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由中国发展简报主办，以“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为主题的简报论坛2020，12月9日在北京举办。
2020年，“隔离”当仁不让的成为第一关键词，但一年一度的简报论坛依然如约将大家聚在一起。来自国际NGO、本土NGO和联合国驻华机构负责人、公益相关领域的智库专家相遇在此，每个人带着热忱和善意，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他者的苦难，为了社会的福祉，共同完成一个关于“国际公益在疫情下的挑战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在整个研讨会过程中，与会嘉宾各有倾听和讲述，互相发问和回答，共同思考和行动。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国内公益践行者展开了不同视角的思想碰撞，理念交锋，以及对自身及行业的直面反思。
论坛设有四个圆桌讨论环节。本文由参与圆桌论坛二：【本土视角】讨论的各位嘉宾发言整理，内容有删减，以飨读者。
【圆桌讨论二】主题：
后疫情时代国际NGO驻华项目的价值所在
【主持人】：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董强
【参与讨论嘉宾】：
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主任蒋倩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北京博源拓智儿童公益发展中心主任李萍
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主任张俊
南昌益心益意公益服务中心主任彭海惠
主持人：董强
首先感谢中国发展简报邀请我来参加本次论坛，开始对话之前，我想做一个简短的发言。2002年，我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读研究生时，非常有幸结识了发展简报，简报的实习让我有了第一份志愿服务的经历。记得当年发展简报正在编辑一本国际NGO在中国，我翻译了其中20多个国际NGO的材料。刚才刘忠亮老师介绍，近期找到10家比较活跃的国际NGO做了一个境外NGO调研，但是早在2002年，发展简报很容易就触及到200多个国际NGO。以我自己的经历和今天报告传达的信息，不难看出，境外NGO在这十几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020年我和李小云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民间组织参与国际发展-欧洲与中国》，同时我们在云南注册了一家草根NGO“小云助贫中心”，通过这个机构承接到社区伙伴、世界宣民会的一些项目。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现在NGO内部结构，十多年一直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也是高倩倩女士谈到的慈善部门不仅规模逐渐扩大，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力量在发生变动。
如何看待国际NGO在华的价值演变
主持人：董强
今天非常有幸，台上各位伙伴都是与国际NGO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本土NGO，我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国际NGO在华的价值演变。请大家谈谈自己的见解：
嘉宾：王香奕
中国民促会1992年成立，1993年在民政部登记注册，从事业单位转制成一个全国性社团。从80年代做UNDP的项目开始，现在中国民促会已经和180多家双边、多边国际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现场很多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比如欧盟委员会、福特基金会等。从中国民促会跟国际NGO合作的价值演变来看，我们得到的不仅是资金支持，更多的是价值理念的引领。比如怎样挖掘本土需求，回应社会空缺。同时，我们还从国际机构学到全流程项目管理方式及财务管理等专业能力。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国际机构面临的是本土化问题，以及怎样跟国内机构从资助关系变成伙伴关系，共同探讨公益行业在中国应该做哪些事情。
嘉宾：李涛
我们跟国际NGO合作并不多，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一个伙伴。关于国际NGO在华工作究竟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是什么？没有，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国际NGO在华价值是肯定的，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启蒙的价值；现代意义上，本土NGO参与社会治理，无论是制度和方法都受益于国际NGO的支持。很多年前，第一代NGO曾讨论理事会是决策层还是管理层？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幼稚的问题，在当年困扰我们很久。所幸，在华国际NGO通过大量能力建设和海外交流考察项目，协助我们拓展和提升了这方面的认知。
