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大陆的东南部有个狭长的内陆国家，叫马拉维。马拉维气候干旱炎热， 有一千一百万人口，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马拉维，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整个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些患艾滋病的年轻夫妇死亡之后，留下了二十多万孤儿，他们在无望中生活。为了帮助那里的人们，为了宣传预防艾滋病，不少人都向非洲伸出了援助之手，邹昂女士便是其中之一。
自费去当志愿者
我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到中国外贸出口公司工作，1991年离开那里去了外企，在一家香港公司工作，做高层主管。1996年我去了美国，住在西岸华盛顿州。在那儿待了一年多时间，考虑到孩子在国内，就于1997年圣诞节回国。在国外的那段时间，感到生活有点无聊，我发现钱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我决定选择一份充实的生活。
1998年我得知一个丹麦非政府组织发起“人民援助人民”活动，其中一项工作是宣传预防艾滋病，援助非洲。他们在招募志愿者，我觉得我应该报名。下这个决心对已经四十岁的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当我去询问时，答说旅费生活费及培训费自理。我真是大吃一惊，有没有搞错，我是去做志愿者，还要我交钱？！去自愿帮助非洲人民不但不挣钱，还要交钱，这么做，值不值得？当时我很犹豫。以前我确实曾想过去非洲旅游，但不是这个去法。这时，我儿子决定去当兵。孩子这一走，促使我下决心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去勇敢尝试。
1999年2月1日我启程到丹麦。下飞机时已经是午夜两点，早晨七点就有人敲我房门说训练开始了。我把来人推出门去，说道：不行，不行，我困死了，咱们十二点以后见。可等我起来一看，所有新到的学员都已经开始生存训练了。
丹麦的培训学校非常注意提升我们的开拓能力和吃苦耐劳的品格，同时也特别注意让我们树立团队精神。两三个人相互配合，就是一个团队，内部互相检查。完成所有任务全靠我们自己。除了卫生、地理、语言、体能等等课程之外，还要做到生活自理。每个人要轮流排班为将近四十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买菜做饭。做一餐两餐可以，时间长了，就开始有人溜号。虽然墙上贴着值班表，但仍有人不遵守，自己跑去吃餐馆。在没有人做的时候，经常是我和同屋的日本姑娘德子给大家做饭，我们俩几乎始终坚持补位，一直做到我们动身去非洲。
我在丹麦参加了半年培训。培训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是坐在教室听课、讨论，轻松愉快，而是一种很有“实战”精神的全方位培训。除了学习基本的知识外，还有技能培训和实践课程，我们没有节假日；半年的培训生活非常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为去非洲做了前期准备。事实证明那段特殊的培训非常必要。它为后来我们在非洲开展工作打了一个好基础。
最难的课程：募捐
我们的课程上到一半时，进入最艰难的一门：募捐筹款。当老师宣布要走出课堂在实践中见习这门课程时，几乎所有的学员都表示反对。但是老师坚持必须有这一课，说这样做，对当一名志愿者是非常必要的，学校对我们有要求，我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每个人要筹到非洲所需的若干款项，否则就不能毕业。而且要求我们自己想办法筹款，他们的理由是去非洲工作没有人会帮助我们，完全要自己面对和处理各种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体验并学习如何面对挑战。开始时，我们非常不理解，很多人有情绪，导致了一小部分人开始离开，退出了培训。开始在丹麦参加培训的有四十多人，半年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二十多个人。
我们之中有富商的女儿，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是波兰贵族，一位女士是卖了她的宝马车来的。听说第二天要一分一分钱地去募捐，大家都默默地坐在一起喝咖啡，一言不发。那天晚上，气氛非常沉闷。第二天我们穿上非常俭朴的衣服上路了。学校的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人多的地方就开走了。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敢开口。眼看着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分钱也没募到。如果不开口募捐，我们就连回校的车钱也没有。渐渐，比较开朗的欧洲人分开了，他们向来往的行人解释他们的请求。他们分别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宣传品，向他们展示非洲项目的照片，并面带笑容地告诉人们，我们打算到非洲去做救援工作，请求资助。有人给几个钢蹦儿，有的人只是斜睨了一眼。
我、德子和一个新加坡人在一块儿，因为都是东方人，我们成了好朋友。东方人的羞涩使我们无论如何开不了口，第一天一无所获。内心的折磨和痛苦远超过身体的疲乏，募捐行动对人真是一种挑战。有时候我们三个人站在路旁，劝说人捐款。有的人会捐一点儿，但也有人不给。站在那里的感觉实在不那么舒服。德子为筹款哭了好几回。我们的学校离海边很近，打长途电话要到不远的小镇上，她几次跑到镇上给她在日本的男朋友打电话。有一次她抱着我哭，说她从来没有这样“乞求过钱”，她受不了。那个新加坡人，在第一天募捐结束后就告诉我，她要离开丹麦回新加坡去，受不了这样“要钱”。第三天她真的要走了。那时候，我们面对着时时刻刻的考验，心理和精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要面对一个个朋友的离去。如果当初在国内我知道筹款课是这样的，我不会报名去非洲的。
