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与行动是NGO的主要工作手发法，然而为了达到目标，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我们可以使用一种研究手法：行动研究。即：如果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行动，而我们对行动又有所反死，反思改进之后又走向新一轮的行动和研究，那么这种研究就可以称之为“行动研究”。
行动型NGO直接接触社会问题以及弱势群体。在日常工作中累计了大量的定量和定性的信息，但由于缺乏人力或方法，这些有价值的信息无从提炼，既难与其它机构分享，也没能转化给更广层面和更深层次的社会行动。
行动研究与NGO的实践密不可分，它不具有学术研究的高门槛，因此可能为公民社会所使用，成为NGO新的工作范式。
论坛时间：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00--17：30
论坛地点： 海淀科技大厦（即海淀资本中心）5楼会议室
主办单位： 社会资源研究所 恩济鸥保鲜沙龙
潘 毅 北大-理工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教授
李洪涛 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议程安排：
第一环节：主题演讲
李洪涛：行动研究案例分享：在计生领域中运用具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方法促进农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
第二环节：互动交流
专家点评
文字实录 ：
社会资源研究所 李志艳
由于潘老师和李老师主要讲的是行动研究的具体案例，所以我在这里为大家将行动研究这个内容梳理一下。在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社会资源研究所。
社会资源研究所是一个非盈利的研究机构。我们的工作领域 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社会责任，一个社会企业。它们都是介于商业和社会之间的交叉领域的议题。我们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行动研究，这也是我们这个机构最核心的定位；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围绕行动研究提供一些信息的资讯，以及相关服务；第三个方向就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之上做一些论坛和培训。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个网站，第一个网站是企业社会责任资源中心的网站，主要提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信息和企业动态；另一个网站是社会企业网站，这也是和潘老师社会工作中心合作的项目。
2008年6月，我们看见了这一份行动研究手册，其英文版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合作机构??荷兰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开发出来的。这本手册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简明、简单、通俗易懂。而我们NGO的工作经常处于行动第一线，更易掌握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因此我们希望能为这些信息做一些加工，形成行动研究，并与其他机构分享。另外，NGO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就是倡导和行动。倡导就是我们说什么好，提倡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比较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诸如此类。而这样的倡导必须有一个能作为基础的支撑，行动研究就能为倡导做支撑，成为支撑倡导的重要工具。
任何一家机构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首先要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做研究。如果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行动，而我们对行动又有所反思，反思改进之后又走向新一轮的行动和研究，那么这种研究就可以称之为“行动研究”。其包含的意思是，行动和研究是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
而行动研究依据目的和方法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若干种类。如果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有所改变，并且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话，这种研究就叫做“批判式研究”。为什么叫它批判式研究？是为了有所改变。由于在行动之前存在着各种不足，因此要进行的研究就要具有批判性。研究的最初要明确“为什么做这个研究”，“为谁而做”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研究？我们有不同的机构，无论是做社会性别的，还是做劳工的，又或者是做环保的等等，每个机构都有特定的目的和议题。因此这个机构的行动研究项目必须和机构的议题和目的相吻合。而 NGO 人士如果做研究的话，必然是和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正义有关。还有我们研究的目标群体是谁？即为谁而做，研究的读者是谁。这两个问题是贯穿在整个研究项目介绍之中的。