另外一个启蒙是，国际NGO大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对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他们有深刻的感受和丰富的干预经验，例如环境保护、社会性别平等问题等。这些问题对本土NGO非常新鲜，当时整个社会普遍认为，社会发展就应该付出如此代价，无暇顾及甚至没有能力顾及。正是国际NGO通过项目资助，引导本土NGO关注这类议题，并通过培训，帮助本土NGO掌握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和参与式发展理念。所以，早期这些非常重要的知识和思想启蒙，为本土NGO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系起到了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是服务价值；我们看到国际驻华NGO的服务领域，主要面向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性别平等、反贫困等。服务地区大部分是贫困、欠发达、边远地区，并面向弱势群体进行资助。同时，引领本土NGO开展类似工作，使社会特定群体得到相应服务，而这种引领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共服务和市场服务的空白。
关于国际NGO的价值演变，我认为，他们一直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做着与时俱进的努力，这种努力应该获得承认。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国际驻华NGO比本土NGO更看重政社协同，更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及时响应政府要求，这背后影射了一种渴望，渴望融入中国本土的发展熔炉中，这一举动也应该得到鼓励和保护。
嘉宾：李萍
我个人在国际NGO工作了18年，之后成立了本土NGO，在国际NGO工作，作为甲方一直在和本土NGO机构合作，现在作为乙方，又在和国际NGO合作，所以，对于国际驻华NGO的价值有些不同的感受。
在国际NGO时，我们的工作比较单向，国际NGO带着大量的资金、技术、包括很多专业的员工与本土机构合作，同时也做大量能力建设和服务。由于那时的本土机构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从理念、技术和实施的方法层面，在工作中的质量控制方面，都会严重依赖国际机构，本土机构在这个合作过程中会相对被动。
但随着发展进程的演变，本土NGO不断成熟，自身拥有多元化的团队，来自多领域跨界的人才、成熟的技术支持、非常清晰的价值观和战略，国际NGO也在不断改变工作模式，在选择本土NGO合作时，会聚焦细分领域，给予更多的支持。比如在申请项目方面，本土NGO会带着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作为项目申请的co-applicant（共同申请人），由原来的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发展，从整个项目的动议、规划、设计中，参与了全部的过程。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从宏观政策倡导、微观基层服务本土NGO基本上都会参与。在中观标准建立方面，本土机构也会参与很多工作。这样的合作模式，说明国际NGO与本土NGO合作的变化。国际组织无论从机构内部治理，财务制度规范标准，到能力建设培训，对本土NGO的支持都非常大。
嘉宾：张俊
我来自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中心。关于国际NGO进入中国，1995年的世妇会是一个节点，那时候很多国际NGO进入中国，政府也把男女平等作为国策提出。2000到2008年又是一个节点，这是国际NGO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2003年，当时一家国际NGO已经在陕西修了很多厕所，直到2013年政府才提出“厕所革命”。也就是说，十年以后我们才觉得厕所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吃比拉重要”，但国际NGO已经先行一步。
再比如，2003年在陕北一个县，早教学前入园率只有11%，到了2013年入园率达到89%，因为国际NGO在陕西省的这个项目上投入5亿元人民币。当时，陕西省一个县的整个财政收入才5个亿，一个国际NGO县办主任管理的资源比县委书记都要多，一年预算大概七八百万，现在这个项目县财政投入已经达到50亿，国际NGO的投入反而在下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节点。
2008年之后又是一个节点，这个时期国内NGO处于快速野蛮生长状态，国际NGO开始逐渐退潮。但国内NGO成长起来后，很多价值取向在这个时期有了明显的变化，大家拼命抓资源，不再讨论像性别平等、赋权等社会议题。
2013年，我在本土机构做政府购买项目时，从国际NGO带来的一些理念方法再次派上用场，政府会认为这是我们的法宝就应该这样做。比如，政府认为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很一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同在于有了更细化的操作方式和工具。所以国际NGO在价值取向上对本土NGO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嘉宾：彭海惠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国际驻华NGO的三个作用。
第一是资金；在江西省有一个国际NGO，1996年救灾资金投入，超过那个县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带来的资金量非常大。当时中国正处在发展过程中，修路、建房子、建学校，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及中国农村发展，国际NGO投入了大量资金，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第二是理念；国际NGO带给中国前瞻性的先进理念和意识，推动了本土机构在理念与工作手法上的升级。
