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小额资助的倡导者、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GGF）的创始人Chet Tchozewski曾指出，大部分重要的社会变革是从一小群原来被认为不可能成功的人中间发起的。在他看来，针对这些人或组织开展小额资助风险小、操作灵活，有利于创新，更能产生巨大的影响[1]。近年来中国的NGO实践中，一些本土机构也在为草根组织或个人提供小额资助上进行了诸多尝试。
2007年，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即现在的“恩派”）创办了第一家公益孵化器，针对众多草根组织资源少、能力弱的现实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等支持。随后几年，公益孵化的模式在各地遍地开花，与政府紧密合作，促成许多社会服务组织的出现和成长。恩派模式之外，一些在公民社会倡导领域发展相对成熟、经验相对丰富的本土机构，也尝试为更弱小的草根组织和个人提供资金与能力建设的支持。他们虽然往往不会为受助者提供场地设备和注册协助，却更为重视倡导理念的培育与能力建设支持，并试图通过受助者促成NGO与实际的社区需求、公民行动更紧密的结合，以培育更为成熟完善的社会倡导链条，最终推动社会发展。本文以北京同语、和而不同中心艾博公益青年项目（以下简称“艾博公益”）、南京天下公、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以下简称“GCAP中国”）等机构的小额资助为例，探寻这些自身也是草根的本土倡导组织在小额资助项目上的经验与需求。
培育种子 理念为重
随着近年来政府不断放宽对部分社会组织的注册限制，并加大支持力度，当前国内的助老、扶弱等主流服务项目远比倡导项目更容易得到本土基金会资助和政府的服务购买，而许多带有权利视角的议题或者难以一时见效的项目如人才培养很难得到资助，上述多家倡导机构正是针对这些在公民社会中尚处边缘的草根组织和个人开展了小额资助。
作为国内第一家致力于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Q)的支持、权益倡导组织，北京同语做小额资助与机构定位密切相关。2005年，徐玢在北京创办同语时，国内尚无任何相关社群组织，因此机构成立时的愿景之一即是尽可能培养社群积极分子。同语期望这些积极分子能到各地发起小组，形成网络，最终遍及全国，她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拉拉种子到社区的组织化”。种子资助的第一笔钱始自2007年的一笔个人捐款，当年她们选定了十个地区的潜在社群种子，开始资助历程。2008年后，这一项目由两岸三地联合组成的支持性组织——华人拉拉联盟接手，同语转型为资助倡导活动，致力于对公众意识提升，比如每年在517反歧视日、同志骄傲月活动开展的公众活动。
与同语的种子资助类似，艾博公益青年项目和中国青年艾滋病网络发起的“青年自主实践小额资助项目”同样注重对社群积极分子的资助。该项目主要支持学生社团/小组开展艾滋病相关的活动，以期在高校中建立一个关注艾滋病议题的支持性环境。这与项目发起人常坤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常坤在新疆读大一时就发起学生社团，那时还是2004年，艾滋社团和积极分子极少。曾经身为“种子”的体验，让常坤将这项小额资助的主要目的定位为发现、培育艾滋病工作的潜在积极分子，“有可能因为（社团的）某一个成员很积极、很有兴趣，（该社团）就更有可能成为资助对象”，常坤表示，相对来说，“对社团的专业性和成熟度要求就没那么高。”
相对同语和艾博公益注重培育同志与艾滋社群的人才培养，有些机构更重视资助项目的理念和创新点。GCAP中国自2008年起开展小额资助，作为倡导能力培育的支持网络，她们注重选出具有倡导意愿，同时又有行动能力的草根机构。南京天下公则看重项目设计中的变革意识。2011年，天下公刚成立不久，就开始着手进行“公民社会小额资助计划”的招标，他们欢迎与倡导相关、涉及公共利益的所有项目，而且参与者不局限于机构/社团，有好点子的个人也能申请，以期待项目能深入社区，并促进社会意识逐渐改变。立足于这一出发点，天下公在2012年还创设了食品安全小额资助招标，期望推动社会关注食品安全。