1、界定我们行动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这是行动研究的第一点。在《行动研究指南》中说道：“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是研究最困难的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首先，研究的问题必须是可解的，是有答案可寻的。因为很多时候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再加上有的问题是小型NGO回答不了的，需要更高层面的人来回答的。因此在界定问题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其次，研究的题目应该是具体的，不能空洞，也不能太宏大。在界定开始做研究项目的时候要先界定研究的问题，要征询更多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包括合作伙伴、研究对象等等，了解他们对研究问题的想法。并且梳理出哪些问题是可解的，哪些问题是不可解的。比如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好像每个人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我想它或许是不可解的。又比如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在中国十分火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开始说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当时有一个题目是“当前有没有必要来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对这个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弊”。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是不可解的，甚至经过几年的讨论之后，仍然没有学者可以回答它。因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这个概念太大，太笼统。还有我们以前开了一个关于如何改善工人状况的论坛，同样是个很大很笼统的问题，不能算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议题。而在《行动研究指南》这本书中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举了一个题目??南方的某某工厂，某某年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 70 个小时，问这样工作70小时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要求。这个问题就非常具体，并且是有答案可寻的，也是NGO组织可以解答的问题。
2、研究信息源。这里有几个信息源以便确定信息：（1）二手信息，即在你收集信息之前已经被其他学者或者机构收集来了，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要自己亲自去收集；（2）原始信息，是之前没有人收集过的，需要深入第一线做访谈或者问卷进行收集的最新的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源是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换句话说你向谁询问信息，对你的研究结果有非常大的决定作用。以刚才的工人为例，我们要询问一个工厂的工人：“你每周工作几个小时？工作是 60 个小时还是 70 个小时？你每周的加班时间是多长时间？你周六、周日工是否工作……”而如果你问的是工厂的老板，工厂老板肯定说：“我们是非常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要求的，国家规定是怎样的我们就怎样，我们要给工人放假，怀孕了也是有产假的，加班是有加班工资的……”因此只有你向工人询问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获得一些关于工人加班时间的真实信息。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工人知道你的目的之后，可能会夸张事实。所以说，你的信息源会影响你的研究结果。而在界定信息源时，首先要界定必须接触哪些信息源。如果你是做工人研究的，你不做工人访谈，不去和工人进行接触，那么这个研究肯定就是错位了，肯定是失败的。如果你是做环境研究的，想知道这条河流经过这个小区，对周围小区的人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你却走到城镇里头或者问公司的白领，那这个信息源也肯定是有问题的。因此你必须要接触到哪些信息源，这个问题一定要界定清楚。在我们实际的调研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你要去一个农村去做农户的调研，或者农业调研，县领导知道后常常会派一个人跟着你，甚至做门户访谈时都跟着你，这样不仅对你设置了重重障碍，而且也影响调研的结果。如果你去工厂或厂区调研，首先接触的是工厂的管理层，那么接下来再与工人接触就会很困难。所以一定要明确你所需要的信息源，不管它们有多大的困难，它们都是保证你的研究质量很重要的内容。另一方面，你能接触到的信息源也要界定清楚，避免出现计划时信息源界定过高，过多，而行动时我们的成本和人力却覆盖不过来的情况。
