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修：灾难孕育社会进步的可能
(作者为台北市民政局前局长)
川北的百年强震至今将近72小时，从网络与境外媒体的评价中，中国政府展现了极高效率。现下仍有数万同胞在土石瓦砾中生死未卜，此时谈抢救之外的事未免缓不济急。诚然震灾的抢险的确是争分夺秒的决战，但灾后重建却是社会整体的持久战，必须有配套的改革议程，灾后重建才可能成功。
灾难不只考验政府，也试炼着中国的公民社会。在救灾前期，真正能有贡献于第一线的必然是少数专业人士与强制纪律的部队，非灾民的广大公众若不想只安于当一个观众，公民社会就必须有想象力与实行力，以下仅建议三点：
首先是灾后重建的情境想定(scenario)。
古人常云：祸不单行。震灾之后可能伴随土石滑坡与疫情流行，更令人担心的还有即将而来的长江汛期与水库安危。与震灾同行的还可能有物价高企，关键材料囤积，有行无市。重建时必须谨慎处理土地的问题，过程中还要避免人谋不臧……
每个社会都会有其特殊的方式响应重大的挑战，也都有其强项与待学习的地方，状况想定越有现实感，社会自我实践的能力也就越强。此事必须集众人之智，自然不能只靠首长与其智囊。
可以想见的是，当8月奥运举办时，灾区必然还是百废待举，届时是一边庆祝一边流泪呢，还是可以有结合重建与奥运的新想法？北京原来的剧本有无更改的弹性？更为关键的是：全世界都会以灾区的重建，而非奥运的金牌数来衡量中国。
其次是反省国家的角色与限制。
震灾中的政府得到紧急的授权，可以调动一切资源并限制人民日常的自由，然而紧急权力是个古老的概念，古罗马设有执政官的制度，就是国家为了面对存亡而授予治理者极大的权力以作出决断。但如何授权，期限有多长，可以做哪些事，这些都需要公民同意，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体现。过与不及都非民众之福，日本社会对于灾难有强大的共识与基础建设，但1995年阪神地震时，却因拘泥于地方首长的副署，而使自卫队延迟进入灾区。
强大的能量与决心是中国政府救灾的强项，但政府既非万能，也不可能长期集中力量于一区一事。在灾害抢救上，国家力量绝对是先行且主导的，但在重建中，民间的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才是关键，其中又以组织化的宗教团体表现最为突出。
在台湾“9.21”震灾中，民间团体发挥了政府所没有的耐力与细致，而大陆对应的部份却仍在发育之中。
其三是善用连结国际与网络。
跨国合作的目的不只在救急与物资供应，而在于取信于国际与互相学习。切勿把全球知名的非营利组织当成政府的延伸，他们是欧美公民社会的展现，也许价值观未必与中国的民意合拍，但其初衷与实绩倒还经得起检验，中国需要这种软实力就像需要大飞机一样殷切。
以印度尼西亚亚齐省为例，海啸带来超过二十万人的死亡。但国际的调停协助，使得亚齐打开独立内战的死结，走向重建之路。
此外，正确及时的信息只是传媒第一步，网络在救灾上的潜能仍有待开发，如动员公众协寻失踪亲友，安慰家属，媒合认养学童等。而在重建的过程中，也可以迅速地获得信息。从政府的角度而言，公开信息可以降低贪污、以权谋私的疑虑。
至于非灾区的朋友，我的建议是别急于现在去灾区。或许可以对自己许下承诺，在一年内要去灾区从事志愿服务，并对西南与山区少数民族的处境付出心力。这场地震真正严峻的挑战是灾区经济的萧条，而重建的大敌是公众的遗忘。
灾难里孕育着社会进步的可能，灾难也可能拆解原来的社会对立与藩篱。1935年，台湾发生百年不遇的大地震，死伤数以万计，但日本殖民政府却善用这个机遇，试图在救灾的过程中，强化日台一体的认同，化解统治的矛盾，并在隔年开办台湾的地方选举。但愿汶川的灾难成为社会进步的新起点。
桂迎：一个日本男孩咋活过地下13天
(作者为浙江大学副教授)
汶川大地震牵动亿万人的心，每天看着电视里从坍塌楼房下抢救还能出声的孩子们，心如刀割。
我多次经历过地震，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在日本京都经历5.8级阪神大地震。早上5点17分，大地带着呼啸声，震动和晃荡让池水泼出，路面开裂，桥梁扭曲变形，想往外逃，门变了形，怎么也开不了门。好不容易出门，地震停了。与我的张皇失措相比，日本人的沉稳应对是当时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后来慢慢了解，日本人从小就开始接受防灾抗灾教育。学校专门开课教授灾害来临时应如何行动等应急常识，社会上也时常有防灾救灾的专门展览和常设机构，让市民实际体验灾难来临时的感受，练习如何逃生和自救。每个社区会有专门负责的业余义务防灾人员，带领在家的闲散老弱和女士认真训练，每个单位都有专门的组织，把大灾来临时各司其职的任务分派到每个人反复练习以便应对，所有的人都认真参与。
阪神大地震13天后，我看到电视上一名9岁男孩被救出的全过程。最后那个孩子腿骨折，瘦得只剩一口气。被蒙着眼睛通过通道救出时，他手上抱着一个还残留四分之一水的可乐瓶！难以想象这孩子，如何在12秒的逃生时间里，迅速抱着水瓶躲在安全的坚硬物体下，又是怎样在漆黑的地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水，等待着度过13天的时间。如果没有平时防灾的训练和坚强的心理素质，怎可能有最后生还的机缘？
秋风：宗教可发挥更大救灾作用
(作者为政治学者)
