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香港和广州逗留一周有余，总体感触前文已有概述，现不赘言。本文将详细介绍香港精神病康复者社区服务的机构及香港和中国大陆交流的产物——“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的情况。
女孩阿茵
“新生农社”是位于香港地铁站大堂的一家店铺。店铺的招牌“新生农社”四个字散发着淡淡的浅绿色的灯光，在地铁站白炽灯光的映衬下，醒目而又温馨。
穿着桔黄色工作服、戴着黑色围裙的两个女店员看到我们进来，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可能因为是晚上，光顾这里的客人只有我和同事及带我们来这里参观的“新生精神康复会”的工作人员。“农社”里最抢眼的是用保鲜膜包装好的绿油油的蔬菜：这是“新生”农场自己生产的有机蔬菜，其他的商品是一些糕点、干果等健康食品之类。同事选好了想要的东西，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店员非常麻利地收钱、找零，将东西包好递给同事。直到我们离开时，在给这个店铺及两个店员拍照，才发现店员脸上稍异于常人的木然，但如果不仔细看，是不会注意到的。她们，是“新生”的精神病康复者。
阿茵以前和所有年轻的女孩子一样，最喜欢那个叫 hello kitty 的卡通小猫咪，最喜欢玩过山车、跳楼机等刺激性的游戏。但是阿茵很内向，虽然不害怕玩刺激性的游戏，但却害怕和别人沟通和开玩笑。她把所有的心事都藏在心底，把开心、不开心的心情和想说的话，通通地写在日记里。虽然不喜欢讲话，但阿茵还是过着简单开心的生活。
转变发生在父母离婚后。父母的离婚给一直娇生惯养的阿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而这个时候，阿茵也开始第一次踏入社会找工作。情感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让内向的阿茵措手不及，日记也承担不了变化带来的精神压力。压力下的阿茵开始烦躁和恐惧，甚至走在大街上，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她也经常会觉得有人在跟踪和盯着自己。阿茵害怕地加速了步伐，想甩掉后面的眼睛，但那声音又仿佛在和自己说话，好像是魔鬼在对她说，你去死吧。
妈妈带她去看医生后，被诊断为患了精神分裂症。医生说，精神分裂症的病症有很多种，主要形式是，幻觉，妄想和思想失调。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成因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受到后天压力被引发出来，必须要接受治疗。阿茵主要的治疗环节是按医生的指示服药。
服药后的阿茵停止了胡思乱想，也再没有幻听，幻觉。但是药物的副作用开始让她变得肥肿。阿茵害怕自己会一直肥肿下去，又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无大碍，便扔掉了所有的药，而母亲也认为她服药后已经完全康复。本来因服药需要在家休息的阿茵继续去找工作，没多久，便找到了一份工作。
工作后的阿茵又陷入了巨大的压力中，为了不被解雇，阿茵非常努力的工作，即使遇到困难，也强迫自己去做好。慢慢的，她的情绪又开始变差，时而哭，时而笑，几天不睡觉，人也日渐消瘦。但她只以为是因为自己的情绪低落，忘记了自己会得病。至到她不知什么原因的整整哭了一天后，母亲带她去看医生，才知道，自己又病了，而且这次比第一次严重得多。医生告诉她和母亲，精神分裂症是复发性病症，假如无故停药，五成病人在第二年会复发，每次复发，治疗难度都会提升，康复过程更慢，甚至无法痊愈。自己停药，是不明智的行为。这次阿茵在医院住了两三个月。
母亲这个时候给了阿茵最大的支持。母亲坚信阿茵始终会恢复健康，而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为了帮助阿茵找回自信，母亲想尽各种办法帮她减肥。同时，母亲相信，只要心情好，病情会更容易好转。因此，只要有时间，她就陪阿茵四处去逛街，带她去看喜欢的东西，尽量让阿茵开心。后来，阿茵来到了“新生农社”，在这里，接受回归社会前的训练。
精神病康复机构——“新生”
