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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涛
2012年6月29日，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启动。服务园在政府主导下引入恩派（NPI）公益组织孵化器模式，定位于公益组织、社工人才和公益项目发展的综合支持平台，为不同阶段的公益组织提供孵化、能力建设和社区落地三大服务模块。迄今为止，首批15家机构入驻服务园，此外还引入了14家较为成熟的机构，为其项目复制推广和社区落地需求提供服务（11月中旬，服务园发出了第二批招募公告）。启动仪式上，不少公益组织进行了现场展示，两岸三地从事非营利组织研究和推动的专家学者也纷纷莅临现场进行观摩、研讨，并对服务园的创新模式予以肯定，并表达期望。此外，作为服务园的配套，成都市还由市政府注资3.8亿元成立了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为服务园内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作为政府引进、由学者和民间参与策划的公益组织服务园，在政府魄力和强烈的创新意图背后，与此前恩派的孵化器模式有什么异同？其运作会遇到哪些新问题？
10月29日，中国发展简报在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访谈了服务园的顾问徐启智。徐是台湾人，1996年师从知名台湾公益界权威、台湾政治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创办人江明修教授，2006年进入上海交大国际关系公共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除了这些学术背景，徐的跨界经历还包括早些时候在台湾创办企业，2001年与江等人在台合作试验实施公益组织孵化器。他因研究社会企业与NPI结缘。2010年，徐启智在上海NPI帮助开发培训课程、筹办社会创业家学院，2011年9月告一段落后离开。作为成都市推动社会组织规划的一部分，他成为公益组织服务园的“设计师”，应邀主导参与了服务园的实施计划。以台湾人的身份和跨界的视野，这个外来的“和尚”念的是本土的经。他对公益组织孵化器概念在成都的落地环境做了观察，也介绍了服务园的架构、定位与背后的理念，还吐露和分享了与政府合作的心路历程。
简报：成都市公益组织服务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你个人又是如何介入服务园的架构设计和筹备过程的？
徐：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做公益组织孵化器，成都在这方面的探索也比较早，2010年锦江区就成立了社会组织孵化器（指锦江区市民服务中心），这样成都在区的基础上就有了两个孵化器（编者注：另一个是NPI在成都的孵化器）。2011年，成都想扩大孵化器试点并提升一个层次，就在全国去找有相关经验的人。2011年9月我正好从恩派离开，赋闲之际到处讲课，现在的服务园苑从军总干事等人找到我，经过多次游说在今年2月正式参与服务园的筹备。我为他们提供方案和想法，提供咨询。我在帮助建立恩派社会创业家学院的时候，就开始总结恩派的经验，按这个思路去落实服务园的筹备。
简报：现在入驻服务园的机构都有哪些？在服务园的定位和框架设计以及具体操作上，与恩派模式有什么异同？
徐：第一批入驻的机构现有15家，涵盖心理咨询、读书会、支教与青少年发展、老人、残障等多个领域。成都公益组织水平在全国不算高，因此要在一年内完成孵化，在准入标准上考虑了我们的能力和资源能够承担的程度。入驻机构中有不少已经注册的机构，加上高新区也在做这件事（邀请公益组织到区内注册和开展服务），我们搭了个便车。15家机构中省外组织有8家，省内7家。省外机构中有4家是5.12地震后到四川参加救援和重建，现在正面临从依靠国外资源向本地化转型的组织，他们的起点比其他机构高，另外4家是我觉得很优秀，动员邀请他们申请入驻的。
例如上海的无障碍艺途（WABC），自己有能力筹资，他们将成都作为机构创新的研发中心，由我们提供智力支持。这些入驻机构将来一定是要落地进入社区的。另外一家是“黑暗中的对话（中国区）”，我做了很多动员工作，请他们进来，希望通过引进一批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成熟，有经验的组织来带动成都市社会组织的发展。
另外我们还引入了14家社区服务伙伴机构，服务园对他们提供的不是孵化，而是社区引入服务。比如首场公益项目推介会（双流专场），效果很好。将来会做更多的对接活动，并将更多的省外机构引入成都。当然，第二和第三批入住机构可能不会像第一批那么有名气，因此我们的作用更需要加强。讲得实际一点，服务园就是一个GONGO，为草根组织把社区、街道等政府资源对接好，使他们能进入社区做事。
