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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态人类学家眼中的西南大旱

 (一)

 

 

 

 

大气环流肯定对当今的气候和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但是没有准确的资料可以证明,西南大旱是因为大气使地球变暖引起的。如果我们执意或者仅仅简单地将西南大旱放在全球变暖这种大背景下去考虑问题,回避了很多我们可以真正去深入探讨、思考和了解的空间。

 

 

 

 

 

很多人谈到气候变化,谈到水资源匮乏,谈到干旱,都会讲到水库建设。当然,这是一个大问题。整个西南地区,从云南、贵州、广西,到四川、重庆交界处,可以说水的储存量应该是很丰富的。这种状态为当地水资源储养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我们之前更多关注的是大型水库建设,比如三峡,比如大江大河的截留。但是要知道,“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我们忽略了小水库或者说在特定空间循环的体系。事实上,在大水库、大电站、大储量的背后,更需要关注自然村落里面的小水源储养的保存方式。这种方式具体到每一个村落哪怕几十个人,几百人乃至几千人,他们生存水源的管理控制更关键。如果我们一个个村落的水资源能够管理控制好,那么,对整个大西南,乃至区域性的水资源的维护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水利工程建设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益,真正用于民生,用于农村灌溉,用于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的,被忽略了。虽然用于民生,用于生物多样性维护的水资源,难以实现当今统计口径上的经济效益,但是它对稳定一个社区,稳定一个聚落,稳定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载体起到巨大的作用。这是今天我们库区建设和水利建设没有考虑到或者说忽视的地方。 

 

 

 

 

 

 

 

 

 

 

 

(二)

 

 

 

 

 

这次西南大旱最集中的最严重的地区在云南东南部、贵州黔西南,还有广西的西北部,这些地区是石漠化非常严重的区域。如果石漠化不那么严重,就不会导致去年以来的这种影响很大的旱灾。不过,历史上,这个地区完全没有暴露出石漠化,也是青山绿水。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主要靠藤蔓类植物、丛生类植物,比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南瓜、猕猴桃、野葡萄。这些传统藤蔓类和丛生类植物可以覆盖石漠、石头的面积达到90%左右,其余地面暴露的10%的部分,降雨后水量蒸发也就是10%,其余90%的降水都储存在植物当中。但是从明代开始,尤其是清朝中期以来,由于政治和经济等各种原因,这个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玉米,代替了藤蔓类、丛生类植物的种植。尤其是今天,这个区域要求种植烤烟等经济作物。种植玉米、烤烟需要充足的阳光,并且要求把种植区所有的地面杂草都清除干净。而种植藤蔓类和丛生类植物不需要这样做,多种草类植物可以共生,有高有低,对地面形成立体式的覆盖。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麻山乡这次干旱程度比较严重,但是以前这个地方有很多湖泊,就是以前在西南地区高原上普遍分布着的溶蚀湖(喀斯特地区的一种特殊地形)。之所以叫麻山,是因为从明代以来,为了适应当时中国东南地区纺织业的发展,人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很多溶蚀湖打通,排干湖水,然后在排干湖水的土壤上大量推广种植麻。之后,这个地区的溶蚀湖很快就消失了。虽然这些溶蚀湖面积不大,十几个平米,多者几亩,也有上百亩的,但它们不仅仅能够调节气温,更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不同聚落乡民的水资源。

 

 

 

 

 

可以说,溶蚀湖的消失也是导致整个西南地区严重干旱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排干溶蚀湖推广种植麻类经济作物,给当地经济带来了繁荣,甚至带来了整个西南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但背后的生态代价是人们所未能预见的。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现在也是用生态的代价获取经济的效益。为了经济发展,为了推动GDP,在西南地区大量推广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比如烟草。不管是云南、贵州还是广西,都是以烤烟作为主要产业。烤烟的经济价值毋庸置疑,但是百姓无法食用,就像当年种植麻。  

 

 

 

 

 

(三)

 

 

 

 

 

有报道说,西南大旱波及到广西与湖南的交界处。其实这个区域总体来说地质结构还不错,森林覆盖度比较高,生态环境比较好,现在也出现干旱,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也比较麻烦。因为这个区域一旦出问题,将会影响到整个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什么会受到波及?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多民族传统文化被一体化的过程,导致了过去那种适合于区域生计模式、生态适应与老百姓认知等几个相吻合的体系被打破。