“新生农社”是“新生精神康复会”——为精神病人提供社区康复服务的机构，职业康复服务中的辅助就业服务部分，以成立社会企业或模拟企业的方式，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多元化及社区融合工作的训练机会，让他们在“企业”从事有薪酬的训练中，建立自尊、自信及自立的能力，从而能够完全地融入社会。“新生农社”设置在地铁大堂，人来人往的乘客，为宣传和推广“新生”的工作提供了便利的环境。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康复者”可以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接受培训，他们付出的努力在受到顾客欣赏和认同的同时，也加强了自己的信心和动力，更有助于他们早日的融入社会。每天，阿茵不再把自己困在角落里，终日睡觉，而是像正常人一样，有自己固定的工作，准时上下班。通过每天和不同顾客面对面的交流，阿茵感觉好像已经重新投入了社会。
“新生精神康复会”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做精神病人社区康复服务的机构。它于1959年，由一群痊愈后离开医院的精神病人创办。“新生”原名为新生互助会，1965年改组后，改名为“新生精神康复会”。
除了辅助就业服务，“新生”提供的职业健康服务还包括庇护工厂服务。现在“新生”有五间工业式工厂，一间农业式工厂。同辅助就业类似，庇护工厂也主要是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工作技能、社交沟通、适应力训练，让精神病康复者学习如何在适当的压力下工作，最终目的是让他们能加入辅助就业或公开就业。另外，“新生”还提供包括住宿服务、训练及活动中心在内的社会康复服务；赛马会精神康复学院、精神健康教育等，让出院后的精神病康复者及弱智人群能够获得免费或费用低廉的临时住处，并通过进行职业训练、庇护工作、消遣活动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他们康复。
“新生”致力于为精神病患人士争取平等的机会和全面参与的权利，并使他们最终获得社会的认同和公众的接纳。在“新生”，所有的精神病康复者都被称呼为“服务使用者”——在“新生”的理念中，所有离开医院后接受“新生”提供服务的精神病康复者，都享有与香港市民同等的权利，他们不是“病人”，只不过是在使用“新生”提供的服务而已。“新生”于1968年根据香港公司条例，获准注册为有限公司，后来成为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联会及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会员。1970年，“新生”加入香港公益金成为其会员。
社区服务众多，为“康复者”服务
为什么阿茵康复出院后还要来到“新生”？阿茵又是怎样来到的“新生”？
据香港心理卫生会介绍，精神病属于长期病患，治疗过程较长，但大部分病患只需在精神科门诊部接受治疗，不需要住院。只有当患者病情严重或会对自己或他人做出伤害时才需要住院。长期的隔离只会让精神病患者更脱离现实，增加依赖性和自卑感，会增加病情痊愈的难度。“如果病人的精神很不好，病人应该进医院，这对病人也是个保障，但如果病情稳定，他们不需要留在医院里。”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名誉临床医学助理教授王明烁说。
阿茵的病情稳定出院后，还需要有很长的时间进行康复治疗，才能真正的再次融入社会。“新生”针对康复阶段精神病人——精神病康复者的需要提供上述的各种康复服务。据“新生”的行政总裁，温丽友介绍，每天“新生”的服务使用者差不多有5000人。服务使用者中的大部分所患的精神疾病为精神分裂症，“新生”2004－2005年度服务使用者疾患诊断报告显示，精神分裂症占所有服务使用者的74％。
并不是每一个出院后的精神病康复者都可以像阿茵一样使用“新生”的服务。精神病康复者需要由精神科医生及社会工作者提出申请后，由香港社会福利署“康复服务中央转介系统”进行转介。接到申请后，“新生”会安排申请人进行评估，及试住，如果能够在试住期间适应住宿生活，便会被接纳入住。入住宿舍后，再根据其能力来进行各项康复训练。“新生”的住宿服务会帮助舍友建立一个稳定的生活模式，提供支持的环境，协助他们的个人成长，减低因长期住院而形成制度化的生活形态，并建立独立能力，最终协助康复者重返社会独立生活。一般根据恢复的情况，精神病康复者会在中途宿舍住2－3年，然后回家。如果不回家，可以向政府申请公共住房1 。