汶川大地震带走了大量同胞的生命。很多人似乎无意识地在媒体上为这些死者、生者“祈祷”、“祈福”，有人说我们应有一颗“悲悯”之心，还有人说，“天佑中华”。这些用语，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种近似本能的情感反应也提醒人们，宗教可以在救灾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不论中外，日常的慈善救济活动，主要是由宗教组织承担的，甚至医院最初也是附属于教会的。出现天灾人祸，宗教组织也是救灾的主力。到20世纪之后，国家能力极大强化，建立了强有力的应急救灾机制。这样，政府就成为救灾的主角。政府能够有效地集中资源，便利地动用各种公共设施，尤其是利用高度组织化的军队，因而救灾效率确实大幅度提高了。
不过，国家救灾也有其力所不能及之处。概括而言，国家救灾在灾难发生时偏重于拯救生命，在灾后则主要是向灾民提供物质援助。这些帮助必不可少，但很显然，对于灾难中的死者、生者来说，光有这些又是不够的。
灾难中的受害者，不论是生者、死者，他们是人。他们的生命是丰富的，人除了躯体之外，更有心灵，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状况又决定着人的肉体的感觉。因此，人除了需要物质资源的支持之外，也需要精神的支撑。尤其是身处灾难之中，人或者已经死亡，显然是需要某种永恒的安宁。或者是幸存者，眼见得亲人悲惨地离去，他们的心灵肯定十分脆弱，需要抚慰。
对于这种精神需求，政府的应急救灾体系是无力提供的，这已超出国家能力的范围。人们建立国家，本来也没有指望国家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在长期自发演进而形成的社会中，另有一种制度具有满足人?D?D至少是大多数普通民众?D?D的这种需求的能力，那就是宗教。
当然，历史上，宗教组织也一度有能力支配很多资源，所以，也可以向身处困境和灾难中的民众提供物质援助。到了现代，相对于政府的社会救助和应急救灾体系来说，相对于现代的世俗化的公民公益慈善组织来说，宗教所能提供的资源确实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宗教具备的满足大量普通民众精神需求的能力，却是各种世俗性组织难以取代的。这也正是宗教能够及应该在日常的社会慈善救济及特殊时期的应急救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理由。
这一点，在灾后的重建过程中尤其重要。首先，在应急救灾完成后，政府的作用将会减弱。政府确实会采取财政转移的方式支持灾区重建，但是，政府的重建措施仍然是物质性的，而且可以相信，是宏观层面上的，比如恢复共用设施等等。各个家庭也可以获得一些财政援助，但这种援助未必能够满足各家庭需求。政府的管治体系很难对每个家庭给予细致入微的关怀。但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们的资源尽管有限，但其分配却可以更好地瞄准家庭的具体需要。这些民间组织也可以对灾区给予持续的关注。当然，受害民众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灾难后的精神需求，可能非常强烈。在地震较为严重的地区，很可能每家都有死亡，由此将出现大量鳏寡孤独，他们在经历了地震最初的心灵震撼乃至麻木之后，将承受难以名状的孤独、恐惧等心理的折磨。但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向这些遭受精神痛苦的民众提供帮助，而民间组织，尤其是宗教组织，可以较为有效地慰藉民众的心灵，缓解其精神痛苦。
可以说，政府与民间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各自发挥其比较优势，分别满足受害同胞的不同需求，是最优的救灾策略，是灾民之福。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各地寺庙、教堂已聚集一定资源，具有一定公益意识，相信他们也能够在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而这是中国形成优良治理秩序的重要课题。
雨山：赈灾何妨更多民间参与
(作者为NGO工作人员)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向灾区捐款的高潮。中国红十字会公布的捐款热线一经公布即被打爆，最后只好借助媒体公布了红十字会银行捐款专用账户。为捐款，不仅媒体，私人关系也派上用场。比如，近日我就收到一个朋友的来电“求助”，他们打不通红十字会的捐款热线，想到通过熟人找到红十字会，代为转交捐款。
捐款电话被打爆，固然反映出公众的爱心，可是赈灾需要的不仅仅是热情和爱心，还需要专业技能和充分的准备。红十字会对类似的重大灾情应有所准备。相应地，应该开通更多的捐款热线，安排更多人接听热线，以及通过其他措施，确保每个捐款人的善意能够及时表达。如今各级政府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都有详尽的应急预案。但此次地震中公众的捐款困境，可以看出红十字会在捐款的专业化上存在改善空间。这些技术问题看起来小，实则反映红十字会在应对重大灾害时不可承受之重。
