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完成于涛的访谈后已临近黄昏，成都街头阴雨绵绵，秋意正浓。笔者来到锦江区督院街道指挥街，实地探访于涛和几位朋友在今年3月启动运营的微型社区养老中心——督院街道为老助残中心（颐乐之家）。于涛希望通过中心的运营，建立被冠名为“花甲年华”品牌的社会企业模式并验证其可行性。
短短几百米长的指挥街是一条单行道，南端紧邻交通繁忙的主干道人民南路。颐乐之家就静静地坐落于指挥街北端路边的一座并不起眼的3层小楼二层。下班高峰让这条稍显狭窄的背街与主干道一样川流不息，但颐乐之家只在二楼窗户隐约透出一点灯光，有些冷落的景象一度让笔者疑惑走错了地方。
推开一楼的门穿过大厅，迈上10多级台阶，隔着半人高的隔离门看到颐乐之家20平米大小的客厅，这才发现，临街的三个房间是老人们的卧室，因为未到入睡时间都关着灯，光线是从里面的客厅和餐厅透到街面才显得有些黯淡。
客厅里只有一位老人斜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嘴里不时嘟噜着什么，对面的电视一直播放着节目。笔者按了几次门铃都无人应答，后来见到当班的护理员蒋大姐和黄阿姨，她们抱歉地解释，因为忙着在餐厅给老人喂饭，没有空闲及时过来回应。6点过，正是晚饭时间，两位护理员和负责做饭的刘阿姨正轮流给几位老者喂饭。颐乐之家目前有9位失能老人入住，配备了7位护理员和一位管理员。
经营之困
龙门阵摆开，蒋大姐和刘阿姨就开始抱怨工作量大、待遇不高、没有加班费。蒋大姐打听过，其他的为老助残中心，虽然也差不多每月2000多元的工资，但会为工作人员办社保，并且颐乐之家服务的全部是失能老人，不像其他地方“取巧”只服务健康老人，或者将多数健康老人和个别失能老人混搭着服务。因为待遇不高工作量又大，从2013年3月成立以来，颐乐之家的人员稳定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于涛。
“我们就是做活拿钱养家，也没那么高的觉悟。”当笔者和大嗓门的蒋大姐谈及公益组织的难处时，被她一句话挡了回来。其实她也没错，不少公益组织捉襟见肘，尚需改变靠牺牲和付出支撑机构运营的局面，何况同处边缘的护理员蒋大姐们。除了最年轻的小李37岁，其他护理员大多在50岁上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本家庭经济账。
运营方面，作为政府支持，督院街道免费提供了简装的场地，具体的运营则要靠承接方自收自支。为了颐乐之家，于涛和他的几位伙伴投入了10万元运营经费，选择专门为失能老人群体提供24小时全托专业护理服务。于涛说，因为定位于失能老人护理，在人员配备上比同规模的其他中心多一倍，技术培训投入和管理流程要求等方面就更不待言。在采访中他也曾提到，护理员的社保办理已经不能再拖了，而这也需要增加资金的投入。1
没想到刚到颐乐之家探访，甫一落座竟以这个话题开始，让笔者暗暗担心“花甲年华”的运营模式，包括于涛对财务可持续性的测算是否合理。颐乐之家10张床位，目前入住9人，于涛和合作伙伴曾反复测算过，认为如果满员入住10人，颐乐之家就基本能维持下去。
为应对老龄化危机和高涨的社区养老需求，成都市2011年出台政策，要求每个街道建立一个社区为老助残中心，颐乐之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于涛认为，对现有的服务量而言，护理员数量已属超额配置，理想的状态是服务20位老人。2012年，成都市又出新政，要求每个街道建立2个为老助残中心，于涛抓住了扩大经营规模的机会，又承接了指挥街斜对面的一楼场地，如果两处资源共享，只需要新增4~5位护理员。预计新的场地装修启用后，财务压力会有较大缓解。
除了“待遇风波”，随着养老市场的扩展，其他社会养老机构的介入使人才竞争压力也凸显出来。它们挟雄厚的资本竞标承接的床位数量多，规模效应明显。不久前颐乐之家的主管小袁被另一家民营养老服务机构以高薪挖走，就让“益多”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寒意。小袁是护理方面的专业骨干，曾被派往中国社会化养老的开拓者、天津鹤童老人院的创办人方嘉柯那里实地参加培训，现在的这些护理员都是小袁手把手带起来的。小袁离职后，“益多”迅速延揽了养老服务管理专业毕业的小田来替代。