“香港心理卫生会”、“利民会”也都是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社区服务的机构，但是各有特色。香港心理卫生会是一个以推广心理卫生为主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促进社会人士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及关注，并为精神病康复者和弱智人士提供不同形式的康复服务。与“新生”的专门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服务相比，“卫生会”的服务显得比较多元，除了精神病康复者，还要为弱智者提供服务。它成立于1952年，由一群热心人士组成“心理卫生研习小组”，通过教育研究活动，推动个人及社会心理卫生在香港的发展。与“新生”一样，在1965年成为世界心理卫生联盟的会员，后来又成为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香港公益金的会员机构。
“利民会”1984年在香港成立，是国际利民会的会员机构，国际利民的总部设在英国，是一个世界性的网络，由分布在世界各地，以推动精神健康、社区照顾等目标的非营利机构组成。
而另一家精神病康复者的服务机构——“卓越之友”的康复模式又显得与众不同。
会所模式2新颖，治疗效果显著
阿彬也是位精神病康复者，她患了“产后抑郁症”。阿彬是中国东北人，和老公结婚后，跟随老公到了香港。后来，孩子健康的出生了，阿彬却陷入了“忧伤的海洋”。孩子那么小，我怎么才能把她带大？怎样才会让他健康的长大……所有的问题都堵在胸口，却又不知如何倾诉。日益消沉的阿彬觉得自己很没用，她不去找任何朋友，对所有的事情也都漠不关心，甚至女儿哇哇的大哭要喝奶，她都躺在床上不想动。反反复复想的是，还不如死了算了。后来，阿彬不停地去医院检查，不停地吃药，但抑郁症还是反反复复地发作。
我们是在“卓越之友”会所认识的阿彬。“卓越”的邱凤贤主管让她负责给我们讲解“卓越”的工作。大约30岁左右的她，将头发麻利地拢在脑后，显得很干练。她的身材很好，长得也很漂亮。她微笑的带着我和同事，参观“卓越”的每一个地方，言语流利地给我们讲解“卓越”的情况。我好奇地问，你是“卓越”的工作人员吗？她笑着说，不是，我是这里的会员。是精神病康复者。看到我们的惊讶，她接着说，来到这里康复一段时间后，我就能讲很多的话。以前是一句也不想讲。
“卓越之友”是在1998年的时候，由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玛丽医院创立。与其他康复服务机构不同的地方是，精神病康复者都要以会员的身份加入会所，而不再被标志为“精神病患者”。即使会员整天坐在沙发里，不参与任何活动，会所也会欢迎，会员可以自由往返会所，不受约束，并且永远享有会籍。
会员与职员也直接以其名，称呼对方，会员与职员之间是伙伴的关系，而不再是单向式的接受精神康复服务。会员可以自由的选择哪些工作，或在哪里工作，并与职员一起参与会所的管理，执行会所内的工作。“无论什么样的人来参观，都是让会员来做介绍，这样，会员会觉得自己很重要。不顾你是从国外来的什么样的大人物，都是从自己的视野将机构介绍给别人。”邱凤贤说：“精神病人病后，一般和家人、朋友的关系都不好，在这里通过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人，可以重新建立和别人交往的信心。”
邱凤贤是“卓越”的创始人。她在英国和美国学习的时候，发现了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服务的“会所”模式。职业治疗师的她看到这个模式，觉得如果能把这个模式带到香港，肯定比原来的治疗效果要好得多。老板和病人也都觉得可以尝试。结果，一试就试了7个年头。“原来我就是个高高在上的职员，当时的概念是我要安排精神康复者去做什么，要去训练他们什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像同事般的去合作。我们去外国培训，总有一个会员在我们的团队之中。如果我们到国外参加会议，都有会员参加。”邱凤贤说。
“卓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是“过渡就业”。一般人很难将“精神病”和 Morgan Stanley（摩根士丹利）等跨国大公司联系起来，但通过“卓越”的桥梁，“卓越”的会员可以到一些国际化的大公司里工作，在真实的环境中，得到真正的训练。与“卓越”合作的公司提供给“卓越”的会员一份只工作半天的工作，“卓越”则选择最合适的员工去做。在会员工作的前几天，职员会和会员一起去，至到公司的老板及职员认为会员能够独立工作后，再离开，但仍然和会员保持联系。一般工作的时间是6－9个月。这个时间段结束后，“卓越”再派另一个会员过去。如果参加过“过渡就业”的会员认为自己足够的信心，就可以去社会找工作；如果会员仍然希望继续做半职的工作，“卓越”会帮助寻找去另外一家公司。在这些公司里面，会员的薪水同公司其他员工的标准是一样的。
