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群富有激情的大学生正在进行一次艰难的尝试--自费调查和展示四川地震中各类非政府组织(NGO)赈灾款项的去向。
这项行动是在公众舆论对于四川震后赈灾筹款透明度产生兴趣时展开的。发起者是北师大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和该中心的志愿者们。他们试图以此促进募款机构的规范化运作。
他们所组织的“善款走向公信力展示项目小组”已于5月20日成立，有10名学生参与，年龄最小的大三中文系学生赵荣作为召集人。
至今，这一组织已经对10家NGO进行了调研和访谈。调研对象从本校开始并计划扩展至北京其他高校，同时对NGO、城市社区捐款箱、单位和企业等募款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下一阶段还要就灾区具体钱款的使用情况向四川方面的善款接收部门进行核实。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为民间人士做这些显然会遇到更多困难。”5月29日，陶传进教授对记者说，目前，已经联系的10家NGO大部分做了回应，个别的拒绝回应，“拒绝也是一种重要信息，因为首先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对方是否接受民间查询的态度。”
“
他们说服了我”
对于一群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公益组织运行方式各不相同。让研二学生赵小平兴奋的是，他遇到了一个热情并认真回答提问的机构--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这是一家由香港光华控股有限公司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NGO。“他们乐于向我们公开他们运作的全过程，但不希望高调宣传。”赵小平说。
根据他的了解，震后第二天，光华就将30.5万元投放灾区，依靠此前有过合作的四川经济信息中心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做出了快速的反应，并根据灾情不断追加投入，他们同时派去了两个财务官监督物资采购、发放过程，并将所有票据网上公开。
这也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家愿意将赈灾善款筹集和使用的全部流程向学生们透露的NGO机构。“NGO依靠信用生存，而透明度是信用的前提，光华还坚持所有物资必须亲手转交灾民”，赵小平得到了鼓舞，并将这家公司详细的情况向同仁汇报以分享经验。
香港乐施会兰州办事处负责此次赈灾，他们也向学生们介绍了已很成熟的流程：收集灾区需求信息，并派出评价小组按出厂价格采购物资，并须有合同和发票，其间进行三次审计。
“香港乐施会的物资发放主要与政府合作，因为政府知道哪里需要什么。”赵小平介绍说，乐施会此次募捐专款专用，内地的运作成本为8%，经费从专门经费列支。
“他们还比较注重捐助企业的审核，上次雪灾期间一家企业捐助2000万元，但审核发现企业有偷漏税问题，就退回去了。”
“
有人告诫我们不要"热情过度"”
与纯民间的NGO相比，在面对那些具有官方色彩的募款活动和机构时，学生们遇到了一些问题。
“我们有政府的审计制度和法律，为什么还要第三方监督呢？”项目小组成员之一、即将毕业读研的陈筱睿在向某个大型社会团体调研时，对方这样反问她。这个团体还告诫学生们“不要热情过度”，应该“各干各的”。
赵小平负责某城市红十字会的调研，他了解到，该市红十字会在全市一共60多个捐助点，目前筹措3.3亿元，已经将1亿多元转移给灾区当地的红十字会，剩下的考虑到灾区的重建过程比较长，需要从长计议。“他们主要有红十字会法和政府审计管理，款物使用主要由政府安排。”
即便对某高校内捐款流向的调查，也进行得不顺利。学生们得知，该校的善款是由校工会、校团委、离退休处和居委会四方负责募集，并向捐款者开出学校统一印制的赈灾收据，最后汇集于财务处。
可是到了财务处的善款最终是直接汇到灾区，还是交给了教育主管部门，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财务处说，需要学生持学校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才接受访谈。”负责调查的学生说。
陈筱睿在上周末还对鸟巢附近的捐款箱进行了调查，一家集团公司的职工集邮协会与当地邮局共同发起并设置了募捐箱，收集到的善款最后转交到北京市慈善总会。“我要求目睹他们几天后开箱的过程，但是对方表示最好带媒体记者一起来，否则不用来看。”陈筱睿说。
她还发现，鸟巢内的四个募捐箱在白天没有专人看护，据说晚上有人来收钱，“我们所了解的捐款箱从投入到打开的过程，都难以保证完全安全，甚至很多募集箱本身就存在安全问题”。
“
我们不在意结果，而是过程”
更多国内的NGO都在让学生们等待，“没有拒绝，但至今也没有通知我们去调研”，赵荣说，“只有中国人寿的国寿慈善基金会向我们明确表示，他们属于企业内部机构，不需要向公众开放”。
“但是，我们认为企业内部的捐款或者专门基金会也有必要公开，因为这涉及到减免税的问题。”指导学生进行调查活动的陶传进表示。
“这次赈灾给了国内NGO探索道路的契机，在展示自己热情的同时也一览无余地暴露出不成熟的一面。”陶教授评价说，国内NGO专业性不强，有些和赈灾无关的NGO都跑过去，说明定位不清，并且缺乏经验，有的直接带钱过去。“国内NGO起点也不规范，有一部分是企业家追求名声的混合体，缺乏社会透明度和经验。”
陶教授认为，慈善事业政府可以做但不能垄断，让民间组织获得更多成长的机会。他也对以发票来证明募款信用的机制表示怀疑，“信用应建立在透明度而不只是向捐款者开发票，因为有些匿名或者不要发票的捐款者，而且，即使提供了发票也不能证明使用的透明”。
从最初的几天来看，没有气馁并保持旺盛的战斗精神的学生们仍然不停地追问，尽管得到的更多是委婉的拒绝或者含糊的回答。项目小组每两天召开一次晚间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5月27日晚的会议直到23点多才结束。大家希望通过调研追踪地震善款的流向，考察流通各环节对善款的管理措施，并根据调研结果向社会展示哪些捐款途径较为可靠、安全、合理的，善款管理方式是怎样的，以及社会在关注募捐信用问题，同时促进国内NGO走向规范。
“我们并不在意结果，而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包含了大量信息，并且提醒这些机构有人在盯着他们，这是一种监督。”项目小组的后勤组组长祝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