服务园定位在孵化、能力建设和社区落地三个方面。纯粹以恩派模式为基础的，就是孵化这一块。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创新点。恩派以项目孵化为主，对项目的考察比较细致。我们的设计是以团队能力孵化为主，要求团队在出壳时有能力引入资源进行专业操作和可持续提供服务的能力。尽管服务园在流程和模式上是以恩派为基础，但有着不同的取向。
资料：对接社区落地的新尝试
2012 年10月18日，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以下简称“服务园”）针对双流县的需求在三楼孵化工坊举办了开园以来的首场公益项目推介会（双流专场）。参会的双流政府代表来自县社会办、县文明办、县民政局、团县委、县残联、县老龄委等6个单位，共计12人。共有10家公益机构的12个项目参与此次推介会，推介的项目包括老年人、青少年、残障人士三个服务领域。现场已有个别公益机构与相关政府部门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邀请参会的推介机构10月25日到双流县残联做实地考察。
2012年10月25日上午，服务园协同园内助残机构代表，到双流县残疾人联合会进行了参观与座谈。这是继10月18日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公益项目推介会（双流专场）之后，关于项目落地的进一步推进。此次交流活动的参加者分别来自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成都唐氏综合症互动协会、上海艺途无障碍工作室、海缘残障人帮扶关怀协会、高新区推动力公益发展中心、伊甸社会福利发展中心及上海黑暗中对话服务中心，共计16人。此次参观交流活动，给助残机构与双流县残联提供了更加深入与直观的项目对接平台。服务园也会继续进行项目落地 对接的跟进工作。
——来源：成都公益组织服务园网站（http://cspcd.com）
具体操作上，每三个月会招15个机构进来，一年额定孵化目标是60个机构，与恩派在北京，上海，深圳与成都四地一年的总量相当。我们提供统一的行政支持，包括场地、办公空间，资金，能力建设和政策支持。启动时像商业机构一样有一笔启动资金（最多5万），入驻机构可以在我们的协调下自主使用。每个机构提供每月5千元补贴，主要用于支持人员工资，孵化出壳时还提供最高10万元的项目资金支持。
原来计划的孵化时间是3个月到一年，根据机构发展阶段和需求不同量身打造。但有意见认为3个月难度太大，最终第一批都以一年为期。注册和未注册的机构都可以进来。像深圳残友这样的成熟机构，希望把深圳总部的模式复制到西部，到成都来发展，需要的不是团队支持，而是进入成都所缺乏的行政资源，解决身份和资源对接的问题。我们对这家机构的吸引力，还在于拥有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培训师在内的研究和培训资源。
其实恩派目前在发展方向和持续创新上面临有很大困惑与挑战。是不是要更深入地推进孵化器模式，还是见好就收，内部意见分歧比较大。我希望通过服务园的运作，尝试将孵化器模式向纵深推进，也为国内对孵化器发展的探索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我们设计的框架还是比较严谨的，原来成都市划拨5亿资金成立服务园。外部顾问、专家提出建议，应该单独成立一个管钱的基金会。服务园作为一个民非和枢纽型、支持性机构，整合政府的政策需求以及社会需求，与合作伙伴结合产生项目，统包成年度计划向基金会申请。由于服务园承担了项目审核的功能，基金会可以专事资金管理。目前，成都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主要针对以下三块提供支持：服务园的项目、团市委青年创新中心针对青年的孵化项目，以及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简报：但成都地处内地，公益组织在发展空间和政策环境等方面是否与上海等沿海地区有一定的差距？在这里运作孵化器有什么难点和挑战？
徐：做孵化器是夹心饼干的角色，本质上就是一个资源平台，要把政府、企业和NGO的资源拼到一起，协调各方的利益取向。要把能够干事的草根NGO的理念，转换成政府和企业能接受的语言和做法，还要将企业的语言进行转换，使草根NGO能够接受，还要保证大家开开心心往下走，我觉得难度很大。