目前，有8间比较大的公司和“卓越”有比较好的合作关系。“通常大公司在香港赚取了很多的利润，他们希望去帮助弱势群体，以回报社会，当然，也有很多不想合作的公司。”邱凤贤说，如果公司只是想要请一些拿薪水比较少的人，那这就不是要合作的公司，如果在薪水方面都在贬低“卓越”的会员，那也肯定不会对会员好。除了“过渡就业”的服务，“卓越”还提供了“辅助就业”。辅助就业有全职的职位，也有半职的职位，区别是，“辅助就业”可以让会员一直做下去。“卓越”还需要不断去发展新的合作公司，因为有的合作公司已经不能够再提供半职的职位。现在“卓越”共有120名活跃的会员，平均每天就有42名会员出席。成功的返回工作岗位的会员约占活跃会员的70％。
目前，全球有超过370家类似的会所，分布在29个国家，当中只有150个得到国际会所发展中心的评核及认可，“卓越”在2001获得国际会所发展中心颁发证书，成为香港及中国首家唯一一间获得国际认可的康复会所。
我们从“卓越”出来的时候，阿彬送我们到了坐巴士的地方。她说，因为现在身体恢复的不错，准备独立的去找份工作。
公众教育普及，拥有健康心理
如果阿茵在情绪变动较大的时候，能够及时地舒缓情绪；如果阿彬在生小孩前知道一些“产后抑郁症”的知识，也许她们会永远的离开精神疾病，享受着正常人应有的生活：阿茵会继续在日记里诉说着小秘密，阿彬也会幸福的享受着初为人母的快乐。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心理健康知识，香港心理卫生会于2000年，特别成立了“教育中心”，来统筹“卫生会”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和推广工作。服务对象不仅包括精神病患者和康复者，从事精神康复服务的工作人员和业界的专业人士，还包括普通的市民大众。为了接触到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心”以多元化的方式提供服务和推广心理健康教育。
“抬双手，深呼吸，生活节奏唔好急（不要急）；向上望，向下望，放开眼界人开朗；左转转，右转转，转转脑袋掉忧愁……”这是“卫生会”自创的“十招”精神健康操。精神健身操的口诀，再配上十个示范动作，被印刷在了“卫生会”的纸袋，扇子等日常用品上，心烦的时候，念念口诀，伸展一下腰肢，转转脑袋，感觉烦恼真的像被甩掉了。除了这些“见微知著”的精神健康操，“中心”还通过各种途径来推广心理健康知识。
在“卫生会”的宣传小册子上，写着24小时心理健康咨询热线电话号码。只要拨通，就会播放录音。录音的内容有，促进心理健康的方法和有用的资源，压力测试、城中名人分享保持心理健康的信息，还介绍精神病的种类、症状和治疗方法，精神病医疗服务及康复服务，与精神病康复者相处的技巧等。市民也可以到“卫生会”的网页，去搜索相关精神健康方面的内容。仅去年一年，中心就接到了近两万次的来电。同时，为了鼓励精神受到困扰的市民及早面对和处理有关问题，“中心”还安排专业社工，提供电话辅导，疏缓他们的情绪，建议合适的社区资源，在有需要的时候，会为他们转介合适的服务。除了电话辅导，中心还有临床心理学家和专业社工，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市民，提供收费的面谈辅导服务，以更直接和深入的方式帮助他们处理问题和困扰。
为了更有效地接触市民，“中心”会定期为公众和不同的团体举办讲座等各种推广宣传活动。“卫生会”认为，对心理卫生的关注，应该从小做起。为了能使青少年及早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中心”会主动邀请不同的中小学生，参与有关处理压力，情绪管理的讲座。
同时，“中心”定期招募和培训义工，市民通过课堂学习和参与中心服务，亲自接触到了精神病患者和康复者，这不仅增加了市民的知识和对精神病人的接纳，通过亲身体验，市民将来也能够扮演教育者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推广心理健康的信息。
“中心”还为其他从事精神康复和心理教育的专业人士提供培训和支援，定期出版会刊和资料丰富的书籍、小册子，举办专业的讲座研讨会和训练课程等。另外，“中心”设立了提供外借服务的资源中心，无论专业人士或市民大众都可以方便地找到有关心理健康、压力管理和认识精神病的资料。
“在香港，对精神病人的歧视也非常大，所以公众的教育非常重要。”“新生”的行政总裁温丽友说。而如何让公众对精神病患者和康复者不再歧视，“新生”也有自己的策略。
