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新子竹女士发表的一篇文章《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渴盼NGO》，1她谈到了在边远地区建立助残NGO可为残障人士带来的好处，文章中洋溢着热情与期盼。笔者已在农村做助残工作多年，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在此，愿与那些想建立本土NGO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的朋友们分享。
中国有各类残障人士8300多万，其中6000多万在农村，农村残障人士的需求不能靠设想，开展助残项目更不能依据这种设想，真实的情况是农村残障人士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需求也多是个性化的。面对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政府职能部门即使是化作千手观音也是忙不过来的，而扎根于社区的助残NGO则从诞生之初便具有了政府职能部门不具备的优势。
残障NGO的困境
但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农村助残NGO的诞生并不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其发展会遇到一系列的困境和挑战，大致如下。
1.群体的需要与来自官方的压力
政府部门的政绩观与NGO社工的务实观将在助残这个问题上将产生激烈冲突。
我们的社会是非常注重形象和面子的，在助残工作上，政府官员的角度和NGO的角度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农村助残NGO的社会工作是通过“个案、小组、社区”开展助残，从而增强农村残障人士的各种能力，形成社会的多方支持，提高残障人士的生活品质。这也是农村助残NGO的根基所在，脱离了这一根基，这个机构就名存实亡了。赖于此，助残NGO会努力发挥自身的平台作用，访残扶困，通过网站、新闻媒体等渠道发布需要救助者的相关信息，有时为了能获得大众的支持甚至会真实地再现求助者的生活。但这一过程，稍操作不当就会触及到政府部门的面子和形象，有时甚至会影响到领导的升迁。
这种冲突往往会产生三个不良的后果。助残NGO解散；助残NGO从此低调行事；彻底倒向官方成为GONGO各种活动时的摆设。
2.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需要与服务对象需要的冲突
对于参与建设农村助残NGO的发起者，除了真心服务于公益事业外，往往还期望能得到机构发放的一份稳定的工资、保险和福利。
说实话，这在目前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助残NGO的工资往往来源于项目经费，但实际情况是本土助残NGO筹措项目相当困难。项目时断时续，有项目时，机构就活跃；没有项目时，机构就处于半休眠甚至是休眠状态。
处于这种境地，机构服务人员就会寻求多种解决方案，想的最多的是做生意，并且会拉上服务对象一起做生意。
这种想法，可行与否暂且搁置，但这种操作实际上混淆了服务对象与工作者的角色。从一些机构的实际操作来看，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因为机构及其工作者用自身需求替代了服务者的需要求，看似可行，实为社会工作者最大的悖论。
想起同事的一句话：真心帮助残疾人，机构也能得到帮助；但不要仅仅为了获得帮助才去帮助残疾人。
3.工作人员的窄视野与视野开阔后的冲突
农村助残NGO的从业者多为基层残障人士，进入工作岗位前，往往是居于家中，没有太多的从业经验和社工实践。机构出于建设的需要，往往会利用多个渠道派员工参加各种培训和高端会议。经过实践我们发现，对于没有实践经验的从业人员，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培训不一定是好事。接受培训者在接受了NGO的多种培训或走访了其他做得好的机构后，觉得自己的机构是“最怂”的，从此牢骚不断，一蹶不振。
开阔视野是工作的需要，但并不是每个从业者都需要，起码对初级工作者在开阔视野前，机构负责人要进行评估才决定是否送去培训。
4.建设技术型NGO还是综合型NGO的冲突
通过各种渠道，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政府采购社会服务的脚步正在咚咚迈进，比如通过网上信息分析：残联将采取社会工作的模式开展工作，而“智障”与“精残”社工服务将成为政府采购的首选。
这个信息不禁让饥肠辘辘农村助残NGO们开始脑筋急转弯：我们还是赶紧去做服务于智障人士的“启能中心”或是服务于精神障碍者的“关爱之家”吧。
在这里，笔者对“精残”服务不熟悉，但对农村智障启能服务有所了解。比如临沂天缘益智培训中心，该中心系姚希梅女士等创建，但姚老师及其创建者皆服务于“济南智光启智中心”，深谙特教服务之道。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把建立在乡村的培训中心打理得井井有条并逐渐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尽管这还不足以维持机构长期运作，但相信已离成功不远。这就是技术型NGO的成功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农村助残NGO都拥有的基础，所以，那种服务于综合类残障人士的NGO在向服务于某类残障人士转型时一定要慎重。不要仅仅为了得到政府的资金而转型，而是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要和自身拥有的技术储备去决定是否转型。
其实，即使是做综合服务，仍然需要与社会工作的方式方法相结合，仍然需要与技术相结合。但这结合，注定了农村助残NGO工作者类似于医生中的全科医生（也就是赤脚医生）而非专科医生的角色。
5.依靠海外资金还是本土资金
中国的NGO大多靠筹募海外资金过日子，虽然近期有几家非公募性质的基金会或公募基金会鼓励民间组织申请项目，但作为农村助残NGO申请这些基金会的项目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可成为NGO筹资对象的非公募基金会就那么几个，而嗷嗷待哺的NGO又非常多，大家都在琢磨怎样设计出有亮点的方案去申请，这种僧多粥少的现象注定了申请成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在我国，海外资金的注入与支持无疑为我们NGO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机遇。我国在外资用于NGO的项目发展上大多采取“绿灯”放行，而较少用“红灯”去限制。作为助残NGO，在向海外筹资时应注意弄明白对方的性质，避免接纳敏感资金。