“结错了婚，嫁错了人，但工作该做什么，还是要按既有的要求去做。” 心直口快的蒋大姐气话归气话，表示日常工作仍然会坚持职业操守。和她一样，其他护理员也都表示会尽心尽力，按照标准的流程来工作。
给老人有尊严的生活
入住颐乐之家的失能老人，都是从楼外的世界走进来，那里有阳光，有风雨，有街道上芸芸众生的繁忙百态，有能够触碰的百味生活，但现在这一切似乎已与他们无缘。进入颐乐之家就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垂垂老矣，失能失智，除了胡阿姨和陈大爷，其他人都已无法正常与他人沟通。
胡阿姨谈吐和思路都非常清晰，偏瘫发病后曾在医院住了2个月，现在依然得依靠轮椅。她记得今年8月8日转过来前，家里人把成都的福利院都跑遍了，最终看上了社区内的颐乐之家，方便家人就近探望。胡阿姨的3个孩子均已成家，要应付自身就业和下一代生活，即便集全家之力去照顾她，也都力所不及，到颐乐之家养老也是迫于现实。家庭养老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但社会转型给每个家庭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观念转变。
饭后，老人们被转到客厅休息，笔者和胡阿姨唠唠家常。也许刚从健康转为失能状况不久，心理上还没有调适过来，胡阿姨两次感叹“活着没有用了”。 看到我们谈的差不多了，旁边一直没有言语的陈大爷拉起笔者的手，坚持要再聊聊自己。71岁的陈大爷是入住老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退休前在一家工厂工作。2000年高血压和偏瘫发病后，在金牛区的一家康复医院一住就是9个月。现在他每天晚饭前都要给孙儿打电话，而周末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家人就住在两站路的距离内，往来探望非常方便。如果不是因为偏瘫，他恐怕还在和从川报记者任上退休的老伴一起帮儿子带孙子呢。
也许是听到胡阿姨感叹人老了没用了，陈大爷不顾护理员反对，执意站起来拄着手杖，用急促的细步在客厅内走动起来，他想向笔者证明自己“没有问题”，有别于其它老人，到这里生活只是图个轻松自在。人老了，但并不会降低对尊严的渴望。
晚饭时间，蒋大姐一边给坐轮椅的徐婆婆喂饭，一边抱怨待遇低。徐婆婆把右手伸向空中不停摆动，嘴里说着什么。蒋大姐“翻译”给笔者听：“她是不同意我的说法，说我拿了钱，就要做事。” 尽管失去了独立表达的能力，徐婆婆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特殊方式去表达意愿，这也是老人对尊严需求的一种表现。
相比胡阿姨和陈大爷，其他老人才是真正的“风蚀残年”。护理员们只能通过他们的手势、表情，或者嘟噜不清的话语来领悟和意会他们的需求，这既要靠专业培训积累经验，也仰赖个人耐心、细致的观察和揣摩。几个月下来，护理员们都摸清了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和脾性。
58岁的黄阿姨性格平和，是这里年龄最大的护理员，趁着饭后休息的间隙，黄阿姨对老人们的脾性一一道来：
“杨孃孃是派出所所长，外省人，每天喜欢靠在客厅沙发上。她内脏没病，不过以前摔过，走不动路。”说话间，黄阿姨把身子斜靠在沙发上的杨孃孃扶正，又拿出一根细绳把一块布缠在她的左手腕上。稍加留心还能发现，杨孃孃的外套反穿着，这都是为了防止她的右手做出习惯性无意识的拉扯动作损坏自己的衣服。谈话间，杨孃孃大声自顾自说着话，用普通话叫着自己孙儿的名字。因为太吵，她被安排单独住一个房间。
“徐婆婆是报社记者，脑梗阻，高血压，动脉硬化。84岁了，心头明白事，但说不出话。”黄阿姨觉得老人们曾经“都是当官的”，或者都有过成功的过去，语气中透着一种质朴的敬意。
经过数月磨合，护理员们对每位老人的性格脾性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大便，什么时候小便，都很清楚。”99岁的黄大爷年龄最大，瘫痪在床。护理员们要定时给他翻身。因为患有牛皮藓，每天还要抱上抱下擦拭5遍药，接尿、人工排便这些事情就更是经年累月地成为护理工作的一部分。