“‘新生’开的餐厅里，很多是精神病康复者，到餐厅吃饭的人，也就会发现他们和普通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温丽友说：“餐厅也是公众教育。”按照她的说法，不仅是餐厅，只要是精神病康复者所从事的清洁、汽车美容等服务性行业，公众接受他们服务的过程，也就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另外，“新生”十分注重媒体的宣传，通过媒体的力量，来告诉公众真相。阿茵的经历已经被香港电台制作成短片，通过电台，阿茵向大众叙述着自己的康复之路。同时“新生”也会出版针对公众的教育资料，及举办公众教育活动。
“身教重于言行”。在与“卓越”合作后，Morgan Stanley 人力资源部副总裁 Michael 对精神病康复者有了新的认识。Michael 认为，在公司工作的“卓越”会员的工作态度非常好，完全找不出在正常工作方面和其他人有任何的区别。当然，作为一家成功的公司，他认为与“卓越”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报社会的机会。
政府大力支持，服务机构繁荣
在香港，像阿茵和阿彬这样的精神病康复者在离开医院后，可以住进 “中途宿舍”、可以在“庇护工厂”里进行一系列的康复训练；而公众，不仅能够从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的服务中，正确的认识精神病，还能够在“卫生会”等类似机构进行的公众教育活动中学习到心理健康知识。“新生”等机构能在精神病的社会服务领域发挥如此大的作用，离不开香港政府的支持。
香港政府对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政策。每年香港政府都有支持其发展的财政预算。香港社会福利署2004－2005年度的预算资金为66亿元，约占其年度总开支的20％。很多社会服务机构都是向香港社会福利署申请资金来开展项目，并维持自身的运转。对于提供公益性、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香港政府多是采用政府招标和政府购买的方式购买服务。
“新生”和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的合作已有35年之久，在“新生”2004－2005年度机构收入来源的报告中显示，香港社会福利署的资助占总收入来源的83.3％。“如果我们做的好，和政府（社会福利署）每五年签一次（资助合同），对方对我们提出比如服务多少人，要达到什么服务目标的要求，如果我们做不到，就不能再签协议”。温丽友说。
“利民会”的机构宣传材料显示，“利民会”所提供的中途宿舍服务、续顾服务（帮助离开中途宿舍的精神病康复者能够在社区内独立的生活）、新翠实业社（为精神病康复者及弱能人士提供工作技能训练和就业机会的职业康复服务中心）、利民进业服务（辅助就业服务）等服务全都由政府资助。
“香港心理卫生会”则定义自己为“一间政府资助之社会服务机构”。总主任（教育）黄镇汉介绍资金来源时说，“卫生会”提供精神教育的服务中，申请的慈善团体的资金占的比例较高；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的服务中，则以政府的资助为主。
“卓越”因为是由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及玛丽医院创立，“平常花的费用，都是医院管理局给我们。”邱凤贤说。
除了政府的支持，香港本地慈善机构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我和同事在香港采访期间，住在“香港心理卫生会”办公楼楼顶一间只有30平方米左右，却摆放4张床的平房里。但我们脚下的那座“香港心理卫生会赛马会”大楼，占地二千二百平方米。大楼分高低两座，低座楼高两层，高座楼高八层。整座大楼的建筑及装修费用是由政府奖券基金和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款筹建。香港赛马会是香港最大的公共慈善机构。仅2003年一年，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就向社会捐款达10亿1千多万元港币。
两地交流频繁，“广州利康”出现
住在“香港心理卫生会赛马会”大楼楼顶时，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我们同住。她们是广州中山大学医院的护士，来香港主要是实地参观“卓越”为精神病康复者服务的情况。“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展了护士培训课程。到香港实地参观服务情况，是培训课程的第二个部分。” 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王明烁教授说，除了与北京大学，香港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合作，与上海、广州、重庆、长沙的大学都有合作，合办针对全国医生和护士的培训班。