大家为了实现筹款这个目标互相鼓励、支持，那时我尤其感到友情的重要。筹款的第二天我豁出去了，我看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便走上前说：“我们要去非洲帮助那里的孤儿，您愿意为我们捐款吗？”老人说：“你们的义举非常值得称道，但是，我今天确实没带钱。”虽然我没有得到钱，但感觉好多了。
我也遇到过很让人感动的事。记得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恶劣的天气把我冻得够呛。我浑身被打湿，冷得瑟瑟发抖。那天我到一个城市的火车站筹款，站了一会儿，只见一位年轻和一位年老的妇女走了过来，我走过去告诉她们我的请求。那位老人听了以后，不但要给我们募捐，还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我告诉她，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小组，一起有四个人。她说我一起请。四个人她都请了。我们到了她家，她不但做饭给我们吃，还给我们每人一份钱款。我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这批国际学生为了能筹到钱，完成这门重要的课程，每个人都发挥了最大的能力，想了各种办法。我们曾帮一所中学把所有的教室门重新粉刷一遍，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很辛苦。我还干了许多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干过的工作，比如去清理平房的屋顶，要克服惧怕房顶陡坡的心理，把房顶屋檐的雨水和树叶清理干净。我还和我们团队的其他人一起到居民住宅区，挨家挨户卖过花。
我感到自己在磨练的过程中不断地增加了敢于尝试的勇气和能力。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去丹麦最北部城市的一所学校住了几天，当时只有一辆车，临回学校前恰恰又有两位同学分别从波兰和巴西加入到我们的赴非洲团队中来。这样车挤不下这么多人，晚上开会时校方告诉我们必须有三个人搭便车回去，学校不给这三个人一分钱，只能设法去拦车。很长时间屋内一片寂静，在寒冷的北欧，早春是没有愿意站在马路边上挥手拦车的。我见半天没人举手，就举起手来，希望有一次勇敢的尝试。另外一个丹麦小伙子立刻也举起手来，他说女士如拦车当地人愿意给搭，尤其是外国人更好搭车，他愿意与我同行，他也算一个。
第二天早上，我们俩身背大旅行背包，站在路旁，手上举着我们要去地点的硬纸牌，这样车在老远就可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一开始就比较顺利，从丹麦的最北头城市出发（靠近瑞典），不断的有便车让我们搭乘。那天风刮得很大，后来在靠近哥本哈根的农村地区，我们下了一辆车后，一直招手拦车，许多车都不停。突然有一辆大卡车已经开过去了，司机又把车开了回来。让我们上车，后来他告诉我，车开过的时候他才看到我们，他感觉我可能是中国人就赶快将车停下。这个丹麦人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他开了一家货运公司，生意不错。路上他告诉我，他曾旅游去过北京、西安和上海。他说他对中国人有特别的好感，还一再说他应该帮助我们。他把我们带了一段，临下车时给了我他的名片。就这样，我们从北部出发先后换了六辆车花了七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六点以前回到了我们在南部的学校。
记得当我们出现在学校时，坐校车先返校的同伴们每人都以拥抱来迎接我们的归来。那一时刻我好幸福。回头看看在丹麦的每一个经历和每一次挑战，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在变化；我仿佛又回到了二三十岁的青年时代，少了几分犹豫和彷徨，多了几分勇气和果敢。
在三重挑战中当好志愿者
到了马拉维，我们与英国去的志愿者们一起，编成三个团队，大家相互支持。我们在那儿遇到了三重挑战：首先是生活条件很差。在马拉维，环境对我来说实在是变化太大了，我们的房子房顶只是一层铁皮，在非洲炎热的阳光曝晒下，热气通过铁皮传到房子里，热极了；在我们的房子里既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视。我自己住的小屋，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写信和日记只能坐在床上。因为蚊子太多，而且它可能传染疟疾，所以我们晚上只好钻进蚊帐看书、写东西。当地经常停电，停电时只能在院子里摆上三块石头架上锅，生火做饭。
第二重挑战是工作上的。非洲是艾滋病泛滥的重灾区。我在马拉维的工作是到一个新的地区开展预防艾滋病工作。我要负责九个学校的艾滋病宣传工作，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当我被告知，我一个人要负责一个新的地区时，确实工作压力很大。刚到马拉维，人生地不熟，就被独自派到新的地区工作，但我很自信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不得不归功于在丹麦的挑战极限的培训，那使我们具备了应付挑战的能力。当地虽然通用英语，但是说得十分不标准。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重新学习语言、设法交流的问题。我去新地区与各学校联络，目的是能开设艾滋病预防的课程，开始他们不同意，我就花时间反复给他们讲了解艾滋病的重要性。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落实了几所学校。我曾遭到有的学校的拒绝，有当地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原因，也有宗教背景的影响。这期间，我也遇到过很友好的校长，我提出什么，有时他