这次地震遭遇的捐款瓶颈，也对中国长期的民间组织发展政策提出了挑战。面对重大灾情，政府快速应对固然重要，多方位的公众参与也不可或缺。但是，按照民政部的相关政策，只有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少数几家机构，才被授权在公众中开展筹款。这次地震和它带来的次生性灾害，以及社会心理方面的危机，决定了灾民求助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事实证明，仅靠中国红十字会等少数几家民间组织，难以满足重大灾情发生时的复杂救助需求。
再如，从捐款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捐款之后，会关心善款如何尽快到灾民手中，如何派上最好的用场，满足灾民最迫切的需要。对这些救助机构来说，筹集善款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高效使用善款，同时向善款捐助者通报使用情况，对他们负责。而在一个垄断的，没有竞争的封闭救助体系中，少数几家慈善机构，是缺乏足够的动力和公众的监督压力去考虑上述问题的。一方面灾情深重，红十字会等机构难以应对，另一方面诸多社会民间组织意欲在救灾中有所作为，却不得其门而入。这几天，不少民间组织积极联系，希望介入救灾工作，但最后只能私下里组织小范围捐款，影响力十分有限，更难有其他介入途径。
希望这次地震能成为中国建立政府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的综合性灾害救助体系的契机。如果政府从法律法规的层面适度放开，允许更多的社会民间机构加入到救灾工作中，并鼓励适度竞争，将促进各类民间机构提升公信力和专业水准，更有效地协助政府参与救灾工作，分担政府在救灾中的重担。
梁文道：万众一心，表达不同
(作者为凤凰卫视主持人)
四川震灾发生之后，我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入睡，只能日夜守在电视和电脑旁边，一边等着最新的消息，一边忧心如焚地思忖着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除了捐款与诵经，我们这些身在远方而且没有专门技能的人，到底还能帮上些什么忙呢？
然后我看到有人开始质疑震灾前的预警工作。据说早在5月3日晚上就有群众致电四川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查询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可是当局视为谣传，于是开始了“辟谣工作”，并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网页上发布在有关当局的“主动解释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绪”的消息。再来则有人批评灾区的学校建筑有问题，其中极可能发生了偷工减料的情况，否则倒塌的怎么多是学校呢？
这种种反思言论发出之后，自然会引起一些网民的不满。他们会想，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大家应该一心救灾，而不是坐在一边批评这个讥讽那个，与其空谈，不如行动。钱钢先生也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至于有的传媒，震中信息尚且朦胧难辨，就已经主题先行，搞策划，玩深沉，就更不合时宜。”
我完全同意钱先生所言，在基础事实都还没办法弄清楚之前就开始大搞策划，确实有违媒体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场化时代的机制冷酷，那些媒体的编辑与记者何尝不伤怀急切如你我，说不定他们私下还捐赠了许多现金与物资。只不过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之下脱颖而出，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于是想方设法地构思和别人不同的主题，试图在一片震灾的报道中独树一帜。至于那些现在就把焦点放在反思和问责的论者，我就实在不敢苟责了。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实在不是源自凉薄的心态，而是另一种关怀的表现。受到这么大的震动，除了默哀、祈祷与捐助，他们一定还想找到更多的表达途径。思量下来，你很自然地就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悲剧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你也很自然地会想这一切又该如何防止，是不是还有更多更好的预备工作呢？
没有人只想“空谈”，问题是除了为救灾抢险的工作打气，除了以言语表达哀思之外，绝大部分的人还可以说些什么呢？人的思维广阔，及至无限；而言论的表述则是此无限思维的直接产物。要他们不在这时候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某程度上就是要求大家只能用一种思维方式去体现万众一心的崇高。
我们常常强调“万众一心”，不一定是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只是总想界定差异存在与不存在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奥运火炬惹起对立的时刻，有人就要再三强调“一致对外”，停止批评自己人。在西藏发生暴乱的时候，就应团结起来谴责暴徒，不要来什么反省。然而，谁去界定万众一心暂停差异的合理时刻呢？基于什么标准？所谓的“万众一心”又该怎么个“一心”法呢？