第三是人；有过国际NGO工作经历的人，最终国际NGO可能会离开中国，但这批人会留下来，成为行业最宝贵的财富。未来国际NGO与中国合作，不一定需要大量资金，更多的是帮助本土NGO培养国际化视野的人。中国NGO也正在走出国门，具有国际经验的人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疫情发生时，我们看到国际NGO超越国家、超越宗教对世界的贡献。
嘉宾：蒋倩
我来自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最近七八年才与国际NGO开始合作，有三个切身感受。
第一、国际NGO重视理念、价值、底层逻辑的坚守和伦理。
第二、国际NGO在某个社会议题上有深刻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法上都有深耕和探索。相比之下，中国本土NGO在实际议题探索和实践方面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第三、国际NGO在解决问题的策略上是多维度、系统性的探索。也许国际NGO刚来中国时会带着一点傲慢，但这些年越来越了解中国的本土文化，越来越接地气，在合作过程中也会尊重伙伴的经验，逐渐形成共识。
主持人：董强
从价值演变到价值推动，我理解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价值引领；国际NGO把价值引领作为一个重要方向。但我有一个建议，因为中国本土NGO学习国际价值理念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很多NGO负责人，本身就有海外经历，可以直接从海外学到优秀的价值理念，不像二十年前驻华NGO是唯一渠道，我觉得国际NGO应该适应这个变化。
第二、资金推动；资金一直是很重要的维度，但现在政府资金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其实优势已经开始不明显，所以国际NGO应该把资金放到引领中国NGO的价值推动方面。
第三、关注弱势群体；国际NGO长期关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弱势群体，比如同性恋、罕见病等群体，在二三十年前国内闻所未闻，而国际组织始终关注。
第四、专业支持；国际NGO对本土NGO的专业知识培训和人才培养。
第五、关系转变；国际NGO和国内NGO合作质量在不断升华，由以往的资助者驱动，到现在的共同设计、共同推动，由资方主导向伙伴关系转变。
国际NGO未来在华的着力点
主持人：董强
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证实国际NGO工作对社会的价值，如何让中国的政府、社会更认同国际组织的作用，也就是国际NGO未来在华的着力点。
嘉宾：张俊
着力点可以放在性别平等上，一是国策，二是国际NGO可以在中国做一些探讨分析，然后再把中国总结的经验带出去，这是一个着力点。
嘉宾：李萍
从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可以看到今后五到十年中国儿童工作的发展方向。比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0-3岁儿童发展以及儿童司法保护等。根据我们的调研和评估，非常需要技术方面的支持和专业指导，所以儿童类国际NGO可以在这方面发力。
嘉宾：李涛
所有的领域都需要国际NGO来参与合作。首先， 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服务的多样性、合作的广泛性、多边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国家开放治理的程度。这不是我们想不想，愿不愿意，而是由社会问题的多变性、复杂性和全球化趋势来决定的，社会治理层面的广泛合作势在必行。
其次，每个国际驻华NGO都有自己的战略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但如何与中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很重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尚不均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之后，大量社会问题出现，迫切需要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干预。如果说一个具体的着力点，那就是不管国内还是国际NGO，共同的挑战是，疫情带来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撕裂。所以，无论哪个国家的社会组织，都需要促进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合作，促进国内外交流，建立一种多元的社会联结。
嘉宾：王香奕
关于着力点，我想不应该聚焦在某一个领域，因为民促会本身是一个平台机构，所以我们希望国际NGO在两方面发力。
第一、支持行业生态系统建设；因为生态系统非常重要，中国有八十多万社会组织，疫情期间救灾机构做了很多的贡献，但协作不是很充分。所以，推动行业横向纵向网络间的交流合作迫在眉睫，非常希望国际NGO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和合作。
第二、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举个例子，我2009年参与民促会项目，14年来一直支持中国NGO参与联合国气候大会，但是我们的发声非常少。在全球治理方面，推了这么多年进展依然缓慢，所以希望国际NGO能在这方面助力。
归根到底，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生态系统得到健康发展，社会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才能加快。我们经常说，中国NGO在国际上的声音如何跟政府的地位相匹配，政府已走进国际舞台中央，NGO还在边角，可能需要更多的国际组织参与行业平台性建设。