3、案头研究。当界定信息源之后，我们就开始收集信息了。收集信息包括两种，其中之一就是案头研究。案头研究主要通过网络、图书馆、向人索要信息。比如我们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研究时，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公司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说：“我们正在做这份研究，希望你们把你们研究报告借给我们。”很多公司往往是很配合的。这就叫案头研究，或者叫文献的研究。案头研究是研究人员必做的工作。社会资源研究所是立志做研究的部门，所以我们招聘的所有人员都必须习惯坐在冷板凳上，坐在桌子面前看资料。我知道很多朋友更喜欢做行动，更喜欢走出去，觉得坐在桌子面前比较痛苦，但是这个是必须的。你要了解有哪些人已经做过类似的研究，而且通常当我们看了前人的研究之后会获得许多的启发。另外，文献回顾也是研究的基础。在写论文的时候，最前面都会有文献回顾，说明已经有哪些类似的研究，结论是什么以及在他人研究之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二手信息可以通过文献回顾进行归档，也能帮助你进一步了解调研对象和相关群体。
4、实地研究。案头研究之后便是实地研究。实地研究要收集原始信息内容，可以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这些信息搜集的方法将影响到你的研究结果。换句话说，你如何收集信息的，会影响你信息的质量。比如说做工人访谈，我们到一个社区里面，或者到一个地方去采访工人，如果你是在工厂里面采访的，他们的班组长、厂长、总是经过，工人回答的时候就会很犹疑，甚至很害怕跟你说。因为跟你说话以后他的管理层可能以后要惩罚他。这就与我们实际调研的方法很有关系，比如说调查问卷、访谈、观察等。调查问卷可以是封闭式问卷，也可以是开放式问卷。封闭式问卷我们可以先把答案写好了，选择“是”还是“否”或者“ 1 分”到“ 7 分”打分这样的方式。开放式问卷就是一个题目，想怎么回答都可以。值得一说的是现在很多机构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因为调查问卷的方法可以把定性的概念转化成定量的一些数据。比如刚才的打分，你认为你的工厂条件是“好”还是“不好”，最好 7 分，最差 1 分。你可以搜集分数都是 5 分或者都是 4 分，两者之间有个相互比较。观察法是我们特别强调的。社会资源研究所强调在做调研的时候，必须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会给研究人员非常直观的感受，使你在做判断的时候，在基于原始信息或者访谈的基础之上，减少偏差。
5、参与式研究。如果在研究中让研究对象也参与进来，这样的研究称之为“参与式研究”。参与式研究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比如说你要访谈工人，可你游离在工人群体之外，对你的访谈总有一种隔阂，但如果有几个核心的工人能够加入到你研究团队里面来，对你研究就非常有好处。而如果研究对象参与到研究中的话，我们希望他是全方位参与的，是从研究问题的界定，研究方法的界定，到搜集信息等等都让他参与进来，使他有个全局的感受。
6、先期测试。在搜集信息的时候还会涉及制定许多信息工具，比如调查问卷表，访谈结构表，游戏等。在正式调研前要进行先期测试，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遗漏，并且在多次测试之后可以进行丰富和完善。
7、信息分析。信息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较简单，加减乘除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定性分析则比较复杂了，比如筛选与研究有关的信息，整理，分类，提炼观点等等。
8、研究报告。在以上工作完成之后，就要开始写研究报告了。《行动研究指南》中提到一个研究报告的建议框架。首先是引言，在引言中说明你是谁，什么机构，为什么做这个研究，研究的目的，研究的主题，研究报告给谁看，研究的读者群体等。也有人会写一个概要，因为报告太长，读不了报告可以读概要，把整个故事，整个发现都说明白。其次就是研究的问题，界定里有一小段话可以介绍研究的问题。第三是研究的局限，即这个研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有哪些涉及不到的问题。这一点是特别值得强调的。第四点是告知读者你从哪里获得信息，用了什么分析方法。一般在报告中用很短的篇幅将前四点写完，研究信息源和分析方法都比较简略，研究发现是主体??发现了什么，收集到哪些信息，原始的信息，二手的分析，如何分析的，分析结果是什么。这是研究的主体。并且对研究的发现进行分章节会使结构显得非常清楚。最后就是建议，主要写经过这次研究之后，向相关方提出什么建议，比如向企业方提供建议，向政府方提出建议，还可能向劳工 NGO 提供一些建议。值得一说的是，建议并不是想怎么提就怎么提的，也不是在其他报告中是个好建议拿到别的报告中也一样合适的。好的建议必须和前面的研究发现、信息源勾连在一起，是相关联的。而就整个报告来说，我们主要看它的逻辑和推理清楚不清楚，最终通过研究发现推理出建议和结果。