残障领域的支持性组织北京一加一残障人文化发展中心（简称“一加一”）也曾在2012年发起过名为“对时计划”的小额资助招标，希望将一加一开创的残障人自助组织（Disabled People"s Organization ，DPO）运营模式进行复制。然而据一加一负责人解岩介绍，该项目收到的申请书大多都以助弱、助残为定位，与一加一一直以来强调的残障人自主、平权理念难以融合。他们希望资助的项目是，不强调“身残志坚”、“济弱助残”的主流话语，而是通过创新性的调查、分享和行动，改变当前社会仍将残障群体视为受助者的不平等认识，推动残障群体在全面纳入社会过程中实现自我突破与自我倡导。由于收到的项目书均不合此标准，资助计划后来终止。
最少的钱，出最大的效果
对本身也是草根需要申请资金的支持机构来说，小额资助钱虽不多，也要考虑其来源。对此，各机构各有应对之道。
有些向基金会申请的项目自身涵盖开展小额资助的部分。GCAP中国的小额资助资金专门向乐施会申请，天下公公民社会资助项目也是在向欧盟申请时，设计出小额资助的部分。还有些项目资金来自机构平时的节约与私人捐赠，如天下公食品安全项目的招标资金都是机构平时节约下来的，所需的人力物力也都是机构人员的志愿支出。同语小额资助第一笔钱来自个人捐赠，2008年，她们获得荷兰妈妈现金基金会“她改变了世界”奖，奖金一直用于拉拉小组建设。这些依靠机构节约下来的小额资助每笔支出往往相对较少，如同语的小组或活动支持每次约一两千元，天下公食品安全资助最高的一笔是四千元。
2013年，同语的反歧视倡导活动得到乐施会的主动资助——他们出资8000元，资助4个小组开展“517世界不再恐同日”活动。徐玢认为这得益于近年来草根女权运动的发展——在轰轰烈烈的街头草根女权行动中，很多拉拉都冲在最前面，女同性恋的反歧视、反暴力诉求与女权主义者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诉求彼此促进、不可分割，引起致力于推动社会性别平等的资助方的关注。实际上，同语今年还自己资助了另外5个小组活动——她们收到十几份申请，对很多活动设计难以割舍，便将资助对象扩充至9家，所需一万元费用来自一些个人对同语的捐赠。
作为草根组织自筹资金发起的项目，小额资助有时会由于支持机构本身面临的困难而进行调整。艾博公益2013年的小额资助资金来自于“艾博基金”，这是常坤个人捐赠和一些私人捐赠的汇集。前几年常坤进行一些艾滋相关的活动时，曾有些朋友向他捐款，考虑到有些项目——如感染者子女的成长项目，还有很多五年乃至十年都不一定看到成果的人才培养项目，很难申请到资助，他便发起成立这个基金。除朋友捐赠之外，在常坤个人月工资不低于2000元时，他个人定额月捐500元注入。2013年，由于机构办公资助中断，艾博公益常规的人员工资和办公室开支都面临困难，小额资助的额度也受到影响。以前艾博小额资助项目对每个小组每年资助2000元，今年降低为1000元。
GCAP中国的小额资助项目也在2013年进行了调整。在GCAP中国项目协调人王曼看来，按照原有的项目设计，每次对四家机构进行为期一年、为数两万的资助，周期较长、资金较大。从GCAP中国往年的经验来看，小额倡导项目往往花不到两万元，而项目周期长很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变化。GCAP中国曾经资助过的一个小额项目，申请者在社区开展针对流动妇女的意识提升活动，如拍摄影片、举办戏剧工作坊、街头演出等，起初受到当地社区干部的大力支持。但是项目到一半时，原有的社区干部调走了，新来的干部对此不感兴趣，活动很难继续开展下去。因此GCAP中国计划在今后缩短项目周期，资金量也减少为一家几千元，同时将资助项目扩展为十个左右。
小额资助钱虽少，但支持机构通常鼓励申请者“善借东风”，让小钱起到大效果。天下公2012年食品安全倡导项目资助的徐州心缘志愿者服务队，原是有十几年经验的助残扶弱社区服务组织，被倡导食品安全的理念吸引而申请。借助在当地经营十几年的关系，心缘进驻徐州最大的农贸市场，开展蔬菜残留农药的检测，他们借用政府检测室的设备，在社区中广为宣传检测信息，大受各方欢迎。市民主动将家里的菜送给他们做检测，菜贩希望借第三方检测证明所售蔬菜的可信度，政府在媒体推动下也表示支持鼓励。心缘在菜市场进行一次检测活动只需两三个小时，几乎没有机构人力成本外的硬性开支，却引起当地媒体关注，进行整版报道。在天下公看来，这大大推动了徐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居民对蔬菜农药残留问题的关注，对心缘这样原本提供服务扎根社区的组织来说，也是倡导意识的培育和促进。
监管与支持并行
草根机构发起的小额资助更看重理念和创意，但并不意味在项目执行中放之任之，很多机构在评选时就设置一定的“门槛”，并在项目执行中做到财务、进度监管与能力建设支持并行。