 

 

 

 

 

湖南怀化,广西柳州、百色,贵州黔东南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按照当地百姓传统的生计模式,这个区域是稻(糯稻)—鸭—鱼的生计结构,也就是说不仅在田里种糯稻,还养鱼,喂鸭子。因为糯稻很高,稻杆长1.5米到2米,所以田坎的高度很高,每亩田储存水量可以达到330吨。现在的稻田(推广杂交水稻之后),储水量每亩不到100吨,减少了一半还多。这个变化,不仅仅改变了传统农业文化,更主要的是将这个区域水资源的储养方式进行了置换,或者说破坏性改造。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说说对杂交水稻的看法。我认为,杂交水稻对有效地解决我国人口粮食问题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反思,也就是说杂交水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也有很多局限性。尤其在西南地区“十里不同天”的特殊气候环境中,在小环境交错并临的地方,推广同一品种的杂交水稻可能是一种灾难。要知道,那些当地丰富的稻作品种是根据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经过长期人工的驯化形成的结果,是符合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环境的。强行推广种植杂交稻,会导致很多问题。第一,产量没有保证;第二,破坏了过去这些地方的传统耕作体系,尤其是生物多样性;第三,大量物种基因的丧失。比如,我们在贵州水族和侗族地区调查时,发现其糯稻有三四十个品种,如果用杂交水稻这一个品种替代三四十个品种,对于将来人类需要更多的生物基因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坏;第四,将传统农业结构改变了,破坏了水资源的涵养;第五,不分区域地推广杂交稻将森林与传统农业匹配关系的结构破坏了,当气候正常的时候,看不出来,不正常的时候就会引起很大震动。

 

 

 

 

 

其实,我们也算了一笔账,1亩杂交稻在这个地区的产出是1200斤,按照市场价格每斤大米1.5元算,每亩地毛收入最多2000元。这还仅仅是经济数字,不包括生态价值。而传统的稻—鸭—鱼模式,我们也来算一笔账。1亩传统糯稻的产出量是500斤,但按照市场价格卖出的糯米的价值等同于1200斤的杂交稻。但是,1亩田还可以产80斤鱼,如果按照市场价格每斤8元计算,能有640元收入;另外还有鸭子,如果每家按30只鸭子一天一个蛋的产量计算,鸭子与鸭蛋的市场价值在900元左右。所以,从整个经济账来看,都高于杂交水稻的价值。而且,不论从生物多样性,到气候的循环,到水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更是具有特殊价值。  

 

 

 

 

 

(四)

 

 

 

 

 

经过大量的研究调查,我们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需要有科学的认知,不要轻易否定,不要轻易判断优劣,要总结借鉴其中好的经验。因为当地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他们长期以来对自然客观认知的结果。每个民族在生存中都会遇到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他必须形成自己一套生存经验。这套经验不是外人可以随意评价和替代的。

 

 

 

 

 

现在大家普遍趋同于“外来”就是好的,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忽视了内在的本土的精髓。比如说,做标志性的产品需要与外面的工厂接轨,而对于区域中本身生产背景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应该被忽视。人们在尽可能多地追求一体化,比如单一追求小麦、玉米、水稻这些产品的单位产量和产品的深加工的提高。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在人类社会当中,除了这几种作物之外,其实,还有无数多种可以支撑生命的东西。当我们主观地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之后,就没有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研究,将它们放弃,让它们自生自灭。比如,我们没有对传统糯稻进行过升级换代的系统研究,没有对南瓜和丛生类植物细加工提升产品质量的精深研究,仅仅盯住了几种对工业文明有用的作物。这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智慧被埋没的最突出的问题。我们应该发现并注意到身边有那么多可以利用的东西,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开发、提升它们的品种、品质和提高产量,而不是单纯地考虑经济价值,并一味追求某一种产品的产量提高,不考虑多层次、多样性、互生性和替补性。事实证明,单一的生产方式最终使得可以相互支撑的众多作物失去了它们的生长基础。

 

 

 

 

 