9、其实当研究报告写完之后，整个项目并没有结束，后面还有推广应用，它会占用NGO组织非常多的时间，而且也最具有不可控性。比如研究报告出来了发给哪些机构？要不要举办论坛？要不要举办培训来推广？如何让你建议的企业听到你的研究报告和你的发现？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提醒我们在推广和应用的时候设想到的，而且当 NGO 新的其他机构申请项目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为这一部分留出时间和预算。
研究的质量
你的研究可能收到广泛密切的关注，并可能遭到一些持不同观点者的批评。如果研究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特别是想要让它成为未来行动的基础，那就必须要求它是一个好的研究报告。什么样的报告才是一个好的研究报告呢？
第一个就是可靠。也就是说当别人采用相同的方法做研究的时候，差不多能得出一个相同的研究结果。其次就是真实。我觉得我们 NGO 里面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你很有可能为了让项目加快速度而采用虚假信息。当然，这只是有可能会出现的现象，不是说我们大家都会这样。我觉得会有这样的现象，涉及到研究品德的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必须保证你的信息都是真实的，不能够制造虚造信息。现在在学院里讲学术腐败这个问题的比较多， NGO 可能也会有。还有一点，对信息的选择上不能够只选对你有利的信息。我们研究时将不好的证据不要，这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当你把这些信息故意遗漏掉的时候，别人就会说你的报告做的没有水平。而比较好的报告应该是别人都有这些信息，我对这些负面的信息，也就是对我不利信息是做如何理解的。我相信这样对待负面信息会更加支持你的研究成果。
研究的道德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你对研究的所有参与者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就是告知的义务。在调研或者访谈的时候，要尽量告知你能告诉他的，包括研究的目的等等。不能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供一些信息，因为这个研究可能会对他本人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在研究报告需要提及他人姓名的时候一定要更加慎重，征求对方的同意。并且在研究报告出来之后，要让参与研究的人能够读到你的研究报告。这样不仅能够校正研究报告中你说他的话，而且也因为批判事情的研究不是你一个人的研究，也是对参与对象人的研究，你应该让他读到。
另外就是防治滥用研究的权力。由于我们 NGO 的人士接触的很多都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在被访谈的时候没你那么会谈吐，会说话，因此你可能不断引导他说一些对你有用的信息，这个就是权力。你要注意和他平等的对话，要聆听他的声音。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我觉得对NGO特别重要的东西。那就是 NGO 人经常做倡导性的项目和工作，因此我们会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那就是我们已经认定这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才是对工人好，等等，并且形成这样一种思维。而我要补充一种思维就是实证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实证研究要解答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样的，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叫实证性研究。比如我们说工人，这个工厂这个月工人每个月领了多少工资，他的工作时间是多长，又比如说现在现在工人由于金融危机失业了，我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工人出现大量的反乡潮，为什么大量工厂倒闭，这都属于实证研究。另外一类叫规范研究。比如我们认为深圳市的最低工资应该是多少，应该是 800 还是 900 。这种研究就是规范式研究。因为我们 NGO 大部分的研究主题都和规范研究有关，所以值得提醒的就是规范研究要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当你做一个倡导的时候，当你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的时候，你必须用实证研究给你提供大量的证据和基础。
北大-理工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教授 潘 毅
我将从李志艳介绍行动研究的基础上来谈我对行动研究的看法，并且在过去五年行动研究的实践基础上，从研究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案例，和做行动研究实践性的一些方法。