王明烁教授认为，在为精神病患治疗方面，大陆的医疗水平不错，但在精神科的社区服务方面，起步却比较晚。“我们现在希望和国内多联系，希望用我们的经验帮助大陆建立比较有规模的精神科的社区”。他说：“我们希望帮助在医院精神科工作的从业人员知道，治疗精神病不一定要在医院，病人可以在社区。”王明烁教授现在还是 玛丽医院社区精神科服务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平常会做三个方面的工作：去精神病康复服务社区的中途宿舍、庇护工厂等检查这些精神病康复者的情况；去访问需要到医院复查，却又没有复查的精神病人；去家访家人认为有问题的精神病人。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2005年9月13日到16日，“卓越”与国际会所发展中心合作，举办了第一个针对华语社区的“精神康复会所模式”启导课程，指导学员在社区内开设会所的方法，将会所的模式向本地、国内及海外的公众推广。现在，“卓越”一直在与嘉道理（Kadoorie）慈善基金会3沟通，试图帮助国内申请资助资金，帮助国内发展会所模式。
“新生”从90年代开始，与中国及各级残联有密切的联系。据温丽友介绍，残联也想要开展精神病康复者的社区服务，“新生”会安排他们来香港参观。到香港参观的除了残联，还有医院和卫生部的相关人员。而温丽友本人，也曾经去过北京、上海、苏州、广州等地做实地的指导。温丽友认为，中国在精神病康复者的社区服务方面变化很快：“尤其是广州市（残联），来香港参观过我们的精神病康复者的农场后，从今年开始也在做。”
“利民会”则已经将帮助中国发展精神病的社区服务，列入机构的服务范围。现在，“利民会”与广州民政精神病院合办修建“广州民政精神病院康复大楼”，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新的社区康复服务。在嘉道理慈善基金会的资助下，1997年，“利民会”与广州市残联成立了“利康家属资源中心”，为广州市内的精神病康复者及其家属提供意见、协助、咨询及支援性的服务。
和同事到达“利康”的时候，精神病康复者的家属们在工作人员的主持下，正在座谈，讨论热烈。我和坐在旁边的一个家长悄悄地聊起来。由于语言不通（家长说广州话），家长把想表达的意见用笔写了下来。他“告诉”我，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是无止境的，要想康复者进步，家长一定要先做好最起码的工作：观察他的表现，遵医嘱服药。要让康复者保持稳定，稳定后才能自理、自立。家长还要不断的学习，学习才会有后劲。
家长“知识的丰富”让我吃惊。而这也正是“利康”成立的目的：在帮助精神病康复者的同时，发挥家属的潜能。“利康”的工作人员王坤认为，香港的中途宿舍固然很好，但却不利于家属和精神病康复者之间的沟通，也会让家长过分的依赖政府。而利康则充分的调动了家属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对于家长来说，家里有了精神病人，似乎也带来了“一生”的灾难：亲戚朋友敬而远之，‘病人’也可能一生都处在康复状态，这种巨大的压力无法形容。“利康”的存在为家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交流的平台，在这里，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互相倾诉，也更能够相互鼓励。
“利康”的服务包括，通过小组活动和个人辅导，为家长和康复者提供精神病的知识，增强个人适应生活环境及解决个人问题的能力；为康复者提供规律化和全面性的康复及工作训练；举办教育性及知识性的讲座，为家属举办有关精神病的医护及康复知识，社区资源与社会福利政策的讲座；还为其提供图书资料、提供娱乐设施、组织社交活动，也会在社区举办活动，加强公众对精神健康的关注等。
温丽友所提到的广州残联办的农场，就是“康宁农场”。现在与“利康” 合作，共同开展了“展翅高飞”计划。王坤介绍，由于药物的副作用，精神病患者吃药后嗜睡，手脚没有力气，会整日在家睡觉。而“康宁农场”则是帮助克服药物副作用，以农业训练的形式帮助康复。
