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宗教有关的NGO正越来越多地迈入赈灾、教育、扶贫、助残、社区服务、公民社会、环保等社会发展领域。本文以几个典型的与宗教有关的NGO为例，通过访谈，了解并分析他们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结合自身条件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并进行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和发展的不同策略。
宗教类组织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美国为例
在观照中国本土的与宗教有关的NGO的情况之前，本文先以宗教类组织十分繁盛的美国为例，“他山之玉，可以攻石”，以此来探讨宗教类组织可能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一系列的“宗教觉醒运动”使美国人认识到：科技和社会观念的进步不能摆脱各种社会问题，更无法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以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为例，据1990到1993年的国际性调查，82%的美国人认为自己信仰宗教；平均每100个美国人中就有63人是各派教会成员。其他人尽管不属于某一宗教组织，但也有不同程度的宗教信仰，只有3%的人宣称自己不信教。全国共有三十万个以上基督教教堂、犹太教会堂、清真寺以及其他宗教活动场所。1
宗教对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教堂是人们互相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不仅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还是教育、文化和社交中心。维吉尼亚大学宗教系教授彼得奥克斯博士认为，在美国，宗教的最大贡献是教育公众并塑造公众道德感，使他们成为有道德的公民。宗教能激发人的潜力，使他们有能力超越自己。宗教如同人的精神家园，人在宗教中获得深刻的精神体验，被崇高、大于自己的存在感动。很多走出教堂的人会有快乐，有随时准备帮助他人的感觉。2
宗教组织还一直是美国慈善事业和志愿活动中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积极参与的活动，包括为无家可归者发放食物、给穷人提供住房、收养孤儿和受虐儿童、为酗酒者和吸毒者提供戒酒和戒毒帮助、探望病人和老年人等。据1996年的调查，美国的志愿者组织中，教徒占将近百分之六十。3有证据表明，宗教活动的参与者往往也是慈善事业的热心者。在美国75-80%的教会成员参与慈善活动，50-60%的教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作为比较，55-60%的非教会成员参与慈善活动，30-35%的非教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4
与宗教有关的NGO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传统的宗教主要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回教及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从中东及西方传入中国，中国的宗教以这五教成为主流，直至现在，民间的信仰主流仍是包含了道家与佛教混合性的民间宗教。尽管宗教组织和人员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80年代后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和整个社会氛围的宽松，逐渐恢复。1982年“宗教信仰自由”正式写入宪法。1993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宗教工作的三句话，即：全国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2001年底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江泽民肯定了宗教在中国的长期存在性。2001年年初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金禧校庆举行的宗教学术讲座上指出：“中国的宗教政策，最基本的就是两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他还指出：“中国的宗教政策会越来越开放。”5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我国的宗教组织发展势头良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174所。6
绝大部分的宗教组织除了宗教活动外，都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是中国民间组织的重要形式。宗教的强大的感召力、宗教组织广泛的社会资源和资金筹措能力都为这类组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创办于台湾花莲县的中华民国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宣称当前它在全球28个国家设有分支会或联络处，有4百万会员遍布全球。7在成都的圣爱基金会因为资金匮乏面临生死的紧要关头，香港施达基金会的200万元人民币、挪威协力会的160万元捐赠使圣爱起死回生，并在其以后的运行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1999年和2000年，国际扶轮社捐助了480台轮椅车。8