新媒体时代，为了让沟通更便利、起到更好的传播效果，艾博公益的小额资助规定三人成组的学生申请者必须每人都开通新浪微博、并指定其中一人的微博为项目活动信息发布渠道；要成功获选，申请者还需委托一位NGO或艾滋工作者写推荐信。当然，为了降低门槛，推荐人也可以是参加过艾博项目的青年人。考虑到许多社团申请者之前毫无经验，他们编辑了一套《艾博公益青年项目管理和指导手册》，将小额资助从工作流程、招标中标到活动记录范例经验都做了系统的整理，分享给有兴趣的社团。艾博在接收材料时也尽力对申请者多加宽容与鼓励。对于递交材料不合要求的社团，艾博的工作人员均会礼貌提醒一次，请他们补充材料；补充材料后仍不合要求的话，艾博将正式告知他们不合格原因，希望其吸取教训。天下公同样考虑到这一点，他们的应对之道是在申请项目书设计时花更多心思，如他们设计的资助申请表通常只有十道问题，但按每一个想了解的项目步骤进行具体设计，并限定答题的最低字数，即使是经验不足的申请者，只要按部就班的填完申请表，也能呈现出天下公想要了解的项目设计。
与前两家进行公开招标不同，GCAP中国的小额资助常常在评选之前就经过定向筛选。GCAP中国每年的小额资助都有主题，如最近一期是工友支持，此前还进行过残障和农村合作社支持等，她们在每年参加GCAP举办的倡导能力建设工作坊的机构中进行推广，举办工作坊同时还进行能力培训，因此入选机构都已经过了一定的了解。
由于申请者大多是个人和更为弱小的草根，这几家支持性机构凭借其行业经验和影响力，为获选者提供了多方位的支持，并做到及时跟踪项目进展。
作为具备研究能力和丰富倡导经验的支持性机构，同语在发布“517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小额资助邀请时，同时配发一系列她们开发的资料、文献，如介绍近年来的世界各地举办过的主题行动，并免费提供同语印刷的宣传折页、手册、明信片等。活动前后，同语还在网站推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行动指南”专题，分享各地的活动创意和行动经验。小组还可以将精彩活动进展和照片在新浪微博上随时@同语开设的官方微博账号：@同语拉拉资讯 和@517国际不再恐同日，后者对其进行转发和鼓励。此外，同语自己开展的一些拉拉社群能力培育项目如承办拉拉营也常常采用与各地小组合作的方式实现项目落地，并与各小组共享项目经费、分享项目经验，以更有效帮助小组成长。
除了提供社团活动的形式、范例和技巧文本外，艾博公益还为入选者提供支持性环境建设。比如，为高校社团/小组申请者搭建彼此沟通和直接与艾滋感染者交流的平台。艾博公益青年项目每年暑期开展“艾博公益青年行动研习营”，成员既包括受资助社团/小组的学生，也包括艾滋病家庭子女、青年艾滋病志愿积极分子。常坤和他的同事们常常在研习营中对学生们进行专业辅导，也鼓励学生与感染者家庭的子女面对面交流，让学生体会感染者的生活，把消除歧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为了让大学生对感染者家庭有更直观的认识，艾博还发展出爱行俱乐部，2010年以来组织了60多次的艾滋病社区走访活动。由于艾滋工作近年来面临的资金困难，常坤也希望通过爱行俱乐部培养出未来的捐赠者和长期志愿者，因此俱乐部设计了筹款功能，大学生们一方面演练筹款能力，另一方面为艾博小额资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成长代价与管理成本
回忆起做拉拉小组资助过程中最深刻的“代价”，徐玢记忆犹新的是：第一年资助的十个种子小组，有一半后来都“消失”了。其中一家小组拨款一个月后就解散了——她们原本依托当地的同志酒吧组织活动，后来酒吧运营起了些波折，小组也因此难以持续。同语当时的兼职财务监管大拿（网名）负责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回收十个小组的工作报告，收了半年，才收回一半合格报告。有些小组“消失”了，有些做的实际工作和当初计划的差的太远。同语规定，项目实际成果不能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五十即为不合格。
在徐玢看来，这是边缘群体组织化过程中必然的代价。同语经常主办的拉拉营可能一期培训各地积极分子约100人，回到当地能建起小组的约有一半，而坚持到三五年后的可能只有十几个人，但这些坚持下来的就是最宝贵的种子。几家当年第一批受助的小组现在依然活跃在拉拉组织圈中，如上海女爱、成都les爱心工作组，她们在能力提升之后，已经独立申请项目、使小组实现可持续运作。而综合来看，目前由华人拉拉联盟延续资助的一些小组如河南豫同，已经逐渐改变过去拉拉小组都在一线大城市开展活动的趋势，扩展到二三线城市，有些组织还能辐射本地区的好几个城市，“拉拉种子到社区的组织化”已经出现新的特征。
