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日，“201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表示，到2012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亿9400万人，预计今年年底将突破2亿人。2050年前后，将达到4.8亿人左右，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3，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4，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很多难以预见的挑战。与这些挑战相比，中国更值得忧虑的是养老服务提供的严重不足。“截至2012年底，中国4.4万个老年服务机构所拥有的床位仅有416.5万张，供需的矛盾可见一斑。”[1]
上述惊人的数字暴露了养老公共服务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而网友选取出不同年代《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养老问题的文章标题，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政府在养老公共责任的政策取向上耐人寻味的变化。
198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
1995年：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不过，舆论导向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年来迫于压力，政府也开始试图“弥补欠账”，除了加大养老公共投入，还连续出台政策鼓励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和社会参与。2011年底国务院出台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 2013年9月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开放社会养老服务市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提出采取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补助贴息等多种模式，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各类养老服务设施。包括建筑和地产业在内，企业进入养老产业的热情高涨，它们有能力携雄厚的资金投入建设大规模的养老社区，养老产业正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
资本的大规模介入带来了新的问题并被业内的有识之士关注。2012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日慈孝文化与养老产业实践发展论坛”上，中日养老和建筑领域的专家向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多位与会者介绍自己的研究和实践成果。日本“You & Me Car”社长高桥正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政府提出的‘附带服务的老年住宅’这个用词不够准确，应该是‘附带住宅的养老服务’才对”。高桥正着力对养老产业中老年设施和养老服务的主次关系做了清晰的区分。为此，中日公益伙伴总干事朱惠雯撰文表示，希望养老市场的中国建筑、地产界的朋友到日本养老机构学习的时候，不光是看房子是如何设计、设备有多么先进，还更多地去看、去领会他们的服务理念、服务精神以及服务细节。”[2]
这正是资本大举介入养老行业之际，专业助老NGO的优势角色所在。养老产品的服务者和提供者都是人，因此人文关怀和人性尊严在服务提供中非常重要，将养老等同于养老的硬件建设，是一些初入养老行业的资本可能陷入的误区。
成都高新区益多公益服务中心创办人于涛认为，政府推动下民营资本的介入，使包括土地在内的有限资源的合理流动变得更为重要。他担心这些资源被强大的资本力量所绑架，在过度的市场化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高档养老院去满足高端人群的养老问题，使居于夹心层的中间阶层的养老需求落到市场保障和政府保障之外。于涛提出，应该对养老资源形成合理的保护机制。而管理运营和专业服务的提供，是养老产业中最重要也是最难做的一环。西部老年联合会希望在这方面积累经验，形成自己的模式。
随着政府购买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的推出，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业曙光初现，但市场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像于涛承接运营的锦江区督院街道颐乐之家这样缺乏资金实力的草根助老机构必然压力重重。此外，公众在助老议题上的心理认知倾向，也对助老NGO的筹资环境构成制约。反思政府养老政策存在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在传统的慈善领域，大宗捐款的流向，与公众认知和心理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倾向性对捐款流向有很大影响。比如儿童和救灾这两大领域，对公众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能带来明显的心理感受，因此筹集资金较为容易。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2010年公布的《中国企业公益指数研究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的公益捐款中，社会及自然事件援助（如地震等），2008年占全年捐款的93.8%；2009年占全年的71.9%；而2008年为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的捐款占全年捐款的14.9%，2009年只占全年的6.3%。数据引发了公益行业业内的热烈讨论，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曾就此撰文呼吁，中国公益捐款应向环保倾斜。
