会委员候选人，作为他的组合成员，村民大会选时先选出村委会主任，接着对当选村委会主任所提的他的村委会组合人员名单进行差额选举，（最初在莲云乡的做法是村委会委员不选举，直接由选举出来的村委会主任任命委员，后来总结经验就改为组合竞选，也就是村委会和主任都要经过村民直接选举）。
乡村见闻
看了资料和报道，听了辛秋水的详细介绍，到合肥第三天的一大早，我就独自前往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试验点，带着兴奋和疑问坐上了长途汽车。
今年7月，淮河水害的重区之一就在辛秋水主持的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4的试验点——阜阳市5。作为行洪区，这里的农民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已是八月初，但是从安徽省城合肥到颖上县的一路上，还是能看到大水之后的痕迹——树木还浸泡在水中，沿河房屋留下的青苔和水印清晰可见，很多道路也在整修。
偶遇
到了颖上县王岗镇已经是中午时分，在车站遇到了接我的王显玉——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的工作人员，他长期定点在阜阳，往返于各个试验的乡村。因为是吃饭时间，我们就直接到了镇政府的食堂。
刚到大门口就看见一辆大巴车停在院内，尽管在合肥就已经知道《中国改革》（农业版）杂志社的刘老石带着一些支农的大学生在附近，却没想到他们今天就在王岗镇，而且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其他乡村的干部和村民。原来这个大巴就是他们的包车，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们自费来到王岗镇“取经”的。这次不期而遇，给我的阜阳之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除了一些新朋友，更多的则是希望。
“我们听说这里镇上开办了科技文化扶贫致富中心，特别想看看是怎么搞的”。王秀华，颖州区三合镇赵王村常庄的妇女干部，从92年开始就带着村里的小姐妹到浙江等地打工，现在已经50多岁了，回到村里的希望就是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不用跑去外面打工了。
刘建春，尽管自己是村委员，但是却看不惯自己所在的三合镇任郢村刘庄6村委会干部的作为，“选举的时候他们请客送礼，违反了村委会选举法”。就过来“开开眼界，看别人怎么搞的，等回去一个传十个，十传百，先做做宣传”。他认为组合选举解决了一个团结的问题，因为他们村就是团结不好，村委会勾心斗角，所以工作也干不好，出现问题村民之间也不好好团结，连村里的经济建设工作都推不动。“过去干部都是党委任命，听了介绍觉得挺好的”。
简单的一碗菜，一碗汤，大家边吃边聊，热烈的讨论。
下午，正在忙着发放救灾物资和灾后重建工程的王岗镇7党委书记兰向雷抽出时间接待了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一方面给外地来的、支农大学生和我这些“好事者”介绍了王岗镇的情况，说得更多的是辛秋水在这里办的科技文化致富中心。汤湾村、左元村、郑湾村……种了千亩的马铃薯和大蒜；牌坊村、后蔡村等重点发展养殖业。农民赵国富，更自己投资开了技校，培养当地农民学习缝纫等技术。先学了技术再出去打工，从无序的流动打工变成有序的输出，从单纯的输出青壮劳力变成输出熟练技工。
不仅仅是我，所有人似乎关心的还是组合竞选。在我来之前，辛秋水老先生告诉我，王岗镇可是请他们去办的组合竞选因为海选选不出来村官了。兰镇长也毫不避讳，坦然地告诉我们“王岗镇以前可是四不镇：农民不交粮、不纳税、不出义务工、不计划生育”。可现在，“我们不仅精简了村级干部的数量，保证按时发给补助；而且通过搞组合竞选，村里的工作很好开展，现在农业税在10天之内就能收齐了。”
走进郑湾村
郑湾村8就是王岗镇那个一直没有村委会的村。这是个有名的上访村，以前的村干部在经济上有问题，村里的财务不公开，村民意见很多，镇领导决定采取组合竞选来选举村委会。
郑传合，是那位在今年2月份开展的组合竞选中以微弱优势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今年60岁，看起来非常温和。整个下午，除了回答提问，他基本没有说话。村支书郑田柱向我们介绍了当天选举的情况：853名村民（应到选民1182人）参加了选举，两名主要候选人都作了竞选演讲，尽管天气很冷，下着小雨，大家也都坚持到最后。遗憾的是，由于没有见到郑湾村的选举现场，而组合出来的新班子刚刚执政不久，并且这个新组合的班子除了村主任外全都是以前的村委会成员，老主任变成了村委员。总的看起来，支书在村子里的权威要远远大于村主任——这也是很多乡村都存在的现象。
大树下，10来位村民和我们谈得更加热烈。
“你们知道组合竞选吗？怎么知道的？你们参加投票了吗？”
“去了，都知道，村里广播宣传了。”
“刚才书记说广播了半个月呢。”
“三天吧，我觉得广播了三天。”
“那你对新的村委会怎么看？”
一时间的沉默，“村长不当家啊。”有人小声说了句。
“选举的时候有人给我们做工作，也给了烟。其实我们不投别人也会投的，谁做干部都没有区别的”。