尽管每个机构的工作领域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大多集中在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如前文提到的慈济基金会将自己的工作领域概括为慈善、医疗、教育和文化“四大志业”，另投入骨髓捐赠、环境保护、居住小区志工、国际赈灾，此八项同时推动，称之为“一步八脚印”。9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将自己的工作领域划分为：1）捐资助学、兴办教育；2）关爱弱势群体、安老慰孤、助残扶困；3）赈灾救难、奉献爱心；4）义诊施药；5）印赠经书、弘扬佛法。爱德基金会致力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在西藏等教育不发达地区，宗教组织主动承担起普及基础教育的责任。
中国正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落后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空白”和“道德滑坡”现象相当严重，社会矛盾更为突出和激化。宗教中倡导的爱人、助人等精神有利于疏导社会矛盾，缓解现代人的沉重的精神压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对商人及个体户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但是城乡二元体制阻碍了农民们的经济发展。农村矛盾激化，他们的生活日益困难。据统计，中国基督徒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皆是农民；聚居地大多在农村地区。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的提出都促使为社会人群提供各种服务的NGO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很多宗教背景的组织也逐渐将工作重心从发展教徒、修建教堂转移到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关注弱势群体等社会福利方面，构成中国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
但是，与宗教有关的任何组织在当今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显然还存在相当的政策瓶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普遍认可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麻醉人类的鸦片”的论断。宗教被视为社会无情的产物，也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一部分。有外国学者认为政策的灵活没有改变中国控制宗教发展的政策本质，中国的宗教政策仍然对宗教充满戒备心理，而不是完全开放。10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下，不同的组织采用了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策略。
宗教组织开展社会活动的策略：三个个案
策略之一：
淡化宗教色彩，细致周到地服务社会―上海YMCA
2002年8月，中国发展简报的编辑走访了上海YMCA，和总干事吴建荣先生在上海YMCA的办公地―青年会宾馆的办公室里畅谈YMCA的发展思路。吴先生是一位基督徒，思维清晰、语言流畅，说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博爱、仁和的光芒。他说自上任伊始他一直在思考，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如何将外来的宗教文化扎根在中国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分析了形势后，他认为中央对宗教的政策比较宽松，但是在舆论上比较紧。在这种情况下，上海YMCA采取了淡化组织的宗教色彩的策略。笔者在上海打车时也向司机求证过，很多人知道‘青年会’和他们办的“罗山会馆”和“老年茶室”，却不清楚他们的全称是“基督教青年会”，对该组织的基督教历史渊源更是一无所知。
顾名思义，青年人应该是青年会的服务对象和主体，但是上海YMCA 的很多活动都跟老年人有关。这是上海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也体现了上海YMCA主动适应社会的良好姿态。首先从国家政策上看，80年代青年会恢复之际，国家明令禁止宗教团体涉足学校教育这一领域，从而使青年会围绕青年人开展活动的原则无法实现。再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上海市是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城市，加上拥挤的住房现实，大量的老年人没有活动场所，普遍感觉孤单；年轻人又忙于工作、学习和交友，还有较多的娱乐选择，无暇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青年会秉承的理念之一就是：基督教性质的团体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服务，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于是他们将“青年会”重新解释为“服务今天的青年人、昨天的青年人、明天的青年人”，并将工作重点放在老人身上，开展了大量的服务老年人的活动如老年团契、老年茶会、罗山敬老院，在老年人中享有盛名。不仅如此，他们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不断根据老人的需要和反馈进行调整，如在老人院里开设“性保健咨询室”就是受一位前来进行心理咨询的老人的启发，这项举措普遍受到老人的欢迎。（注：青年会原先设有老年心理咨询室，一位医生义工长期在此服务，但是不涉及性心理咨询。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老年人是没有什么性心理问题的。）在青年会的具体工作中，所有的员工不论是否是基督徒，工作时始终保持真诚的微笑，不急不躁，内心充满慈爱。“不强调基督教，而强调基督教精神；不强调团队本身，而强调团队精神。”吴总干事的这番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YMCA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基督教组织，传统上，2/3的工作人员都是基督徒，吴总干事认为通过工作达到价值观的认同是YMCA思想的核心，工作人员不受宗教信仰的限制。目前，不及10%的员工是基督徒。在他看来，将社会信仰与政治信仰区分开来十分必要。这也是目前政府能够接受的一个底线。