们并不反对。我组织学生演预防艾滋病的节目，让他们排活报剧，分角色扮演，到街上去演出，给当地的百姓看。那里的百姓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以学生的演出很受欢迎，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马拉维的学生虽然很穷，但特别好学，在讲完艾滋病预防知识后他们总是问很多艾滋病以外的问题。
在那儿开展工作的确挺不容易的。比如免费发放避孕套是预防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工作，而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那里的人不肯用避孕套，甚至会认为艾滋病是避孕套带来的。还有来自宗教观念的阻挠。他们说，神要我们生养众多，节育是不可以的。所以工作不太好开展。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不断地给当地人做培训，制作一些宣传品，这些对他们的触动都挺大的。
我要去工作的学校大部分都在山区。我要轮流去九所学校，大多数时候是我一个人背着包去各个学校。那里山虽然不是特别高，但路很不好走，路况不好。我只能每天穿着大靴子来回走。我的皮肤已经被太阳晒得很黑了，但是仍然不像非洲人耐晒，总是晒得疼痛难忍。后来干脆无论天气多么炎热我也穿长袖衣服。所以常是浑身汗水淋漓。中午没有地方吃饭，我只能带上煮好的鸡蛋作为午饭，找个树阴坐下来吃。有时天气太热，我带的水不够喝，路上没有地方买水，到下午只好忍着，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在马拉维，当地人误传中国人吃人。开始我并不知道，当我去学校时，一介绍我是中国人，就会引起一阵哗然。后来我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他们看到我的工作，才改变了偏见。有一个台湾人告诉我，他在马拉维的住处曾被袭击过。幸好他反应快，穿着裤衩从窗户跳了出去，躲了起来，才幸免出事，但是家被抢劫了。我去学校有时想抄小路走，我问路一般问小孩，而尽量避免向男人问路。但小孩有时不懂英文，常会指错路。各种挑战和危险还是存在的。
再一个挑战是个人承受力的挑战。我们在非洲工作，缺少及时的心理支持，不少时候遇到困难，完全要靠自己挺着。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素质特别重要。在我们的组织中，如有一个人离开了，都会对大家的心理造成冲击。我常常觉得有一种心力枯竭的感觉，我觉得仅仅有热情、有爱心是不够的。面对着当地贫穷问题和生存的困境，我常常不知如何帮助他们才好。比如我们在那里做人口调查，有的妇女生了十个孩子，居然全死了，一个也没能活下来。我们去调查的所有的家庭，没有一个家庭是没死过孩子的。可是说起这个，他们显然并不很悲哀，好像都麻木了。面对这样一种窘境，我觉得谈妇女的权利、谈健康权，谈各种天赋人权，总显得有点奢侈。
我在周末经常到当地孤儿院去看孤儿。这些孤儿都是父母因艾滋病死后无人看管而到那里的，很可怜。每天放了学只有亲戚来接，看他们走在山路上，被人呵斥的样子，真让我揪心。他们中有的人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家里穷得要命，几乎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有一点玉米糊，用手抓着吃，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这些孤儿中有的人连鸡蛋都没吃过。我曾给一位孤儿一个鸡蛋，他不舍得吃，咽下口水，收起鸡蛋要去换别的东西。这些看得我心里特别难过。
有一个周末，我去访问孤儿，准备把当地一位穆斯林给我们斋月的美味食品，送给孤儿吃。这位穆斯林是当地玉米加工厂的厂长，年已六十岁，在当地应算是富人。当我走在路上碰到他开车路过，他一定要送我去山上的孤儿家，并说很想看看我是怎样做这样的社会工作的。当我把省下未吃的斋月食品当着他的面送给孤儿时，我很不好意思，惟恐他会认为我“借花献佛”。但那一次对他的震动似乎也很大。
回首往事，有很多的经历和故事历历在目。我十分感激这段人生经历。这段志愿者生活使我得到了锻炼，也使我有机会发现我自己的潜能和尚未发挥出来的资源，通过那些艰苦的经历使我常常直面我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弱点。正是这一段不平常的非洲生活经历，使我个人成长很快。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做一些事情，来回报这个社会，实际上是我们的福分。当我们能给予那些有需求的人一些帮助时，实际上我们正接受了他们所赠与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是我原来所没有想到的。那段志愿者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内在生命，它使我对世界和周围事物的看法有所不同，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变得很淡漠。以前我在公司工作时，也会争名逐利，经历这一番非洲之行以后，我觉得自己变了，升华了。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口述历史》，此文原题为《我的心留在了非洲》，邹昂口述，丁宁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