为了缓和气氛，我们谈起了镇上的科技文化致富中心。有人说知道，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也有人到村子里来放片子，不过每年也就1，2次。
看起来，村民最关心的还是村务和村财政的问题。据村民讲，村民大会选举出来了村民代表成立民主理财小组，但是这个理财小组也无法发挥作用（参加树下聊天的有两位村民是理财小组成员）。
* 在郑湾村的采访还有外省大学生支农队队员和颖州区三合镇的农民，并且郑湾村也属于洪水侵害严重的地区，由于赈灾款尚未到位，村里的气氛还比较紧张。因怕引起冲突，较早结束了访谈——作者案
小村民的大理想9
我临时决定跟那些大学生一起住到杨云标家去，“一定要好好跟他谈谈”。从村小学到他家短短几里路，每个遇到他的人跟他打招呼，让我深深体会到城市里无法感受到的那种邻里乡亲的亲切。
杨云标，1998年从西安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回到乡里，当时正赶上村里上访的问题非常多，那些上访维权的人慢慢从单干走到一起，互相学习交流，在相互帮助中逐渐形成了互相援助的团体。尤其是杨云标回来以后，他有专业的法律知识，也愿意帮助大家，大家开始思考要不要成立一个为自己说话的组织呢？
2001年3月份，在杨云标的发起下，他们决定成立“农民维权协会”。制定章程，成立筹备组，提出“理性维权、文化启蒙、科学致富”等三大活动内容，并向阜阳市民政部门申请注册(未被批准)。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央各项政策法律法规，鼓励农民敢于反抗乡村干部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各种维权工作，清理帐目、重新合计地亩、督促改进收税方式等。
安徽阜阳作为首批税费改革试点地区，2000年，率先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取消三提五统，实行一税制，分三年逐步取消了义务工和积累工，一事一议以十五元为最高限，其他问题也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干群关系也有初步的改善。在这种新的变化下的维权团体也就开始了新的转变，工作重点也转移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以此推动农村社区的综合发展。为此杨云标带人几次到北京与专家商谈农村村社建设的新思路，终于确定了一条“以文艺促进参与，以参与促进合作，以合作促进互助，以互助促进发展”的工作思路。
但是这个思路却很难推行下去，农民们说，最大的阻碍来源于镇政府（由于维权活动，当地政府官员已经调换，干群关系相对紧张）。没有镇政府的支持，很多工作难于展开，况且农民们也没有财力。但是他们却没有停止下来，继续努力着，并得到了很多支持——不是资金，更多的是鼓励。
2003年7、8月，杨云标家里热闹非凡。30名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大学的大学生，自费开进三合镇南塘村，利用假期开展“学习型农村建设”活动10。帮助村民进行自治能力建设，从文化和村民基本素质培训开始，进行村社治理的全方位变革。
为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协会（目前名称待定）在大学生的帮助下成立了文艺演出队，戏剧、小品、快板、唱歌等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自编自演，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文艺精英人才。他们到各个村子中巡回演出，受到了村民的欢迎。在当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又组织成立了老年协会和妇联，让老年人和妇女自己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十佳儿媳” 评选也热热闹闹地在南塘的各个村庄开展起来。
这个夏天的乡村，显得那么生机勃勃。
其实杨云标的大理想是提出乡村社区治理的方法，他急着学习，急着让自己的家乡在自己和村民的努力下变得更好。
实践中的民主教育
不管是辛秋水还是杨云标，不管是已经运作了十多年的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研究中心还是仍在孕育的农民组织，他们都强调乡镇领导在个人或者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时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他们的不同经历也确实验证了这点；同时他们也都认为民间机构和政府在作为上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其实，如何处理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项目都要面临的。尤其是在农村做村民自治的尝试，更需要“走上层路线”，得到当地上级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作为很多关心中国基层民主改革的国际机构也意识到开展村民自治的敏感性，也主要从培养地方（乡镇）的治理能力和观念出发开展项目。