对于刚才李志艳的介绍， 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很多人都以为行动研究不谈理论，或者说行动研究只是处理一些非常具体的，和非常小的有操作性的一些研究。可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 NGO 不是在做学术研究，所以它肯定是要寻找一些有可操作性的，非常具体的问题来做研究。然而我们如果想做推广的话，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是行动研究的一部分。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理论研究到底算不算行动研究”？在这里我想举两个否认的例子。一个是左派，是我们的祖先，还有一个是右派的祖先。我们左派的老祖宗肯定是马克思，马克思写的资本论算不算行动研究？马克思写的《资本论》本身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的运作，对资本的运作逻辑是一个最彻底的一个批判。很多人都是读了《资本论》以后引发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市场逻辑的批判，然后走向了不同社会主义的运动和革命这样的方向上去的。由此可见，理论可以是非常具有行动力量的，只是说不同的人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位置来进行不同的研究。右派的话，有名的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本身就要推广市场，本身讲到市场是最好的。越少的国家干预是对市场运作越好，市场最有效的运作是可以最有效的累计资本。你看它们本身就是非常强的理论背景，可是两种理论背后都是有非常强的行动力。
我应用这两个例子还想帮助我们理解实证研究的问题。实证研究是非常基础的。我们肯定不可以制造花园，不可以制造材料，不可以制造等等的物质东西。可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实证主义这样一个层面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理解同一个社会形象，为什么会出现两批不同的解读。这两个不同的解读其实引导出不同的行动方向，包括非常具体的行动方向。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游戏，比如最近很多人都会讲，南方许多工厂倒闭了，到底有工厂倒闭，然后又多少新的工厂建立起来了呢？其实都是一个解读，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前天我刚从汕头回来，我去汕头做调查就是想了解清楚，广东省现在的小企业在整个经济危机下受的冲击有多强大。我想与珠江三角洲做一下对比，却发现在许多在东莞倒闭的玩具厂，其订单早已经到了汕头那边去，所以其实很多小的工厂里面，它的订单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也就是说这些小的、边远的，比如江西、广西跟潮汕地区的小工厂实际是在受益的，它们的订单并没有减少。可是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可以让整个商讨秩序的规划把他的数字拿出来，这是一点都没问题的。那么东莞给的数字是不是假的呢？我会讲它不是假的。只是说谁可以有能力，又通过媒体把我们理解的现实体现出来，或者说呈现出来呢？这就是权力在背后运作。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都想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来提出自己不同行动的方向，这个绝对是一个行动方向的理解。对应经济危机下面，有不同行动指导。国内跑一些小城市的例子，来对应今天经济危机下面怎么样做研究，做研究的时候到底我们的理论指导和我们行动的出路在哪里。回到我刚才去汕头的例子。通过去汕头，是很清楚地让我理解到，这些把东莞大量玩具业倒闭下去的材料提供出来，并通过媒体传播出来的话，其实是在表述其背后一直有的一种潜台词。这种潜台词是说中国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有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它增加了劳动成本。所以我们会看到，其实是资本想要通过媒体的力量，想通过显示有多少个工厂倒闭下去的境况，来逼我们现在新出台的政策变成一个虚空的文件。他希望我们当地政府在执行《劳动合同法》时候的力度不要太强，不要太大。这是我认为的一个非常有限的潜在的背后现实。当然我们也知道媒体也会谈论，因为人民币升值，还有物料、石油等等这些原材料的涨价。在我们了解国际危机之前，其实很多订单已经减少了，其实很多原因加在一起都会造成我们今天出现整个工业出口受到影响的情况。可是从资本的方面来讲，石油价格没办法控制，而他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劳工成本。我们新的《劳动合同法》，是我们辛辛苦苦用了十年、八年的时间推出来的，可我们却是生不逢时，我们大量努力的结果，刚好碰上这么不好的时期。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我在汕头的时候，很多的工厂根本就没想到合同，这些小的厂家们说：“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不限，所以很多工厂关门，然后在我们这边再新成立一个工厂。或者说就把订单直接下到这边，把整个工厂退回香港去。香港就变成了一个贸易公司，只是下订单到汕头、广西这些地区的工厂。”这些地区的政府没有认真地通过《劳动合同法》，它们不像今天的深圳、东莞，已经有了十多年的社会压力和 NGO 很多劳工团体的压力。