老人中唯一能不用辅助自由走动的是75岁的彭阿姨，但她患有糖尿病，一天要打4次针。对护理员来说，她能够四处走动并不“省心”，因为她还患有脑退化症（又称阿尔茨海默病）。为避免意外，彭阿姨走到那里，护理员需要跟到那里，不时把她置于眼睛的余光之下。
只要稍微想象一下，一位健康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寝必经的各种细节，失能老人对这些细节的完成都需要借助护理来实现，就不难理解一家失能老人护理机构所需的专业性、耐心和工作强度。颐乐之家入住的大多数老人都需要喂食，有4位老人还只能进流食，做好的饭菜要混合到一起，用机器打碎。每个人每天都是一大堆药，摆药、递水喂药是一道重复不变的程序。能自己刷牙的，牙膏也需要挤好送到手上，还有洗澡、洗脸、洗脚、如厕，每天早上9点测血压并记录在案……护理员每隔8小时倒班，交接时需记录老人身体情况以及处理措施。
在繁复的工作流程中，“磕碰”、“吵架”有时候也在所难免，比如早上5点刚过，陈大爷就执意要喊护理员去倒尿，蒋大姐脾气直，会跟他拌嘴：“你怎么不能让护理员多睡一会儿，晚些喊人倒尿也没问题啊！”
除了待遇上的纠结（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编者注），护理员们还是在这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快乐。这几天因病送去住院的沈大爷的家人在端午节写诗致谢，这首诗作和另一位老人家属写的感谢信都裱在相框内，立在入口的桌上，厨师刘大姐很高兴地拿过来给笔者看。
相比设在市郊、居住环境更为宽松舒适的大型养老院，这里的硬件条件并不算好：因为设在二楼，前来探访的家人也不便带老人短暂外出活动透透气；20平米左右的客厅就算是公共活动空间，场地非常有限；房间不临窗，晒不到太阳，采光不足。但是，这里的社区养老也有突出的优点，老人能够保持熟悉的环境，与家人和社区的日常联系和来往也不会中断。督院街道3个社区有3000多位老人，其中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有近600人，占20%。如果加上其他有照顾需求的老人以及空巢老人，比例达到了30~40%。他们既要面对日常生活的风险，也有孤独、抑郁和消极等精神压力。社区内常见的自娱自乐型老年组织，并不能满足这部分老人的需求。
于涛说，下一步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在颐乐之家引入娱乐活动和康复训练，由自己的护理员团队来执行，这将是颐乐之家的又一个亮点。
将近晚上9点，笔者离开时在街头回望这座暮色笼罩，被匆忙的过往者忽视的小楼。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地点都是人们熙攘奔忙一生之后的终点。于涛说，每个家庭都有老人，养老问题已逼近中国每个家庭，但对老人问题的重视，老人需求的关切，也许只有拥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才能有心灵深处的体察，现阶段全社会对老人问题的认识还非常短浅，这是老人问题的尴尬之处。
年轻的时候，人生总会带着不同的理由向前，或为梦想，或为名利，或为平淡的柴米油盐，或为下一代的未来，但在人们心目中，还没有老人的位置。东方文化尊重老人的传统已在社会发展的重负下越发不堪。以颐乐之家的起步为缩影，社区养老开始艰难起步。正是这种国家责任与社会力量的结合，使得城市发展的光鲜外表下，有了更多人性进步的内涵。
每个人都有年老的一天。颐乐之家用专业的护理照料让老人们在有生之年也拥有尊严，是与老人们在黄昏下的约定。某种意义上，人性的价值和辉煌之处，正在于能够逆向超越“有用”与“无用”的现实考量，去做一些常人看似“价值不大”的事情。
1. 时隔数日，笔者再度致电于涛时听到一个好消息。他已经与护理员们重签了劳动合同，将为她们办理社保，由机构出资给每人提供赴北京培训的机会，生日发放慰问金并休息一天。这些条件让护理员的情绪由阴转晴，团队稳定下来。总体算下来每月人均成本接近3000元，已属成都地区护理行业的中上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