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闻，前几天，由民政部指导、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承办的“2010慈善大典暨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典礼”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发布仪式。这个排行榜特别吸引人注意的是，蒙牛乳业的牛根生获得“2010中国慈善事业终身成就”称号。
这实在是让人非常愕然，众所周知，牛总对于三聚氰胺奶粉受害儿童和家属承担的责任，表现得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相距甚远。
不过牛根生在慈善方面的举动，却颇为高调，2005年把自己在蒙牛的股权据说价值50亿拿出来成立了“老牛基金”，号称要做慈善。如果真是如此，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按股息，每年都能拿出一个多亿来作慈善，在网上还看到一个数字号称“2009年，牛根生捐赠超过4.18亿元”。这对于饥渴的中国民间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规模。
不过这个基金会的运作实在“低调”得出奇，或者说是神秘。这么大规模的公益基金连自己的网站都没有，也不知道这个老牛基金究竟如何运作，资助的规则是什么？民间公益组织如何向他们申请资助？连114查询台也不能查到关于老牛基金的任何联系方式，我向一些公益领域的朋友们打听，他们也理解不了，老牛基金号称这么多钱都用到哪里了？
当然要绝对说老牛基金对公益事业一分钱都没捐也不客观，在网上也能查到有限的几条慈善记录“老牛基金会30万元捐建旱灾地区100口水窖”，“老牛基金会捐赠团二小三万元”之类，网上看到的比较大的一笔捐款是630万元，给“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办公室”。这些确实也值得鼓励，不过实在看不出有什么能算作是“终生成就”的地方。
这种颁奖方法，就好像电影协会给某演员颁了个奥斯卡终生成就奖，但谁都不知道这个“著名演员”，拍过什么经典的电影？这不是滑了天下之大稽么？
由此看来这个“民政部指导、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承办”的慈善大典，要么是太山寨，要么是太势利。
不由让我联想到2001年的张荣坤，那年的张荣坤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活动上出手200万元，拿下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状元”，并且发表了觉悟很高的言论“对我来说，捐个100万，不过意味着今年少换一辆车，少买一套房。”于是张荣坤荣获了上海市“慈善之星”、民政部先进个人等多项政府嘉奖。2002年5月，张荣坤成为上海市慈善中教基金名誉副会长；7月，再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8月，又任上海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后来设保案东窗事发，人们才明白这个“慈善之星”如何以慈善为敲门砖，以慈善为官太太们捧场，最终接近权力的路线图。我到现在都很好奇，张荣坤的慈善捐献，都用到哪里去了，究竟做了些什么？很多人似乎已经感悟出来，慈善不是通向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而是通向权力的捷径。
也许张荣坤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不过现在媒体宣传的一些慈善调子唱得很高，慈善行为却让人看不明白的慈善家确实是越来越多，慈善好像成了一个最时髦的秀场。如果我们根据一个人公开宣称他捐了多少钱，搞个排行榜，而不看他的捐赠为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就可以把一个人称作“慈善家”，按这样的标准，恐怕张荣坤也确实可以当之无愧的得一个“慈善事业终生成就奖”。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洛克菲勒，1913年，以他名字命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纽约正式注册成立了。在头一年他做出的决策就是资助中国,那时的中国是西方人眼里的“异教徒”之国,并且疾病流行。于是董事会给出的建议是“渐进有序地在中国发展一个完善的,有效的医学系统”，这项计划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最著名的协和医学院的缘起。在1915年建院协议达成的时候，就设定了目标“建立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退伍，装备优秀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师医院和护士学校。”为了建设这所“同样好”的学校，很多材料都得进口，甚至抽水马桶都从美国运来。据说当时的中国人把这所耗资巨大的学校称做“油王府”。除了在硬件上的巨大投入，在聘请优秀教师上更加不遗余力，后来统计建校的成本就有750万美元，当时一加仑汽油的价格是5美分，在基金会建立的最初十年，共1000万美金用在了协和医学院上，甚至远远超过了捐赠给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钱。当我们今天还在为什么是研究型大学而争论的时候，当年协和的目标就是为中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医学人才。后来中国的第一代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如林巧稚，吴阶平等几乎尽出协和。协和医学院不仅教学生对专业的探索，而且培养他们对同胞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很多人以为是毛主席发明的“赤脚医生”这一模式，就是1930年协和毕业生陈志潜，获得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创立的。
慈善的本意，是一个卓越的人，如何用他的财富或才干，富有创造性的造福同胞。如果我们不在中国鼓励至少具有洛克菲勒的精神，以事业的态度对待慈善的真正严肃的捐赠者。给一些靠数字而不靠事业频频出风头的慈善家颁“终生成就奖”，只会闹出更多的笑话，并且败坏中国公益领域的风气。