从这些情况来看，我们知道资本是在寻找它的空间的。所以行动研究要超越我们理解的实证主义。我们要对实证本身有一个很强的批评性，或者对实证本身需要有一种解读，需要一种理解。如果说我们很相信实证主义的话，最后我们就会嵌入一种科学主义这样的方法论里面，最后还是会把问题交给专家，交给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家搞那些模型，他才有最大的话语权。可是行动研究第一个讲的就是我们要有理论的引导，因此我们还是一定要很相信行动研究本身是要处理一个权力问题??谁有权力讲话，用什么方法来讲，讲出来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这种理解是差别我刚才讲实证主义的理解方法，也是补充刚才李志艳所讲的一个非常好的报告的。
接下来我简单讲一下我对什么是行动研究的理解，并且用我过去十多年做女工研究的案例来讨论。
我认为行动研究最主要一点就是改变世界跟自我改变。改变世界是我们都很知道，这也是马克思理论最基本的核心的概念。而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间，我们有没有改变自我？因为我认为自我的改变跟改变世界应该是同步的两个事情。所以要问我到底什么算是行动研究，有什么是有价值的行动研究呢？我认为其实就是这两个走向，自我改变和改变世界这样两个大的方向。
第二点是我们有没有处理研究的问题，和受研究者跟研究对象的权力平等的问题。谁有能力去做研究？这个其实很简单，最弱势的群体是没有能力去研究别人的，他们往往是被研究，作为研究的对象。可是我们又有一种很强的信念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他们？我们研究他们是要为他们处理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还是跟他们一起共同来理解一个问题？甚至有时候问题提出的本身，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去提出的。所以我的理解是，我们要跟他们共同来做行动研究的时候，就应该从提出问题到如何研究问题，到做了问题，以后有什么解决方案等，都跟他们一起来讨论的，一起进行寻找出路。
当然我讲的情况太理想了。理想的地方在于对方可能已经在工厂里面打工 12 个小时，这已经算好的了，还没到 14 、 16 小时。假定是 12 个小时的话，那么 10 个小时以后他还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心情，有没有想要跟我们一起合作做研究呢？这个是非常具体的问题，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行政研究的类型
进入到比较具体的研究经验的话，我会把行动研究分为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也刚好对应了从最不理想的状态到最理想的状态的行动研究的方法。
第一种是探索性的行动研究 。探索性行动研究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寻找到研究对象共同参与。出去做研究的研究者，不管是NGO，还是学校老师，抑或者是一个大学生去做功课，我们对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解处于初级阶段，还谈不上可以邀请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工人来共同研究，我们连问题是什么都还达不到，这就是探索性的一种研究。以我自己的研究做例子。
95 年当我进工厂的时候，我是从香港过来，并且在攻读我的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说我以前对国内的理解都只是在媒体、书本、老师的层面，我也和大家一样，对改革充满了想象，希望看到中国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什么新的社会现象。所以那时我以搞人类学的身份进入内地。可能许多人认识我是因为我写的《中国女工》这本书。然而当时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对要处理的问题的把握其实并不清楚。只是中国刚好是一个开放的大背景，不管说它是从社会主义的体制开始转向为我理解的市场经济主义，还是比较偏向资本主义也好，这个大背景对具体的个体，具体到从农村出来打工的打工妹，他们最直接的冲击是什么？这是对他整个人身份的一个再造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农民种田跟打工是两种不同的身份，也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经验，两种生活道路是不一样的。而当时只是抱着对这样一个主体，一个打工妹的群体，一个打工阶层的好奇心态去探索而已，不像李志艳已经建立一个机构，已经想参与社会气压，想要给压力，想要用非常具体的方法来解决具体问题。虽然在研究之前一点想法都没有，可是进入研究之后，我就开始重新理解：第一代打工仔或打工妹他们的人生经历是什么。那时候我看到的是三个不同的方面对人重新再造的过程：一是资本，出现在国内的新资本逻辑和新资本运作；二是体制，我们有多少社会保障制度对这个群体提供了多少保障，以及户口制度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三是文化，工厂里的肤浅的文化对他们造成了一定约束和压力，甚至具体到适婚年龄的打工仔或者打工妹有很大压力，因为他们要回去结婚。而我们都知道他们最希望的是留在城市生活，他们希望摆脱所谓落后的农村。所谓落后的农村我认为是一种论述，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事实。可是我们这种主流社会在发展的时候，把我们所有的要求都放在城市，所以城市是人生目标的最后一站。也就是说我们塑造了一个阶级的人，这个新的阶级他们对生活有一种想象。当我做完这个研究以后，我需要连接到行动研究这一块，因此当时写的书是非常理论的。同时我也需要做自我批判。因为我当时在伦敦大学读书的时候，学了一大堆我认为非常没有用的理论，比如后现代理论，后结构理论等。我并不是说所有理论都没有用。而是因为这些后现代理论，后结构理论是西方在他们的社会情景下面，要来处理他们后工业化社会的，是他们的工厂已经搬到世界地方的范畴了，他们的社会出现的主要是消费主义建立的社会。所以他们的理论主要是用来处理他们的社会问题，可是我们在国内的精英，包括我自己，当我们去外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学的都是西方理论，其实往往是没办法对应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所以当我要来研究女工这样一个群体，在 90 年代早期的时候，在我研究完了之后，我从我的研究本身找不到出路，一点都找不到出路。