中国的NGO依赖海外的资金发展，这本身说来就不太正常。但愿中国的公募基金会能早些对民间社会组织敞开竞标做项目的大门。这一天何时到来？值得期待，但无法预期，可又不能说没有希望。2009年9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恒大慈善万人行”公益项目招标，面向中国本土的NGO征集帮扶农民工和白内障复明的项目方案中，就有服务于残障人士和农民工的“重庆市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在特困农民工资助项目中以第二名的资格中标。
我们怎么办
以上困境，不是一个助残NGO的缩影，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那么，我们既然诞生了，怎么着也要活下去，那发展下去，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1.以“公益”建基不以“功利”建社
农村助残NGO建立之初，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想法，那就是通过这个平台，使参与的个人得到发展，包括增加经济收入等。但经过实践后则会发现用“利”是聚不起人气来的，用“利益”去制约平衡，只能使机构一次更甚一次地处于摇摆动荡之中，最后导致坍塌，只有以“和谐共享”为理念，以“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为指导思想才能搭建较为稳定的服务平台。
2.长袖善舞——“配角”、“主角”皆从容
解读残联系统的一些文章，我们会发现残联系统对NGO越来越重视，这缘于近年来GONGO与NGO的交流互动、观点碰撞的机会越来越多，双方骨子里皆想做好中国的公益事业。这就为NGO与GONGO的合作带来了契机。但坊间不成功的合作案例也已传出多起，有的还非常经典。正在合作的，也有的会流露出：“唉，你们是没有拿到残联的资源，饿得慌，我们拿到了却又累得慌……”
但这里，有一位成功的NGO人士曾为NGO的多方合作提出了一个建议，同样适用于与残联系统的合作：如果是以NGO的名义与残联合作申请下来的项目，NGO一定要以执行方的角色（主角）去执行；如果是以残联的名义与NGO合作申请的项目，NGO则以协作的方式（配角）参与即可。
这种策略，对双方都有益。
3.在GONGO中担当角色对做好助残NGO有益
残联非常重视五大专门协会，寄希望它们活跃起来，从而让残联的工作能摸得着残疾人，让残联真的能像残联。但据观察五大专门协会目前真正活跃又有完整办公体系的并不多，原因在于专门协会的主席多为社会精英，本职工作非常忙，对于协会的工作他们多是热衷于做，而又分身无术。这就为NGO工作者提供了机会，可以主动去为协会主席们担当一些策划、组织方面的工作。
有的NGO可能不认同这一做法，认为走得过近入得过深就模糊了NGO与GONGO的界线，其实，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开放的、共融的、资源共享的，一些界线我们正在突破。试想，作为NGO主管的你同时又在GONGO中担当着主席或副主席的角色，那么你就能为所服务的群体带来更多的价值，在为残障者群体进行博弈时则更具优势。
事实上，一些做得好的NGO，其核心成员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也的确在GONGO中当兼职，如福建同人助残服务中心，其核心工作者中至少有四五位担当着省、市肢残人协会主席；重庆忠县自强残疾人服务站站长陈玉英也是该县肢残人协会主席；山东一家民办智障培训学校的校长也在山东省智障亲友会担当副主席。
4.利用好外资但要积极发掘本土资源
农村助残NGO在农村开展工作，有很多劣势，在此不再赘述。但可以把劣势化优势，争取一些海外NGO的支持。只要你工作做得扎实，争取这块资金目前来说比争取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资金要容易些。
但在用好外资的同时我们的思路要多想着发掘本土资源。因为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公民捐助意识的提高，海外的援助资金可能陆续撤出，比如日本已经在2008年停止了官方对华援助。这些都已表明，我们若想把中国的NGO做好做强，必须逐步把筹资的对象放在本土。
济南智光启智中心的主任成士临先生提出筹资“三三三”制构想。即：机构运作的1/3资金来自于政府购买；1/3来自服务收费；1/3来自公益捐助。这个构想非常合理，只是实现起来非常困难，怎么去影响残联？怎么在合作中寻求共赢而又不被收编失去主体性？对此，我们都需要一个探索的空间。
5.龟兔赛跑的启示
据说乌龟与兔子赛跑的寓言已有多个版本，在这里我们仍然只说它最初的版本即兔子跑得快，但中途累了，睡觉了，一睡入深梦，最后反而是行动缓慢的乌龟到达了胜利的终点。
重提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告诉一些正在筹建助残NGO的朋友们，做一个助残NGO挺不容易，尤其是做农村助残NGO。但它的出现和发展是与社会的需要分不开的。因此，机构建立不难，在各种和谐力量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也不难，难的是做项目。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要去开展一些涉及投入、产出的项目。例如从几个基金会曾共同支持过的特色手工艺项目来看，发现失败的概率多达90%。这值得我们草根NGO警醒，决定做不做此类项目，重要的指标是市场的大小和机构的操作能力，特别是各类人才的储备。千万不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我们也要尊重NGO的成长规律，尊重目前仍是中国NGO的初级发展阶段这个社会现实。
我们不妨这么说：如果你所在的NGO现在还不具备快跑的能力，就不要让它兔子般地快跑，那样，它会累得睡着的，弄不好甚至会猝死。在条件不成熟时，我们还是先选择做一只乌龟吧。有项目时，我们可以请兔子背着我们跑一跑，没有项目时，我们可以慢慢爬，但不要停下。缓行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不妨我们现在就思考：如何才能使自己的NGO快点搭上兔子的快腿……
（本文作者系济南长清区绿星之家助残服务中心执行理事，绿星之家系一家开展农村助残的NGO）
注释：
1.新子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残疾人渴盼NGO[EB/OL]，（2009-12-01）http://www.vsread.com/article.php?aID=77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