就安徽省文化扶贫与村民自治研究实验中心而言，除了辛秋水作为学者在省内外的影响力之外，其文化扶贫和组合竞选的方式也是因为得到了省委认可和支持才得以开展的。目前在王岗镇和苗集镇开展的文化扶贫和组合竞选就是因为镇领导的重视才得以推广。当然对乡镇领导来讲，在外来的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促进和协助下，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能够发展经济和促进地方民主建设，对他们的工作还是有利的。——这是政绩。
例如新安村，这个村子外面迁移人口很多，情况非常复杂，在县委的要求下开始以组合竞选的方式产生村委会成功后，王岗镇郑湾村自己找上门来想以同样的方式选举村委会。
阜南县苗集镇11的张镇长，刚刚三十多岁也是认识到文化扶贫能给镇和村带来发展（也可能是上级县委的推动）而投资了十几万元，在镇中心租了三间两层楼，买了1500多册各类图书和电脑，安排了两名专职工作人员在镇科技文化致富中心。（当天有大约十名村民在此读书看报）
就因为乡镇领导的态度举足轻重，使得很多学者也希望能够不仅民主选举村民委员会，同时还希望在乡镇一级进行民主选举。当然，很多尝试也在进行着，这些就更完全不可能离开乡镇领导的魄力和实践性。四川省步云乡在1998年底就发生了老百姓直接选举乡长的故事12；而最近的《新闻周刊》13也报道了一场同样发生在四川，由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党委书记发起的选举改革。
不管是自上而下的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的尝试，都是为了更好的扩大基层民主，都在摸索前进。但是因为这些突破性的尝试都不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内，而目前的规范也需要在尝试中修改和完善。正如民政部一位官员所说的，像“组合竞选”这样的尝试，就是一个选举方法的试验，他的目标和国家一样都是推进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尽管在某些具体做法上还不能和目前通行的法律规定完全相符。当然，组合竞选在克服海选带来的不利因素的时候，自身也有需要改进。因为组合竞选的村委会候选人不是全体村民提名而是由主任候选人物色、提名，一方面比不上村民直接提名来的广泛，而且也容易造成新的利益集体的形成。
另外一个坚持基层民主建设的非政府组织北京新民新世纪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鸿陵说，基层民主开展十多年来，全国所有村至少都经历过一次民主选举。普遍意义上和广度上都存在着民主，但是由于村民对民主的认识和法律的缺憾使得民主的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在法律上村委会和村党委没有明确分工，所以形成了两委的摩擦。而且村委会自治机构的身份也没有明确，既不是一个法人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也不是一个经济组织，使得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无法大有作为。为此，他认为“组合竞选”能解决村委会内部效率问题。并且强调应在农村推动和催生一些非政府组织作为村委会和村民沟通的桥梁，希望容许非政府组织做正当的前瞻性试验，继而提供可以变通的机制。
尽管基层民主在发展，但是不论是国际机构还是国内的非政府组织对此更倾向于选择个人化的或者研究者的行为。周鸿陵认为，民主化是中国发展的标志，但是由于封建制的影响，使得其非常困难，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可是民主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所以每个人就都有参与民主的义务。政府在治理的过程中承担更多的制定法律的工作，而 NGO的介入将降低成本，他们多发自基层，所做的尝试，更能降低改革风险。
像杨云标这样的农民正在自觉地开始思考如何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乡，因为只有生长在这片土地的人，才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如何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园。这些真正来自草根的力量，不可谓是推广乡村自治的成果，也是推动乡村自治的内动力。
补记
时间匆促，很遗憾我没能前往大别山区亲自看看辛秋水首创的文化扶贫和村委会“组合选举”的“故乡”——岳西县莲云乡，但是听说那里已经摆脱了贫困（尽管没有摘帽，但是实际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贫困面貌）。两位高中毕业生十几年来一直在那里管理文化扶贫的图书阅览室、贴报栏群和实用科技培训中心。
另外的消息来自杨云标，他已经决定向基金会申请资金开展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