“利康”的存在，对国家精神病政策的变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利康”的负责人徐池说，到这里来的家长逐渐的认识到，精神病人的问题，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群体和社会的问题，他们对精神病康复的九五4计划，提出了积极的修改意见。“家长们也慢慢的理解了中国的情况，明白很多事情要一步步地来。他们不再抱怨，也不再说‘香港是最好的了’”徐池说。
“利康”的成效显而易见，但是，徐池认为，如果将“利康”模式在全国推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她认为，“利康”模式完全要靠社工的工作方法和理念去运作，而社工队伍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广州也没有形成完善的社工队伍，社工并不是上几天培训班就可以培训出来。”徐池说。而“利康”目前运作之所以成功，与“利民会”的培训，嘉道理慈善基金会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利康”模式，中国在精神病康复者的社区服务方面可以有多大的作为？
温丽友认为，在中国政府并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决定精神病康复者社区服务模式能否在大陆推广的关键，在于医生、护士、官员想法的改变：要 从监管的思想转变为公开、服务的思想。“现在国内主要的模式还是‘监管’。”温丽友说。
中国残联康复部纳新处长从2001年就去香港参观过精神病康复者社区服务的情况，香港服务方面的规范性，以及服务人员的敬业，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认为，香港为精神病康复者的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和方向，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但如果照搬香港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问题和难度，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做不到香港的程度，“比如上海，条件不一定比香港差。关键要学习的是香港先进的服务理念，这可能比学习香港的硬件更重要”纳新说。■
注释：
1.据“卓越”介绍，“会所模式”的精神病康复服务起源于美国纽约的“活泉之家”（Fountain House），为有精神病史的人士提供一个可重新正常生活的环境，让他们重新熟悉工作及社交生活。“活泉之家”的独特之处是鼓励会员与工作人员肩并肩合作处理会所内的一切事务。
2.公共住房由政府出资修建、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花很少的租金便可入住。
3. 嘉道理慈善基金会是为了延续嘉道理勋爵及贺理士嘉道理爵士而创立，两人均已在90年代初辞世。嘉道理勋爵的儿子米高嘉道理和女儿丽坦嘉道理麦高利继承了先父的遗志，与母亲嘉道理勋爵夫人共同成为此基金会的信托人。嘉道理慈善基金会以改善贫困状况，提供医疗保健、教育、社区发展及环保等项目为宗旨。其不给予个人资助，但会直接拨款协助弱势社群以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以亚洲的东部及东南地区为重点资助区域，并着重发展管理完善，反映社群需要却缺乏援助的慈善项目。
4.“八五”（1991－1995）：1992年，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联颁发，关于探索建立社会化，开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体系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八五”计划纲要》，选择三十个市、三十个县进行精神病综合防治康复试点。 “九五”（1996－2000）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在覆盖2亿人口的243个市、县，开展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 “十五”（2001－2005）卫生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国残联在覆盖４亿人口的500个市、县，对240万重性精神病患者开展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