对于上海YMCA的发展，吴先生坚持认为作为一个基督教背景的民间组织，它不可能进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但是宗教组织也要努力与社会相融合、相适应，如果偏离这个原则太远，组织根本无法生存。
策略之二：
纯社会服务机构―爱德基金会
10月，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交谈的形式采访了爱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助理张利伟先生。张先生已在爱德工作了六年多，对爱德的工作情况和发展思路有着自己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张先生认为爱德不回避由基督徒发起成立的背景，但是爱德在1985年成立之初就将自己定位于“只从事教育、医疗、卫生、扶贫、社会福利等领域的社会服务工作，不从事建教堂、发展教徒等宗教活动”的民间机构，或者说NGO。对于笔者最初使用的“宗教组织”一词，张表示无法认同，他认为爱德不是一个宗教组织，甚至连有“宗教背景的组织”都谈不上，如果一定要给一个说法的话“与宗教有一定联系的组织”尚可接受。目前爱德基金会有40人左右的工作人员，其中只有1/3是基督徒，还有一些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张先生本人就不是基督徒，他认为无论有无信仰、有何信仰的人为了人道主义事业都能够共同工作，融洽地相处。
旧金山神学院的教授Philip Wickeri先生10月底来北京参加一个宗教方面的国际会议，并抽空拜访了中国发展简报，使我有机会和他做了简短的面对面的交谈。作为爱德基金会的创办人和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也强调爱德是一个纯社会服务机构，这一点在爱德成立之初就有明确的规定，也是爱德在十几年的工作中一直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作为民间团体，爱德享有独立的决策权，同时积极寻求与所有致力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部门或团体的合作，包括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专业机构、大专院校、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等。
爱德基金会相信群众是实现变革的主要动力。因此，爱德在实施提高社区和人民生活水平各类项目时，强调群众参与的原则。优先考虑发展直接改善人民生活的项目，帮助缺医少药、教育落后的穷困地区开展脱贫工作，促进生态保护。可以说爱德基金会为中国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提供了一种新形式。在我国，基督徒的人数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他们通过参与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为我国的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及农村建设作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坚持“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强调基督之爱不应局限在教徒的小圈子里，而应惠泽广大的需要帮助的非基督徒。吴先生说，爱德通过当地相关机构分发救灾物资时曾出现过一些人因为怀有狭隘的思想，只将物资分发给教徒而将非教徒排除在外的现象。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纠正了这种做法，赢得了广大非教徒的肯定。在吴先生看来，只要宗教能在社会中起到积极作用，政府还是能够接纳它们的。
策略之三：
自办宣传平台―兰州穆斯林文化教育促进会
1994年成立以来，兰州穆斯林文化教育促进会从多方面促进西北穆斯林地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主要工作方式和范围有：创办《穆斯林通讯》月报；建立兰州中阿文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春蕾民族保育院；成立穆斯林婚姻服务部和文化用品服务中心。他们开展的工作很有民族特色，如宣传民族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协助大学在少数民族地区招生、弘扬民族文化、募集善款修缮清真寺，也开展很多扶贫济困的工作：资助贫困的少数民族学生、济贫赈灾等。
创办宗教色彩浓厚的月报〈穆斯林通讯〉是兰州穆斯林文化教育促进会的一个重要策略。围绕着“为中国穆斯林服务”的宗旨，报纸设置了多个版面，内容十分丰富，既有讨论、研习经典教义的“知识”、“论坛”和“视界”等固定的版面，也有刊登阿文翻译作品和广大穆斯林读者的优秀作品的“翻译”和“文苑”等栏目，还有反映与伊斯兰世界密切相关的国内外新闻事件的“记录”、“域外”和“坊上”等栏目。每期头版编辑部自写时评性的文章，大多思想深刻、文笔流畅，很受读者欢迎。还有一些交友、广告等小栏目，为爱好交友的穆斯林朋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通讯》和促进会的工作人员都是穆斯林，报纸的读者超过95%都是穆斯林。报纸的字里行间不时出现阿文词汇，如“色兰”、“阿訇”、“色两目”等，相信会使广大穆斯林加强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通讯》的编辑们认为报纸是一种很好的缓解中国穆斯林的文化饥渴状态的方式。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穆斯林群体的整体文化水平有待提高，《通讯》认为它的工作可以“使知识为更多的人享有、更好地发挥作用。”
由于伊斯兰教自身教派众多的特点，《通讯》的编辑始终坚持“大穆斯林”的立场，避免任何的门派之争，使报纸赢得了良好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