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青羊区的一个寻常小巷内，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和形形色色的杂货铺、理发店相邻而居。这样的刻意选择是要避开写字楼的环境，“降低门槛”方便农民工前来寻求帮助。见到笔者进来，工作人员忙不迭地将摆满长凳正待整理的诉讼材料收起，让出座位来。这个集体诉讼的案子从四川省总工会转介而来，涉及71位民工被一家福建在蓉企业欠薪30多万，工作站将赴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于业务的扩展，这间46平米的“店铺”已显得很是局促。办公室兼接待室，律师和志愿者轮流共用仅有的三张桌子，靠门的一角堆放着卷宗，因为档案柜已经爆满。40多面锦旗挂满了一面墙。依靠工作站的法律援助追讨了欠薪，解决了劳动争议的农民工朋友用这种传统的方式表达谢意，直观地展示着工作站在过去数年内的成效。
而工作站的另一面墙上，则挂着政府领导前来视察的若干合影照片，表明来自政府的认可。事实上，工作站的诞生，正是源于一份全国律协鼓励各地律师事务所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半官方文件。随后在2007年2月，全国律协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比利时的资助，通过四川省司法厅在全川90多家省属律师事务所中，选定大凡律师所作为四川工作站的挂靠单位，启动了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工作站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办结劳动争议案件440件，涉及赔偿款大约1 100多万。
援助的渠道和策略
工作站现任行政主管杜伟律师，正是在工作站起步之初向社会公开招聘律师和工作人员时加入。杜伟介绍，四川有2 300万农民工，在省内省外打工的大约各占一半。由于近年来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向位居西部中心地带的成都转移，加之基建工程大量上马，引发的劳动争议和欠薪问题与日俱增，农民工在权益保障上遇到的问题与长期引人关注的沿海发达地区已没有太大差别。
从工作站受理的案子来看，争议和纠纷主要来自私营企业，按行业划分集中在建筑施工、家政服务、酒店、保安等领域。在地域分布上，85%集中在成都周边地区，尤其是高新区工商企业密集的地方，其中来自成都五城区的又占到75%。此外还有一些是地震和灾后重建中发生的工伤案件。由于资源有限，异地案件除了非常重大和具有典型意义，一般会在提供咨询的情况下转介给其他省份的农民工援助工作站或者其他援助机构。
为了广而告之，让农民工知晓这个援助渠道，工作站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在中国农民工维权网上开设页面，媒体报道也在早期发挥着重要的传播作用。此外，法院、仲裁委也会转介，甚至有民工路过发现而来。而在工作局面打开之后，农民工朋友之间口碑相传，以及通过114的注册电话查询，就成为最主要的联系管道。2008年3月，工作站与四川省总工会联合在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挂牌设点，每周六定时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也开拓了联系农民工的渠道。
由于不可能包打天下，工作站将受理范围限定在解决工伤赔偿、欠薪、劳动争议案件以及童工问题，对具有典型性和可能产生深远的群体性影响的案子，中心则会不计成本去做。中心在成立之初受理的一个案子，只涉及200元欠薪。当事方是一家知名企业，利用试用期不停地用人换人，以降低用工成本，严重侵犯了农民工的权益。后来案子胜诉了，加之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后产生的约束，这家企业后来完全停止了这种行为。
但是，诉讼并非唯一的方式，甚至并非首选的方式。工作站一般优先采用调解方式来解决问题。杜伟介绍，由于涉及的工伤案件多数没有签订合同，通过诉讼一般要走13、14个程序，耗费2~3年的时间也属常事。有些层层转包的劳务公司、空壳公司，要么不配合，要么没有能力支付，胜诉了也难以执行。工作站的策略是先进入仲裁，仲裁不及可以先进入司法程序后再调解，这样比较方便快捷，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农民合法权益，要保证当事人满意。这也符合全国法院系统推行的大调解机制的思路，尽量通过调解方式节省资源。根据工作站年度统计，目前案子办结率70%，其中通过调解解决的占40%。
来自政府的资源
由于得到省司法厅、省律协以及省法律援助中心的支持，工作站办案能够利用当地政府为农民工维权开辟的绿色通道。受理案子后，会通过省法律援助中心开具指办函，便于相关部门快速立案和结案，到法院查询档案也不花钱。