从管理学的成本核算来看，基金会的项目资助过程中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GGF的创始人Tchozewski指出，美国基金会的对外资助“无论资助金额多少，每一笔资助都要支出大约3000～5000 美元的管理费用”。因此美国基金会很少支持小于5000美元的资助，即便是开创了NGO小额资助的Tchozewski，也曾指出GGF进行小额资助是“权宜之策”，他们减少高昂的美国本土人力费用的方式之一是利用受助项目当地的组织网络，授予GGF在当地的顾问做出资助决定的权力[2]。对同语、天下公这些中国本土的草根组织来说，难以采取国际组织借助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人力费用差价的方式减少成本，除了一些专门申请的小额资助项目涵盖了人力成本之外，他们更多要依靠志愿服务和灵活的资助方式，如上文中同语采取的项目共享方式，或艾博公益设计的爱行俱乐部本身能带来一定的捐款。此外，草根机构的小额资助能良好运转，目前十分依赖于志愿者和机构骨干的认同与投入。
作为LGBTQ权益倡导机构，同语始终认为，边缘群体的意识觉醒和能动性更为重要，同语凭借组织凝聚力发展了稳定和高质量的志愿者团队，凭借志愿者的能动性完成了大部分小额资助的支持工作。天下公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小额倡导项目，在负责人于方强看来，这个人非常关键，如果其理念、经验和责任心到位，愿意和有潜力的受资助者共同成长，就可以将小额资助的每一笔钱发挥的作用都扩展到无限大，而如果这个人只是将小额资助当成事务性的工作，那么小额资助必然起不到想要的效果。艾博公益则采取从以往小额资助的学生参与者中选择协调人跟进项目管理的方法，一方面降低了机构管理沟通成本，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支持性环境的建设，加强了小额资助参与者对项目认同感。
当然，上述这些机构虽然依赖“免费”而热情的志愿者、工作人员的志愿服务使小钱起到大效果，但并不意味着草根机构发起的小额资助不需要足够多的钱，而是草根支持机构通过灵活的设计、免费（或极低的回报）而热情投入的人力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在一个并非真空、保障也不健全的社会里，依赖志愿者的“热情”投入维持，显然会让项目具有不确定性，关注并为这些人力投入给予回报，是使项目可持续的重要基础，也值得更多基金会纳入未来资助考量。
孵化之后
随着小额资助的顺利开展，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当前天下公、同语这样的行业支持性机构能为更为弱小的草根、个人提供小额资助，使后者得以成长，但成长之后怎么办？他们将会产生更大的发展愿望和资金需求。对此GCAP中国做过尝试，她们曾对济南绿星之家助残服务中心进行了两年的小额资助，后来绿星之家迅速成长，GCAP中国便尽力帮其拓展资源，如推荐指导该机构将倡导经验撰写成文、并在《大扶贫：公益组织的实践与建议》一书中单列成章，并推荐绿星之家参加国际会议，期望他们获得更多资源。在中国有丰富小额资助经验的GGF的做法也值得参考。2012年，GGF和SEE基金会共同发起“劲草同行”网络资助计划，为“正处于成长期的民间环保组织的关键人才”提供持续资助，这里“成长期”的民间环保组织在招标书中正是被解释为小额资助已无法满足其需求的机构，入选的“关键人才”可获得每年8~10万元资助以及网络内的同伴和导师支持，在受助期内必须与机构共同成长。
也许，延续对草根支持性机构发现的创新项目和潜力组织的支持，拓宽对开展小额资助项目机构本身的支持可以成为更多基金会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1]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总干事Chet Tchozewski访谈录. 《中国发展简报》2004年10月刊[EB/OL]/qikanarticleview.php?id=174
[2] 同注释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