按照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的分析，“围绕儿童、救灾等容易看见而且更为紧迫的公益活动，更容易得到中国捐款人的支持。但是不那么具备视觉冲击力、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才能展示成果的公益活动，只能得到非常低比例的支持。”[3]
姚遥将儿童、救灾议题与环保和权利倡导一类的公益活动相比较，做出上述观察。捐赠流向的巨大差异，反映的是公众个人和出资方在慈善事业上的个人经验和直观感受，以及价值偏好的影响。不过，如果仅仅按照“视角冲击力”的心理因素来分析日益急迫严峻、影响范围广泛、本该获得公众高度关注的老人问题，尤其是失能老人问题，情况可能有所例外。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在2013年9月底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中也披露，2012年捐赠领域呈现多元分布格局。教育和扶贫仍是最吸引捐赠资源的两大领域。2012年，教育领域捐赠占总捐款额的25.30%；扶贫与社会发展领域约占22.45%；医疗领域捐赠约占19.90%；减灾与救灾领域捐赠约占9.32%；人类服务领域（包含老人服务、残疾人服务、妇女服务、儿童服务等）约占9.18%。[4]老人服务相比其他领域，所获捐赠比例很小。
尽管友成和零点的调查是2010年的数据，但从经验上估计、且经过后一份报告验证，这样的情况在近几年可能并没有多大改变。对草根助老机构而言，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仅从筹款的角度就面临着一种领域上的“尴尬”。近年来，从数量、活跃度与影响力而言，教育、扶贫、救灾、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等多个领域的NGO都比助老NGO发展迅速，就算是对公益资源分配表达不满的环保NGO，也是极力拓展，发声倡导，这些领域的组织或在媒体聚光灯下，或在自媒体的助力下“热热闹闹”，老年服务领域颇显落寞。也许，这与养老服务体系的缺失和公众意识总体上的滞后有关。
养老、助老业需要整个体系的搭建才能发展起来，同时也受到公众认知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固然不能推卸自己在养老公共服务提供上的责任，与此同时，养老、助老服务的系统搭建，也仰赖社会环境的支持。在目前的公众认知中，养老服务被普遍当作政府的责任。与公众对儿童、救灾等其他议题参与热情高涨相比，老人服务这样一个本来也能够引发较多人性关注和同理心的社会问题却备受冷落的现实，也许潜藏着社会对老人问题的选择性失明，使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断裂。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人认为助老这个问题是政府，而不是NGO和个人的事情。” 而这样的逻辑延伸下来，就是普通人存在理解上的误区，将养老服务等同于养老院的硬件投入，对老人的真实需求不甚了解，自然对NGO提供服务的专业价值认识不足。于涛说，老人在家庭和社会的价值选择上被排在末位，基金会的资助也难免受到社会偏好的影响。在申请项目资助的时候，不得不将老人议题附着于其他议题下，常常使他感到非常尴尬。
尽管理性和专业越来越成为公益行业回应社会问题的基调，但不得不承认，公益所置身的社会环境，还是有很大的感性的一面。
此外，“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问题更显沉重。从公众捐款的心理感受上，可能救助儿童比救助老人更能在获得人性感动的同时，心理上的负担要更轻松一些。面对养老问题，既要求每个人直面自己的未来，更是对人的价值观的一种考验。
“有用和无用的潜意识，可能是影响公众认知的一个因素”，于涛认为。家庭的天平、爱幼尊老的传统，已经在社会转型、国家公共职能缺位的现实重压之下向儿童倾斜。“公众个人的关注点都在下一代。娃娃日托，家长都愿意掏钱，老人也愿意省吃俭用把钱留给下一代。家庭支出结构，儿童才是大头。”这或许是现实处境下值得社会重视的大众心理意识。
对助老NGO而言，尤其对地处西南、政府采购民间服务尚未大举进入的助老NGO而言，除了自身的专业能力，公众的认知和基金会的偏好对它们的生存发展都有着很大影响。
[1]顾秀莲：今年底我国老年人口将超两亿[EB/OL].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1102/091917201950.shtml
[2]朱惠雯.关键是服务而不是房子——参加“首届中日慈孝文化与养老产业实践发展论坛”有感[EB/OL].http://csnet.asia/zh-hans/archives/10328?cat_num=572
[3].公益和社会的步伐不一致吗？ [EB/OL].http://jb.sznews.com/html/2013-10/21/content_2656487.htm
4.数据来自本期另一篇文章《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数据简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