嘉宾：蒋倩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议题入手：
一是儿童教育议题。中国本土关注儿童议题的NGO很多，多在救助层面，真正在探索教育改变、教育创新的NGO不多，卓有成效的就更少了。
二是妇女与性别议题。这个不用说了，是国策，也是在未来社会发展中会越来越主流化的议题。但是国内关注这方面议题的NGO非常少。
三是残障议题和流动人口议题。残障人群和流动人群的在中国的数量很大，但是一直被边缘化和被忽视。这些议题需要社群本身的参与，而社群的赋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国际NGO可以根据国内政策和议题发展匹配相应的服务，不一定是资金支持，专业方法的支持也许更重要。此外，除了服务的专业方法，支持相关议题领域的研究也很重要。
嘉宾：彭海惠
我分享的经验是，现在政府拿出很多钱来采购服务，他们需要的是有好的项目与工作方法来开展工作，满足政府与社会的需求，比如在江西，根据我们的调研，政府采购占了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的50%，未来中国政府一定会加大采购社会组织力量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国际NGO应该做的是为政府提供技术与专家支持，如何与本土NGO一起推动政府采购服务。
我希望国际NGO能看到这个痛点，政府愿意拿钱，国际NGO可以和本土社会组织合作，让政府采购先进的服务价值理念，这种模式产生的社会影响会更大。
主持人：董强
综合六位嘉宾发言，不难看出，中国方方面面都需要国际NGO的参与。关于着力点，就我观察，国际NGO在本土伙伴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所以合作伙伴的能力提升，会影响到双方的合作质量，也会直接影响到国际NGO在华工作的成效。
本土NGO对国际NGO有哪些建议？
主持人：董强
最后一个问题，作为长期与国际NGO合作的机构，你们对国际NGO有哪些建议？
嘉宾：彭海惠
嘉宾：张俊
从目前公益链条来看，国际NGO可以在上游多花点功夫，希望国际NGO带着国内基金会往洼地走，支持不发达地区。同时，希望国际NGO本土化，当国际NGO带着自己的方法、理论走出中国时，最好产生新的东西。
嘉宾：李萍
希望国际NGO对中国政策的顶层设计进行深层研究，了解中国之所以这样做，背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价值理念。
嘉宾：李涛
国际NGO与本土NGO的合作有两种取向：
第一种是父权主义取向；把合作伙伴看作是需要教育需要规训的对象，本着促进其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良好意愿，实际在削弱它的能动性、灵活性,这背后有很多原因。
第二种是赋权主义取向；更加重视草根组织自身的能动性、灵活性，这类代表是福特基金会。今年6月，福特基金会发出全球倡议的时候，我很感动。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号召基金会更加理解和体谅草根组织的艰难，这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是在当下整个公益领域打着科学管理的旗号，不断加码对草根组织的各种审计和评估，以规避责任来体现道德优越感的环境下。我想如果没有发自内心对草根组织的体谅，是提不出这样的倡议，我建议国际NGO向福特基金会学习。
嘉宾：王香奕
我说两点建议，一是关注中国的政策，比如“十四五”规划、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跟国家发展趋势。二是中国NGO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需要国际NGO资金、倡导方面的支持。
嘉宾：蒋倩
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除了加强政府间合作，还要与学者合作，政府的政策和学者对中国公益生态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需要创新；国际NGO有一套自己非常固化的流程程序和系统，而且这套系统的反应显然不能适应中国当下的快速发展局势。即便是地方草根NGO组织，都是因为能够适应时局变化才得以生存下来。所以，国际NGO无论是目标还是方法都需要加强创新。
第三，资源下沉到四五线城市和地区；北上广资源非常丰富，中国的发展两极分化明显，要关注被忽略的地区和人群。
主持人：董强
谢谢六位嘉宾分享，我觉得他们的建议大体分三个层面：
第二、期待合作伙伴更多支持。本土NGO也有自身的价值和理念诉求，期待有更多的支持与合作。
第三、国际NGO期待在中国社会能有更多正面影响，这是六位本土NGO组织共同的心声。
本次圆桌讨论与分享圆满完成。谢谢大家！
论坛小结:
从驻华国际NGO的价值探讨中，我们发现国际NGO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的资金撬动，理念倡导；中期的国际公益事业的中国化，中国本土经验的创造，NGO组织的真正公益化治理；直到后期，国际NGO 与本土NGO的价值主张碰撞和若即若离。
未来，无论是国际NGO的本土化，还是本土NGO的国际化，无论行业生态系统的建设，还是参与全球社会治理；依然需要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加开放的心态、更深层次的互信和包容，以期实现彼此优势互补、相互借力的融合与共赢。
简报论坛2020精彩瞬间
简报论坛 . 明年再会！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文章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站。如果您发现网站上有侵犯您的知识产权的作品，请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会及时修改或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