现在,有人提出要在干旱地区实行生态移民。我认为,从区域的生态安全、生态维护和生态建设角度来说,是否执行要慎重考虑。因为这些区域生态的恢复要靠人力来完成,比如在麻山高度石漠化山区的生态治理,必须靠人工按照生态恢复工过程中植被的替换递进原则去推进。况且,这些区域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一套应付当地脆弱地质环境的技能技术,这些技能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在生态灾变区中水资源的储养问题。今后我们要做的,是尽快帮助他们整理、挖掘、深化、提升传统的知识技能,使这些乡土知识能够变成可以有效对付旱涝灾害的工具。  

 

 

 

 

 

(五)

 

 

 

 

 

大家注意到了,西南地区即便是在怒江、元江、澜沧江、金沙江、南盘江等低海拔流域,依然存在严重的干旱。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是我国气候温热、热量丰沛的一个特殊自然气候区域——干热河谷。由于资源利用方式的失误,使干热河谷蜕变为生态脆弱带,主要表现在自然环境恶化、土地荒漠化严重、植被破坏加剧、生物多样性降低和水土流失严重等方面。而造成干热河谷生态蜕变的原因,除了大气环流、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的影响不容低估。

 

 

 

 

 

事实上,据历史记载,干热河谷两岸曾经是肥沃的土地,河谷冬季是牧场,夏季是农业用地,其农、林、牧生产结构非常合理,相得益彰。可是,后来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使用者认为,河谷这么肥沃的地方应该好好精耕细作,冬季应该耕作小春作物,砍伐森林,限制牲畜,不能让牲畜来破坏,于是将这里按照江南地区规范的农田进行开垦,打破了河谷地区传统的生产结构,而麻烦也随之而来。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区域同江南水乡不一样,这里属于焚风带,干季和雨季分得很清楚。当旱季来临,而河谷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延伸处一旦没有植物覆盖,整个区域的生态就开始恶化。比如云南元谋地区的干热河谷就是这类现象。这就是农业过耕导致的结果,更是农林牧业分离的结果。

 

 

 

 

 

由于传统生产结构的改变,使得干热河谷大面积形成。现在已经由河底二三百米上升到了四五百米甚至更高区域没有植被覆盖,失去了对河谷气候调节的功效,一旦有“焚风”过境,气候将变得炎热而干燥。所谓的“焚风”,是指气流越过高山后下沉造成的,当一团空气从高空下沉到地面时,每下降1000米,温度平均升高6.5℃。现在西南地区的干热河谷现象十分严重。干热河谷的存在,已经让河流失去了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干热河谷加上石漠化,使得整个西南地区的干旱便如大家看到的一样非常严重。

 

 

 

 

 

(六)

 

 

 

 

 

西南大旱提示我们对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应该做适当的调整,不要一味地追求单一的农作物产品,尤其是经济作物。因为对西南地区来说,它本身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应该与产业相匹配,不要一味地做规模。在“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天”的人文—生态背景下,做大产业规模很难,但是要做精品很容易。走精品道路,在西南地区是可行的。与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背景相结合,生产精、优、名产品。这些产品,或许可能是人类社会将来需要的一个亮点。

 

 

 

 

 

举一个例子。在三四十年代,在黔西南交界地区有一个区域叫“六马”盛产桐油。国民党政府同美国进行外交的时候,就靠这个地方的桐油进行交换,因为当时整个世界的油船防腐依靠桐油,很出名。因为现在被其他工业产品替代了,所以大量的桐油树被砍伐,难以成为产业。我认为,桐油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终结,这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尤其是在低碳经济来临的时代,更需要对这类产品进行认真研究。种植油桐树,地面的草是不需要除去的,而且大树下面可以长很多小树,形成立体结构,这样对地面植被的保护很有好处。从长远考虑,桐油产业对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是有用的。当然,这个区域还有很多这样独特的产品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让这些产品升级换代,作为人类需要的经典物品,不是没有可能。

 

 

 

 

 

我始终认为,西南大旱不是大气变化的结果,是长期以来人为的对资源利用方式的误导或者说错误利用而导致的。实际上,过去大自然已经给过我们多次提醒,只不过在今天全面爆发了,并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那么,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自然环境是特定的,那么对应环境的文化也是特定的。在生物多样性的背后必然是文化多样性的支撑,如果仅仅靠一种文化支撑,肯定是灾难性的。植被的消失、气候的恶化、人口的问题都会产生。因此,提升文化多样性的品质和改良生物多样性的种类,使它更能够适合各种人群生存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人类生存大计,更是这次西南大旱背后我们最终要反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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