那么这个研究的经验有价值地方在哪里呢？当我 96 年在工厂待了八个月以后，做完我的前言，我最大的一个冲动就是想要在深圳建立一个女工中心。这种冲动已经超越了学术，因为学术上没有这个要求。可是我是走进了这个群体，或者说走进新的工人阶级里面去了，看到他们在 90 年代早期的时候跟资本斗争下面的无力，一种没办法的抗争。现在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代比较有力量，可是在 90 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力量是非常少的。正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情况，因此触动了我要跑回香港，找了香港很多社会工作室，找了很多大学的同学，跟他们说要在深圳成立一个女工中心。我记得当时我回去的时候，一下子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赞成的反应。然后我们找到了深圳工会，也找了妇联，还有广东省妇联，甚至深圳大学，可结果走了一大圈下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女工是他们保护的对象。工会当时给我的答复是说他们主要是职工是针对城市里面的国营或者是集体企业下面的工人，农民工不是他们的权力范围。可是在香港人非常努力奔波下，还是得到了当地一个区域的工会主席的支持，工会提供了“女工关怀”。“女工关怀”现在已经没有用这个 NGO 的牌子在国内活动了，因为珠江三角洲老的 NGO 已经成长、成立起来了。他们开始自己成立小的 NGO ，为这样的群体进行服务。所以话说回来，一种探索性的东西，是在你不很清楚，甚至你还没有找到一批女工或者男工，连要询问他们的问题是什么还不知道的时候，做的一个研究。这个时候我们的干预性会比较强一点点，甚至连提出问题也是比较外来的。但我们要肯定它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价值的话，就不会有社会干预。可是建立这个价值观有时候是需要不同的价值观的一种冲击。我现在讲一下这种价值的冲击和矛盾的地方。 90 年代中期的女工，大部分比今天的女工感觉满足，虽然他们当时的工资非常低，大概是 300 元到 500 元一个月，工时 14 个小时到 16 小时（这一点是我们高出经济发展实践累计出来的），并且社会对他们非常地排斥和歧视。几十年来都把他们理解是 “ 盲流 ” ，就是没有目的的到处跑的人。而我理解第一代打工者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为了赚钱，他们为了赚钱回去老家建房子，或者为了赚钱回去供他们的兄弟姊妹读书，或者为了赚钱回去让他们的爸爸做手术。虽然我们一直讲他们是盲流，可是他们的经济目标是非常具体的。其实当时我是非常愤怒的，由于我在香港的生活经验，我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度，是不会出现这么离谱的资本剥削情况的，我觉得这个情况不可接受，这就是我的价值的碰撞。可是当时的女工，他们真的是比较满足。他们会跟别人讲她在农村挣不到几十块钱，可现在一个月可以挣几百块。他们没有现如今大量的不满，也没有今天那么多的集体行动。所以当初你说要跟他一起来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寻找出路的时候，他肯定会说：“我现在能找到这份工作就是我最好的出路。”我说这些，是想丰富李志艳刚才讲的??我们理念的张力跟我们碰到的具体问题。那时建立女工关怀或者女工中心，提出要减少工时，需要加班费，这些都是在本土的价值观念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有的了。可我没有说这其中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因为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城市人有城市人的价值观，农村人有农村人的价值观。我们价值观的问题不在于说我们有时候提出的要求比较高。比如今天我们希望所有的研究都是行动研究，这个绝对是一个价值的碰撞，甚至这个听起来也会让人觉有点高。但我认为正因为我们缺乏一个改变世界，改变社会的震撼力在背后，因此价值肯定是要高于现实。如果农村的价值发展肯定落后于城市的价值发展，这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这是个具有排他性的东西。而相反如果是促进性的，是要向社会进步的，向好方面追求的话，我倒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东西。
第二种是共同参与式的行动研究 。我刚才讲探索性的行动研究在一开始不要想马上就可以找到一些女工，跟我们共同进行这样的探讨。可是我们现在马上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