此外，四川省还专门成立了应对农民工问题的多部门协调议事机构——省劳务开发及农民工工作协调办公室。工作站定期向其发送简报，邀请参加会议，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关系。遇到特别“难缠”的案子就报上去，促成问题的快速解决。但杜伟表示，一般会慎用这样的行政干预手段，一来政府资源有限，好刀应用在刀刃上。另外作为律师，大家更希望能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工作站获得的官方资源不止于此。四川省律协干脆以文件形式要求其正、副会长和常务理事成为工作站的志愿者。当然杜伟承认，由于缺乏经费支持，律师协会成员的参与程度并不高，反倒是“民间”层面，与四川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合作建立的以法学院学生为主体的二级志愿者网络非常活跃。迄今为止，工作站已为57名实习生提供了实习机会，他们的深度参与大大减缓了工作站日渐增加的压力。
在法律援助链条的另外一端，是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对司法机关和律师信任度不够的农民工群体。很多人在遭遇欠薪后缺乏求助渠道，往往一走了之，自认倒霉。工作站将法律援助前移，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法律培训。他们到成都市建委开办的农民工夜校开设法律培训课。成都成为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很多农民成为新市民，成都市团委、妇联开办了新市民学校，工作站也“渗透”进去，迄今为止已累计开展了相关培训21期。金融危机后失业和返乡农民工增多，工作站又顺势而为，在工会系统举办的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培训中嵌入14期普法课程。
发展之惑
事实上，工作站背后的民间推手，是佟丽华律师在2005年创办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后来，佟律师通过全国律协将这个模式向全国推广，推动各地成立了20多个工作站，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农民工维权网络，后来，四川工作站成为这个网络中的一个亮点。
杜伟说，经过2年多的运行，工作站已经走上规模化和制度化的道路，与当地的团委、妇联、工会建立了联动机制。骤增的案件开始对工作站产生了相当的压力，而未来在省内21个市、州设立分支机构的想法，也已隐约出现。
杜伟说，工作站挂靠大凡律师事务所，而它根据四川省司法厅批文成立，又给人以司法厅内设机构的感觉。这些因素使工作站拥有了有利的政府资源和渠道。目前，工作站每年的基本运作资金在20万元左右，70%来自全国律协拨款，其余配套资金由省律协、省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省工会将一些典型疑难案件挂牌后转介给工作站来办，再按每件1 000元的标准补贴工作站，这部分收入每年不足1万元。UNDP的启动项目结束后，中心的资金压力加大了。而工作站一直坚持成立之初立下的一个原则：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不能涉足代理任何商业案件。这使得站内的全职公益律师在收入上处于低水平状况，长期而言有流失的隐忧。因此，工作站在未来要走农民工维权的专业化机构的道路，就需要多方筹集资源，包括来自民间的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工作站在5·12地震期间表现了灵活的草根精神，成为赈灾联合行动的发起单位。由于救灾并非其长项，工作站将办公室用作物资周转的场地，在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此外，还鼓励员工参加NGO的各种培训交流，志愿者在事务性工作之外，还能在诉讼代理等关键活动中获得与能力相匹配的锻炼和培养机会。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机构的凝聚力。
今年，中国法学会和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农民工中心）共同承担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地震灾区灾后重建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和法律援助项目，工作站具体执行“震后灾区重建中的农民公益法律服务”项目。目前根据项目活动安排，已经完成四川地震灾区项目普法座谈会，编写印刷了灾后法律援助实用手册，进行了灾区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培训会，并赴德阳、绵阳两地灾区开展了进村普法宣传咨询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灾区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开展各项灾后重建工作。
联系：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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