同样地，对于那些即使批评防震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朋友，你也不能用“万众一心”的布条去暂时塞住他们的嘴。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那顶多是不顾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门，所以说出来的话不只令人听不进去还徒惹反感。不过，差异毕竟是不容易抹煞的，连另类意见与言论出现的时机也是不能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和权力。更何况大家或确实享有同一种心情，只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罢了。
沈睿：世界的心与震区人民在一起
(作者为旅美学者)
汶川大地震把世界的心都震动了。我们这些远离地震地区的人，看着电视上倒塌的大楼，房屋，看着电视上孩子从瓦砾中伸出的呼救的手，心跟那些焦虑的亲人们一起焦虑，一起沉重。我看着电视上的画面，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老天爷，那倒塌的学校内九百多个孩子的父母会怎样绝望？他们的哭喊将撕破天空，他们将永远、永远也无法从这样的灾难中缓过来。
今晚美国国家公共电视台上的头条消息就是中国。身在成都的美国记者、国家公共电台的罗伯特?斯格尔几个小时前从成都打电话回来，报道说中国政府在灾难发生后反应迅速，他们的表现相当出色。社会在巨大灾难的情况下保持着稳定的秩序，也让人感叹。听到这样的描述，我为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中国人民表现的忍耐、坚毅而倍感自豪。
电视上画面是大雨中坐在塑料布下的人群，那些焦虑疲惫茫然的脸，那倾盆的大雨。看着这样的画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分享着灾区人们的焦虑，分享那种几乎懵了的无助无力和无法言说的沉痛。我知道焦虑的感觉，我知道灾难袭击后的几乎丧失感觉的茫然和震惊。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北京平谷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没有电话，没有交通，我们跟着农民一起，第二天在暴雨中躲在自己搭的小棚子里，心中一片迷茫，既没有信息，也没有办法离开。我们是三天后一个同学的家长派车把我们接回北京的。
此刻，我们这些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我们的心与震区人民在一起。我们很多人几乎就挂在网上，时刻关注灾情报告。网上什么样的消息都有，但我希望我们能接受前几天缅甸风暴袭击的教训，也接受2005年美国卡特丽娜飓风的教训。
灾情信息公开透明，让世界了解真相，需要援助就呼吁援助。缅甸风灾后，缅甸军政府先是捂着灾情，不报道真实情况，也不接受国际援助，后来被迫接受援助了，可是直到今天，还不允许大规模的援助进入缅甸。这种封锁没给受灾人民带来任何好处，更暴露出缅甸政府对人民的冷酷无情。现在全世界都在指责缅甸政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批评缅甸政府的行为是“对这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不可接受的缓慢反应”。中国政府对这场地震的反应和应急措施要好得多，已赢得国际赞扬。但由于震中地区的交通中断等，灾区情况仍不明了，希望政府能一边镇静地组织救灾，一边相信人民，向世界通报震情。只要震情如实通报，人们就会理解和建立信任。同时，灾区如果需要世界援助，就坦率地伸出手。没有人会因为中国呼吁帮助而认为中国无能自救。相反，这次灾难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携手合作的机会，真实地报告灾情，呼吁和接受帮助，将会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是让世界了解和认识一个现代化过程的中国的良好时机。
信息公开透明，也会进一步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此时此刻，汶川震区的人民、全国人民都仍在震后情绪的直接反应中，随着时间推移，直接的震惊会变成反思、责备、批评等等，特别是家中有人遇难的亲人朋友，情绪会更为激烈。美国新奥尔良2005年飓风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灾难发生后，当地政府没能清楚地报告受灾信息，也没能有效地组织救灾，灾后人民对政府信任度大幅度下降，不满大幅度增加。我们要接受美国的教训。从目前的报道上看，中国政府和救援人员正在积极有效地进行救灾工作，我们期待更透明的信息。这些真实的信息不但会让任何猜测和谣言不攻自破，也会增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还会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