基于学术习惯，我对成都和上海两地做过一些横向比较。成都的优势是通过2008年的地震救灾，各方建立了公益的共识，当地企业家和政府对公益的认知、心理上的认同和使命感并不比草根组织少，这是非常突出的。1999年的9.21地震也给台湾带来了一些改变，我在成都仿佛也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服务园筹备过程中，大部分问题出在与政府（市委宣传部）的磨合上面。台湾社会组织发展至少领先上海30年。成都和上海相比，包括政府、民间和企业在内，对公益的理解又至少要滞后5年，客观上是政府相对滞后一点。在上海、北京向政府提出一个想法，我会费点劲，在成都会费很大劲。上海处于更宽松的状态，即便不认同，也可能放手让你尝试。服务园尽管注册为民非，但政府对它的影响和管控还是非常大。这在上海、北京或深圳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管控的力度差距与地理距离差不多。当然，成都能设立服务园，从框架设计和机制设计，都算很开放，（服务园）开幕式上，专家进行点评，都认为超前了一个时代（10年），或者说至少5年，这对成都市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创新力度看上去很大，但在认识和理解上与沿海还有距离。上海是体制上宽容，认知上滞后，成都正好相反。
简报：NPI是作为公益组织独立运作孵化器，而你在服务园却面临政府主导的格局。与你原先的预期相比，服务园的现实进展有哪些落差？能不能给自己在服务园中发挥的角色打个分数？
徐：不太好打分吧？但（实在要打的话）肯定没有及格。在政府体制内，每做一件事都要转圈，尽管我提的（意见）90%以上都会做，也可以说是顺利，但都耗费我很大精力和时间。必须肯定他们是支持的，但与预期差距还是很大，这种差距也可能是我自己期望过高造成的。去年9月离开恩派时他们来找我，我拒绝了。10月我来（成都）上课，前一天到，讲了一晚，第二天劝了我一整天。最后我提出了几个条件，想让他们知难而退，其中自主权就是第一条。当然，我也完全理解他们在体制程序内，不是个人能拍板说了算的。于私而言，他们对我都很认同和支持。
人员构成方面，我过来的时候请了3位，来自台湾、上海和成都三地的草根组织，包括我一共有4位。现在台湾和成都的都已经走了，还剩下上海的一位。原来计划是要用正规的想法去做，通过招聘吸引全国优秀的人加盟，现在是支持很到位，人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服务园总干事是市青少年宫主任，工作人员分别来自市里（社会办）和市青少年宫，这带给我们很大困扰，使培训和其他服务无法按部就班。入驻的一些机构本身就非常有经验，对他们提供支持就需要做到很专业，但到位的工作人员在公益认知和工作能力上还是新手，需要从ABC说起。
简报：刚才看到服务园4楼有一处办公空间，门口贴有“云公益”的牌子，里面人气很旺，这也是入驻的孵化机构吗？云公益是做什么的？
徐：云公益项目（http://yungy.qq.com）是一个媒体平台，做的是媒体资源整合，不是入驻机构。服务园除了整合政府和企业资源，还有一块是媒体资源。云公益的基础是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与社会办一起推动的公益项目，主要是在微成都（新浪微博），有600~700万粉丝的基础上推动公益。云公益就在微成都基础上，整合出一个媒体公益计划，通过新媒体凝聚公益力量。
我们两周前启动的这次云聚公益周大赛为期5周，吸引了100多家机构参加，通过线上线下的转发、传播吸引媒体关注[1]。成都的媒体有公益情怀，但找不到亮点来报，找公益组织要到资料，却困扰于这些素材多是流水账，没有新闻点。公益组织也抱怨媒体不发稿，不理会他们。这次新闻活动实际上也是一个帮助公益机构学习如何善用媒体、如何自我宣传的培训，开场活动请了运用新媒体最成功的邓飞、王克勤、于建嵘，最后来了两位。上周还邀请了熟悉网络表达的作家曾颖前来分享。
另外，针对媒体，我们还开始在每月举办一次媒体公益沙龙，交流讨论月内在成都发生的公益事件，去影响媒体关注公益的角度，对媒体进行公益知识的科普，消除记者因对公益缺乏常识而导致报道偏差。云聚公益周大赛实际上在设计时就定位成一次市级规模的培训，培训公益机构的宣传意识与能力，在实际运作中发现效果开始呈现，已经有电视，电台，报纸报导这些机构。
简报：服务园作为资源支持平台，还有其他的计划及活动安排吗？
徐：我们现在还希望做些事情去促成草根组织的联合。两周前，已经有17家枢纽型机构参与筹备并达成共识，将每月举办一次公益CEO沙龙，不设主题，大家见面沟通，分享观点与互相支援。要向政府、企业推介靠谱的公益机构及其项目，并进行第三方监督，需要从社会网络连接入手。同时，我们还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去了解政府、企业和媒体的需求。目前我们公益CEO沙龙已经决定在2013年1月11日举办一个成都市公益机构的联合年会，作为一个联合的标志性活动，也替未来的合作进行铺垫。
[1] 注：该活动已于11月20日结束，共有120家组织参加（以四川省内组织为主）。最终通过媒体评审团点评，从30家入围组织中产生了“十家最具正能量”公益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